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飢荒時期的反右批鬥大會。（網絡圖片）
林憲君先生原是四川省團校政治教究室研究員，因日記上寫了一些對現實不滿的文字，便被劃為右派，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他在沙坪整整呆了近二十年。我們先後在重慶、成都多次見面，相互談起當年沙坪勞改農場往事時，仍覺怵悚驚心久久難以平靜。他說，我是1958年3月中旬被押到峨邊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的。在此生活了三年零八個月，親身經歷和目睹了三年大飢荒造成的數千人大面積死亡場景，親手掩埋過的死者至少百人以上，1961年我自己也險些命喪沙坪。
從1959年起，我們的口糧供應降為每月19斤，每天6兩。這是吊命糧還要經過層層盤剝，能落實進入肚子裡的已是米湯一碗，餓極了的右派們到處搜尋野生動植物充飢。果膠、蕨苔、和尚頭，岩大蒜、野菲菜、隔山撬、糯米籐成為春夏秋冬的主食。當年曾是文質彬彬的知識份子，如今已變得窮兇惡極，連老鼠，癩蛤蟆、蛇、蚯蚓這類小動物都不肯放過。只要抓到手，不是煮就是燒著吃了。
1959年秋，我進深山老林砍柴，路邊遇見一條約40公分粗的烏稍蛇，爬上枯枝上曬太陽，我急步上前一棍子打死，砍下頭剝去皮，不管是否有毒，架在枯樹枝上就燒來吃了。蛇燒得半生不熟，狼吞虎嚥之後就上吐下瀉差點送了命。冬天，一次我路過大堡，因無糧票吃飯，只好買兩斤豆瓣醬充飢。下肚片刻即口渴難熬，一路上爬在水溝狂飲。夜半時分仍在翻越山間小路，看不清是什麼水爬下就喝。天亮後重返路邊小溪，只見水中蝌蚪、螞蝗、紅錢蟲紛紛游游，令我後悔萬分。
他還說：最為悲慘的小勞教（社會上一些無家可歸的流浪孤兒），他們餓極了更無理智控制自己。一次我在五中隊與公安校來的傅景德帶領他們去挖洋芋，有人竟在洋芋地裡挖出一塊三斤左右的生羊肉。這塊肉已腐爛發綠，爬滿蝗蟲，臭氣刺鼻。轉眼之間兩個人撲上前去抓住就啃。傅景德見狀制止他們說：「這種東西吃了會送命的！」
餓極的他們邊啃邊吞說：「反正我們早晚都要餓死，打個牙祭死了也心甘。」事後方知，這塊肉是一名慣偷從彞胞那裡偷來的一隻羊，吃不完分成幾塊藏在這裡忘記了。
小勞教為了生存，見什麼偷什麼，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那些知書識理的右派，在與飢餓的鬥爭中則軟弱得讓人心酸落淚。華西醫科大學教師鐘廷躍，全神貫注地等待一個農村小孩解大便，人去之後他用樹枝掀開糞便，撿出十幾顆未消化的嫩豌豆，在草地上擦了一下糞渣順手丟進嘴裡。四川大學的戴心如教授，在鐵筒裡煮熟了一隻癩格寶，正喜滋滋地要享用這「美味佳餚」，都被羅隊長一巴掌打翻，他捨不得到手肥肉爬在地上用嘴叼起呑在腹中，也許才使他生命延續到1979年改正。
三年大飢荒使沙坪農場的絕大多數右派都患上了水腫病，死人的事幾乎天天發生。每個中隊都有一片墳場，死者既無棺木又無墓碑，一穴數屍或十數屍。我所在的小組開始為23人，幾個月後只剩下7人。與其他組合併後，再過幾個月又由20多人減為6人。我前後經過多次小組、大組、中隊合併。能大難不死，保住性命，實屬萬幸。
1960年春，我被派往跑馬坪後山林區官料河邊燒槓炭，為農場幹部冬天烤火用。每天帶領14名身強力壯的小犯人進入深山伐木。我常餓得發昏，爬不上山。全天的口糧只有一小碗苞谷蘿蔔沙沙，出工前就已被我消滅乾淨。
可幸有傅景德在播種小麥時偷來分給我的一包小麥種，平時不敢吃，只有悄悄帶進山，躲在灌木叢裡偷偷塞進口中。這袋生麥種助我度過一個飢餓之春。14名小犯人卻因大量吃野生植物得了重病。伐木燒炭任務無法完成，我們全部撤回五中隊。不久，這批小犯人陸續死亡，大部分都是我埋的。年底，我這個燒炭大組連我只剩下三人。
其他農業大組的小犯人，大多都躺在通鋪上，在呻吟中等待死神降臨。隊部為減少本隊死亡人數，對即將死亡尚未斷氣的小犯人，採取立即送作業區衛生所的緊急措施。我身為大組長，幾乎每天都有送病號的任務，每送一個可領一個苞谷耙作加班飯。如果一趟背兩個可得兩個苞谷耙。那時，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夥子只有二三十斤重，形似一具活骷髏。我一個背兜可以裝兩個。大多數還未送進衛生所半路上就死了。
衛生所不收死人，再背回中隊要挨批評。兩難之下，只有就地處理，可手上又未帶鋤頭，人們都是將屍體拋向波濤滾滾的官料河，由河水將屍體沖走。一次，我背了一個小犯人叫肖復興，他爬在我背上斷斷續續地告訴我：「林大組長，我三歲喪父，媽媽靠撿垃圾把我養到十七歲，因肚子餓偷了公社幾根紅苕，被判了七年徒刑……我唯一的心願就是死前能見我媽媽一眼……」說著說著他哭了，我也哭了。走了一程，我再叫他已不再答應，只聞到一陣惡臭撲鼻而來。
他說：在五中隊，一覺醒來常會發現旁邊的人已長眠不醒。有的說著話，一頭栽下立即氣絕身亡。市公安局來的唐步明，就是與我邊說話邊倒下的，我再也無法將他喚醒。零下20幾度天寒地凍的跑馬坪，土地硬如堅冰，我們已沒有足夠的力氣挖坑埋人，只是刨開一些浮土把破草蓆卷的死者放在地上，刨些泥土蓋在身上。如此草草收工。來年積雪融化，屍體暴露荒野，被野獸撕咬得血肉漠糊，慘不忍睹。此種場景令即將入木的右派們不寒而慄。當自己預感將不久於人世時，紛紛囑託好友：「假如我死在你之前，看在朋友份上，千萬埋深一些。」
沙坪勞教所以萬人建場，初多系右派、反社會主義分子，後成分起些變化並發生大死亡，死者過半，估計五六千人之譜。埋在南瓜山上數百，是一處比較集中的埋葬地，那麼多個隊，還有大堡作業區，不知領導層有無統計的精確數字。
因死的人太多，又多屬草草埋葬，當時數人、十幾人共埋一個坑乃是常事，根本無法確定每一位死者所埋葬的確切位置，故醫院為應付眾多死難者的親屬來此哀悼親人，就故意找人設置許多假墳包和假墓碑（實際是一些非常粗糙簡陋的石塊和木牌），以裝點門面，上述死者絕大多數均由飢餓而導致的營養不良、虛弱虧損，後出現全身機能極度衰竭，終至倒下。
最後，不知出於何因，四川省的當權者找了個替罪羊，判沙坪勞改農場梁場長監外刑。令人費解的是在文革之初，梁被「三結合」進了「老、中、青」的領導班子。其實，公正地講，面對當時惡劣的政治環境，梁場長也罷，吳場長也罷，也根本無力回天，只緣忠實地執行了上面左得出奇的政策，下面也許難免侵吞，剋扣，導致雪上加霜罷了。罪魁禍首呼之即出，究竟是誰？大家心知肚明，然迄今仍雲裡霧裡，並未徹底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