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23年6月26日訊】（看中國記者梁路思、李淨瑤採訪報導）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最新公佈的「2023年IMD世界競爭力年報」（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顯示，香港的排名下跌2位至第7，中國排名比去年下跌3位至第27。《看中國》就此採訪了經濟學家羅家聰以及財經評論員利世民。
吸金最多才是贏家
對於瑞士洛桑世界競爭力排名，利世民表示他一直以來都很少給予評論，因爲他個人覺得該排名本身很有問題。他說：「在大家心目中，到底競爭力是什麽？例如量度身高體重，大家都很容易明白，有多高多重。但如果複雜一點，主觀一些的觀念，例如靚仔，哪一個比較靚仔，這很難去排名。所以我覺得競爭力排名是一種很有問題的排名，但很多人卻喜歡這種排名。」
羅家聰表示，這個排名已經做了很多年，不是沒有基礎的，裏面有很多可以計算的東西，例如成本營商成本能計算。羅家聰說：「通常競爭力都是講這些，租金人工貴不貴等等。可能加上其它的調查，例如管治程度、制度、基建，問一問企業高層之後，當作一個民意調查，拿到數據後整理個排命出來。要看這個排名側重點在哪裏，例如側重在某一點，其實香港的排名會很高，就是管治能力。你動不動就抓，動不動就鎖，政府的能力當然很高。把所有事情混在一起，第一、以什麽爲主，大家都不清楚其概念。第二、權重的改變也會影響到排名，有些方面很高分，有些方面很低分，看看哪一樣比重有多大。其實這些排名大家看了也不會當一回事的。
如果說競爭力，很大程度上都要看你能不能吸引人來做生意，這是很簡單的指標。FDI已經看得很清楚，如果要量度更細緻點，就要原始的數據，但如果以成敗論英雄，最終要看誰吸引更多錢進來，誰生意多誰就是贏家。」
指數有偏向 無參考價值
利世民表示，量度經濟表現，另外一種就是在經濟學上，很常用的是看輸入多少產品，輸出有多少價值，這是最簡單的量度方法。「歷來都有人嘗試這種方法。如果這麽看，我發現香港是很誇張的高增值，我想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是地球上極少數這麽高度金融化的地方。我記得我小時候不光是炒股票，還有炒外匯、黃金。這種怎麽用競爭力量度，香港用哪個城市對比，拿柏林與香港比，大家的性質都不一樣。其實用新加坡和香港比，也很難作比較的。拿兩個城市來對比不容易。
另外，競爭力排名是國家，國家跟城市難以對比，複雜程度要排除基數，不是那麽容易的。每次我看到這些排名，都不太舒服。但有時候單純拿出來，量一量還可以。有時候有智庫做自由指數，自由經濟指數前兩名，一是香港，二是新加坡，知道爲什麽嗎，因爲這兩個都是城市。別的沒有以城市為單位，你看有沒有澳門？好像沒有。整個指數的編制，在選擇上有一種偏向。所以，這些指數大家看完就算了，沒什麽參考價值的。」
羅家聰說：「我看他首先會篩選很多地方再排名。有的專門排城市，有的專門排國家，分開來做，有些可能黑箱作業。最終爲什麽有些高分有些低分，怎麽給分都不清楚。我們一般人聽完就算了。認真將它當作一份研究看，這個方法究竟怎麽做出來的，都沒說清楚。」
利世民認爲，這種排名就像是多了一個比賽，「我看到很多人很認真對待這個排名，我心裏有一點不舒服。我覺得量度一些東西沒問題，但是要知道自己在量度什麽。其實很多人沒有一個標準，沒有一個尺度去看問題，很容易就相信這些排名和評級機構。」
報告解釋不清晰
被問及競爭力下跌是否跟政治有關聯？利世民說：「會不會因爲政治氣氛差了，所以香港的競爭力就下跌？其實沒有什麽關係。退一步來説，什麽是競爭力，你賣的東西便宜些，有競爭力；賣的東西好一點，也有競爭力；功能强大一些有競爭力；售後服務好一點，也是有競爭力。什麽叫競爭力，我們經濟學中說相對優勢，中國曾經有廉價勞動力，現在不知道了。人工高有人工高的競爭力；人工低有人工低的競爭力，最後看到人工與競爭力無關。這樣說的話，到底競爭力是什麽，越來越難定義。
看到香港又跌排名了，香港究竟什麽跌了，如果報告能說明白一點，香港下跌是因爲何事，我會覺得要多聼一些。但它純粹說某些國家排的高，新加坡、台灣比香港高，所以香港就很差了。問題是我看完這份報告，比如我是李家超就要問，我應該做些什麽，才能使排名變高。」
羅家聰表示，這種排名還不止是這些，它還有很多制度管治等，抽象概念都計算在内。「民主有沒有算入就不記得。但就你剛才說的情況，是不是勞工和資本隨便可以取代，還不是的，這要看本身生產的結構如何，比如行業分佈如何，第一二三產業是怎麽分佈，每一個產業應用科技的程度，也是有分別的。每一個資本和勞工，有利潤最佳級別，利潤太多，利潤太少……理論上是可以互換的，但是這樣就不是最佳的。所以一個經濟體，是不是做的最好狀態，是有數可以計算的。生產成本便宜，這個很容易量度，但是做出來的質量是多高，或者服務之類的概念，都應該在GDP和相關數字上反映出來。一分報告如果質疑GDP不能反映全部，只反映數量，質量未必能反映，那就另外補充一些東西。能說清楚一點會好些。這些報告出來，通常記者就是照抄，抄完很多詳情都不知道。」
研究人員懶 最常用民意調查
另外，利世民還指出，通常這些排名不是那些機構做完所有數據搜集，他們經常是用別人的數據，例如世界銀行和IMF等，將別人的數據重新包裝整理，屬於複合的二次研究。利世民說：「我假設人家的數據可信，我就拿過來用。這幾年我覺得，這些排名的度量很懶，通常是民意調查，派出500張問卷，商界認爲5分是滿分，你給多少分？這裏其中有很多偏差，我不喜歡用這種5分滿分你給多少分的來做評價標準。就是他用數字包裝了主觀感覺，然後就説這很科學。
說營商環境理想與否，好多是這樣出來的。我覺得是研究人員懶惰。我舉例法治，法治是不是能做量化計算，其實是有的。重點是如果法治的定義就是任何人跟政府打官司，都有機會贏的話，這叫做法治。人人打官司都有機會贏，不是説一定會贏，但有合理的勝算。如果用這個作爲標準，法庭判案出來的結果，是很清晰的資料。將民衆和政府打官司，刑事民事分開，不同案件種類，勝訴的機率是可以計算出來的。從這可以看到法治的狀態在改變。這幾年香港的情況，有很多官司根本沒機會贏，沒有機會贏就是反映了法治環境。」
「這不是很準的，贏了也可以釋法的。如果有人用槍指著你，恐嚇你別打官司，這情況你也見過。官司都沒打過，怎麽量度他們贏還是輸？」羅家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