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疫情期間北京市民擺地攤賣農產品。（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央視節目聲稱義烏有九十後青年，夜市擺地攤，每晚賺近萬。大陸觀眾集合民眾智慧，指出節目內容不合理之處；當然，這些聲音最終很可能都會便消失，但至少我們知道一件事：官媒或者可以在不著邊際的事情，控制到某些輿論，帶風向，但是當涉及到民眾自身利益的問題，裝睡的人還是會醒來的。
另外，必須先此聲明，全世界的媒體都有立場，都會帶風向。但是在自由世界，有預設立場的媒體是為了眼球，為收視，但專制獨裁社會，官媒宣導的訊息，目的就是為政權服務。
心水清的朋友，應該記得在疫情之前，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地攤經濟」，當時各地方政府亦有附和，但似乎成效亦不明顯，而且亦對城市管理構成一定影響，之後不久就疫情爆發，地攤經濟這個題目亦不了了之。
李克強提出地攤經濟，主要原因是當時中國大陸經濟已經呈現不景氣；表面上是因為中美關係開始轉弱，但實情是中國本身的經營成本越來越高，更多的新興市場也在威脅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定位。更重要是，中國大陸既失去了人口紅利的優勢，也同時遇到「中等收入陷阱」，生產力不再有明顯提升。地攤經濟的主張，那怕是在幾年前，其實已經是中國經濟的警號。
中等收入陷阱，其實是指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最初改革開放時增長率極高，但是到達某一定水平就開始停滯不前，並且與已發展的國家永遠有一定的距離。經濟學家一早就發現這個現象，亦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解釋，但最簡單直接的一個就是：「如果想成為一個發達國家，請不要只模仿別人的生產製造業和出口業，整體社會每個環節，都是環環緊扣，其他體制繼續是封閉落後的話，經濟發展到達一定水平就必然停滯不前。」
中國大陸無疑是在「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乎中共中央亦很清楚知道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急速放緩，所以在過去十幾年來，由甚麼攢大內需、內循環、城鎮化、到自主研發科技等，都是希望力挽狂瀾。
以上種種所謂改革都只是說明一點：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所謂經濟奇蹟，其實只不過是靠出賣廉價勞動力賺取外匯，並沒有增加到中國大陸的創造力，而且利益也是高度集中在少數大城市。中國大陸的農村社會，除了是有些可以外出打工的人，勉強將部份增長成果帶回原居地，再偏遠地區數以億計的貧困人口，在可能將來都見不到有脫貧的可能。
地攤經濟只是畫餅充飢，不可能解決以上所講根本挑戰。中共中央亦當然知道這一點，所以當李克強提出這個方案時，無疑是承認了中共在經濟政策已經技窮，這個局面亦不會在短期內有機會改善。
另外值得留意是，假如從央視節目的鋪排來看，地攤經濟宣傳的目標，是居住於城市的九十後的中生代，理論上民族主義情緒最強烈，當中甚至有不少小粉紅。但平情而論，雖然我也明白在中國大陸，甚至香港和台灣，都有不少人深受民族主義的影響，以致他們有時無法理智地去分析世事，但是到了關乎個人自身利益的關口，他們還是會有清醒的時候。
過去中共對國民的承諾是務實的，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退而求其次的「溫飽是最重要的人權」。現在就已經再淪落到百年國仇家恨，要將外面的世界描繪成是「烈強亡我中華之心不死」，彷彿沒有中共的鐵腕執政，中國會被瓜分，中國人會被欺壓。
另一邊廂，中共打著偉大民族復興的旗幟去販賣廉價的民族主義。偏偏是數以億計的大小粉紅卻似乎對這一套甚為受落，甚至主動當旗手，令到這個神奇國度在意識形態上越來越封閉，這也是在發展停滯不前的處境下，中共既然不能務實，對統治最有利的手段，就是以不斷製造敵人來肯定致權。這些敵人有歐美的西方列國，也有人民當中的自由派和資本家；所以大家都見到過去幾年，中國大陸境內的有錢人都趕著「潤」出去，他們是最切身地感受到那種壓迫的氣氛。
這片土地上的統治者，其實千百年來都是一樣，每當地方力量堀起，就再加強中央集權；每當發展出民間的經濟力量，尤其是非農業的手工製作及進出口貿易，就會將利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最終成為政權的一部分。
歷史學家認為，早在宋、明兩代，神奇國度已經有具備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為甚麼幾百年來一次又一次的現代化都失敗收場？由黨中央建議年青力壯的中生代和大學畢業生去擺夜攤，態度雖然是務實，但也反映了這個國家現實的困境。更重要是現在的困局，彷彿在告訴我們，當世界正在準備迎接各種新科技發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中國掙脫不了歷史的咀咒，又再一次要封閉鎖國。到下次開關之時，恐怕已經不知是人間幾何。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