移民（圖片來源: Adobe stock）
為什麼很多中國人都想要移民去西方國家？特別是那些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受益，也有能力讓他們的親屬和子女繼承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可絕大多數還是首選讓自己的親人移居海外，讓自己的子女出生在海外甚至放棄中國國籍。到底是什麼讓這部分人也無法在中國獲得歸屬感和安全感？
要理解他們的感受，我們不妨先看看中國和西方政府在面對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這兩件大事中的具體表現。疫情爆發後對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安全都造成了重大威脅。面對疫情，西方各國政府的應對措施基本都是：首先分析病毒特性和疫情發展規律，在保證民生的基礎上頒布一系列出行和聚集限制令，降低傳染速度；接下來全力開發疫苗和特效藥；在高效疫苗開發成功後盡快在民眾中推廣接種，最終實現群體免疫並逐步開放讓社會生活恢復常態。雖然各國步調並不完全一致，但方向還是統一的，並且基本上都對國民做到了信息透明，讓大家瞭解政府的計畫和實現開發的具體指標，並幫助民眾做好恢復生活生產的物質準備。中國的應對方式就很不相同。疫情初期，中共政府第一時間做的是對國內外隱瞞疫情，直到無法隱瞞後突然對武漢封城，但還是拚命隱瞞真實的感染數字和重症死亡率。接下來就是長達三年的對外封閉和對內不同城市地區輪番休克式封城隔離。大家不知道病毒的真實起源和特性，不知道國家和地方層面的感染程度和趨勢，不知道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具體應對方案和實施計畫，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被限製出行、強制居家、拉去方艙以及多長時間才會恢復。中共開發出的滅活疫苗雖然被充分證明其低效且副作用較嚴重，但出於莫名其妙的政治原因就是不肯引進西方高效的疫苗。當三年後全國人民都以為疫情可怕必須長期封控時，中共又突然全國躺平式開放，搞得所有人措手不及，連最基本的退燒藥都儲備不足，導致極高的死亡率。一個是信息透明計畫詳細安排充分，一個是完全相反一無所知一切皆有可能，大家更願意生活在哪種社會中可想而知。
俄烏戰爭發生後西方主要國家對戰爭的定性（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和態度（支持烏克蘭反侵略）上是一致的。這毫不令人意外，因為對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追求是這些國家的基本價值觀。因此他們政府的對策也是高度可預期的：對俄羅斯的譴責制裁及對烏克蘭的人道幫助和軍事支援，區別僅僅在於力度的不同而已。這些國家的民眾很明確自己政府的立場，也可以在個人生活中做出趨利避害的選擇（如避免與俄國企業做生意）。反觀中共政府呢，則態度曖昧不清，至今不給該戰爭定性，明面上也不站隊支持任何一方。中國民間輿論則分為兩派，一派出於意識形態站隊支持俄國，另一派則出於正義良知支持烏克蘭，但官方似乎也沒有刻意壓制任何一派的發聲。具體行動上，中共不肯配合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但軍事上目前為止還不敢明目張膽的支援俄國。中國的普通百姓對此恐怕是十分不安的，萬一中共頭腦一熱（這是很有可能的）公開軍援俄羅斯，那將引來國際社會的制裁升級，使中國本就凋敝的民生雪上加霜。
中共的官員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級的頭目們都特別喜歡「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有的是把它當作口號來叫，似乎體現了諸葛亮那種事必躬親的美德，但很多官員也確實享受那種權力帶來的快感和對控制欲的滿足。從治國的角度來講，一把手凡事親自指揮是否有其弊端呢？
很多事情換個說法就會顯現其本質。「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聽著很正面，但刻意強調「親自」不就是說這些事情本來不應該由其直接干涉，實際上就是軍事上最忌諱的越級指揮嗎？越級指揮的弊端是低效和混亂。越是大型的組織，其領導者就越難把握所有基層的實際情況，那麼越級指揮就會偏離最優解決方案，造成效率低下。同時越級指揮還容易造成政出多門的現象，基層執行者可能接到來自不同層級相互矛盾的指令，混亂難以避免。
在中共這種下級對上級負責，領導有絕對權威的體制下，一把手親自指揮部署還會造成一種獨特的弊病：中層官僚的的不作為。不同領域都有相應的專家組成的中層官僚服務於具體部門，他們應當以自己的專業知識為具體事物提供專業的解決方案。可是一把手喜歡親自指揮，那萬一他們的專業方案與一把手的思路相牴觸怎麼辦？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什麼都不做，一切聽從上意。在缺乏反饋機制的中央集權下，一把手頻頻發出與科學精神不符的指令就不難理解了。特別是無論結果好壞，最終在僚屬的吹捧中都會被當成功績，更加膨脹其自負的驕傲心理。中下層技術官僚只能放棄專業知識轉為揣摩上意，普通百姓只會感到天威難測不知何時禍從天來。莫名其妙的抗役政策，稀裡糊塗的對外關係不都是上意左右搖擺舉棋不定的明證嗎？
大國應當如何治理？中國古老的道家和儒家思想給出了啟示：無為而治。在我看來，無為而治就是管理者不必對一線具體事務親力親為，而要充分依賴各級系統組織各行其是，順其自然讓國家或組織達到治的狀態。作為最上位的管理者，他的主要工作應當是建立健全這一系統，或曰國家體制，使得國家事務可以在此框架中自然運轉，接下來一把手的工作就只是監管和維護這個系統就行了。要想達到無為而治的理想狀態，先期完善的體制設計和建設就至關重要，而這恰恰是中共政權的缺陷所在。
一個完善的國家體制應該是什麼樣子的？美國是一個較好的例子。美國獨立之初，建國國父們正式組建聯邦政府前首先做的就是聚會討論美國的國體和政府組建方式，並以憲法的形式確定下來。其最關鍵要點包括對國家價值觀的確定和對政府權力的約束。美國的價值觀是對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追求，歷經兩個半世紀至今並無改變。在這種穩定的價值觀指導下，美國政府對待國內外重大事件的態度是高度可以預期的。比如對俄烏戰爭的態度，美國總統不必要也不可能親自幫美國人決定該支持哪一方，他所能做的只是順應國家價值觀的要求去支持烏克蘭抵抗侵略並協調政府各部門的具體支援行動而已。美國憲法還確立了民主制度下政府輪替和各政府部門間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制度，甚至極端情況下國民有權用暴力推翻政府，這保證了社會層面的自我糾錯機制，最大限度限制了政府利用公權力行惡的能力。美國憲法杜絕了個人獨裁的可能，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擔任兩任後主動卸任為後繼者做了最好的榜樣。美國憲法除了歷史上有限次修正案的增補和唯一一次內戰以解決黑奴問題，基本上保持了總體的穩定。美國建國者們的一次努力，確保了美國未來不再需要一個偉人再來一次「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實現了在憲法框架下的無為而治。
相比之下，中共建政後在這些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呢？在國家價值觀方面，口號上宣稱的是要實現共產主義，但那也只是未來的目標在現階段無法實現。中共對於現階段政治經濟具體政策一直改來改去，除了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其它都不確定。一會兒搞計畫經濟，一會兒又搞市場經濟；一會兒企業公有化，一會兒又搞私有制改革；農村一會兒搞公社，一會兒又搞包產到戶；就是堅持黨的領導，黨內也一會兒出個資本主義司令部，一會兒又出個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所以到底應該堅持黨內誰的領導？黨章憲法時時改，主義思想年年加。連政治課本都沒法自圓其說，最後乾脆一股腦歸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且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什麼叫與時俱進？就是它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怎麼說都對。這種情況下遇到國內外重大事務普通百姓甚至中基層官員都無法確認中央的態度，只能等待高層指明方向。所以中共的一把手無為是不可能的，它若無為那麼下面所有的人就只能躺平不動，字面意義上的無所作為了，否則多做多錯的官場箴言可不是開玩笑的。
在政府組建上，中共也從來沒有考慮過三權分立之類的權力制衡和民主制度下的社會糾錯機制。黨政不分，軍政不分，政法不分，總之一切政治挂帥，一把手黨政軍一把抓。這樣大權獨攬且下級官員僅對上級負責的情況下，還不是上面為所欲為，何來制衡監督？就靠它們掛在嘴邊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沒有一個有興趣建設一個完善的具有自我監督糾錯功能的組織系統，哪怕是為了延續中共的統治。相反，它們無比熱衷於修改憲法黨章以體現個人權威，目地就是為了個人大權獨攬。但這種情況下中共作為執政黨在各項原則上就毫無定力，隨著黨魁的更替甚至個人性格的轉變而左右搖擺。大政方針隨時180度轉彎，歷史承諾說不承認就不承認，國際協議說撕毀就撕毀。這會給中國國民，與中國有經貿關係的世界各國，甚至各層中共黨官們帶來怎樣的影響？那一定是巨大的不穩定感和隨之而來的對自身人身財產安全的憂患和恐懼，結果就是儘可能的逃離，包括那些體制內看似受益的群體。
我不是說美國的體制完美，也不是說中國應該全方位效仿美國。不同的國家可以且應當有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並有針對性的去設計符合各自實際情況的政府組織形式和結構。但價值觀一旦確定不可輕易改動，政府架構也要有權力制衡約束機制。而這些恰恰是中共政權沒有做也不想去做的，這才是癥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