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量公司關門之後，中國經濟也不復往日的繁華。（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2024年2月8日訊】（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上海和北京等一線城市寫字樓空置率爬升至20%以上，二線城市寫字樓甚至高達33%，在大量公司關門之後，中國經濟也不復往日的繁華。
中國寫字樓空置率創出十餘年新高
中國寫字樓市場降溫的速度遠遠超過了住宅市場，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的寫字樓大量空置，空置率創出十餘年的新高，而租金價格創出十餘年新低。一線城市裡些曾經最頂級的寫字樓，在大量公司關門之後，也不復往日的繁華。
根據市場主流機構的數據，去年年底，中國幾大一線城市的寫字樓空置率都超過了20%。據CAIC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底，上海、深圳甲級寫字樓空置率爬升至20%以上；二線城市中，杭州、武漢租賃復甦緩慢，空置率持續走高，武漢甲級寫字樓空置率已達到33%。
在一線城市中，深圳的空置率最高，甲級寫字樓的空置率超過26%，上海的空置率為21.8%，比上年上漲超過5個百分點；北京的空置率為21.7%。這就意味著，在中國一線城市，至少有超過2成的寫字樓處於空置狀態。
據很多中國民眾在網路上反饋的信息，很多寫字樓的空置率還要遠高於此。
據中國《三聯生活週刊》報導，隨著寫字樓空置率越來越高，租金也隨之大幅跳水。空置率最高的深圳，租金價格相比前幾年的最高點已經下跌了3成，回到了11年前的水平；北京去年的平均租金下降超過9%，但從實際成交價格來看，部分區域跌的租金價格其實已經被腰斬，比如望京某熱門辦公區域，前兩年的租金價格為每平方米7元（人民幣，下同）/天，現在已經跌到了3.5元/天。
中國寫字樓市場之所以出現斷崖式下跌，主要原因還是需求疲軟。
企業對於辦公樓的需求大幅下降，主要原因還是最近幾年很多企業盈利不佳，需要通過各種方式縮減開支。如果說大規模裁員還要面對各種社會壓力，那麼縮減辦公開支就成為相對最容易的選擇。
官媒《中國新聞週刊》最新一期文章以北京為例，2022至2023年，字節跳動、微軟、愛奇藝均不同程度退租了在北京中關村的寫字樓，僅字節跳動一家就退租超10萬平方米面積，美團也從望京地區提前退租了3萬平方米。
寫字樓空置折射中國經濟頹勢
就在1月份，中國領導人還在達沃斯試圖重樹外界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上對商界和政界領袖說，中國擁有無以倫比的製造業優勢，以及一個由中等收入消費群體組成的「超大規模」市場，所以選擇中國市場「不是風險，而是機遇」。
而隨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表明高層對經濟的擔憂正在加深。這些應對措施顯示出了新的緊迫性，同時表明與此前試圖樹立對中國經濟的信心那時相比，中南海的態度發生了轉變。
北京當局的舉措會給整體經濟帶來很多助力嗎？經濟學家對此持懷疑態度。要想扭轉局面，將需要加大財政支出力度，並採取新的舉措解決房地產行業的問題。一些經濟學家主張為消費者提供更直接的幫助，但北京當局基本沒有表現出對此類措施的興趣。
針對中國的經濟前景，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國項目前負責人埃斯瓦爾 • 普拉薩德（ESWAR PRASAD）在接受日經亞洲採訪時明確指出，中國央行近期降低存款準備金率（降准）顯現當局對於經濟增長放緩，以及股市暴跌的擔憂。但是，如果企業和投資者對於中國經濟持續看空，當局降准帶來的效果將相當有限。他認為，總的來說，目前北京當局缺乏提振私企信心的改革框架，而綜合中國的人口結構不良、房地產市場低迷、外資外移等諸多不利因素，外界對於有關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有朝一日能超越美國的預期，正在日趨暗淡。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2月6日，美國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針對中國當前面臨的結構性經濟困局舉辦研討會，與會學者重點討論北京還是否能順利度過此次經濟難關。
會上，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工商管理系副教授任美格（Meg Rithmire）指出，中國政府如今出現的嚴重負債危機，很大因素是因為當局在2008年金融風暴後實施了錯誤的經濟刺激政策：「當時，北京過度向基建及房地產領域投資，地方政府也過度投資於基建及公共財政，導致2010年中國的相關投資佔了全國GDP的45%，有些省分甚至超過50%，如重慶。全世界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曾經出現過這麼高的數據。」
任美格表示：「這樣的政策自然導致政府高額舉債，因為這些投資不是由資本驅動而是受到政府指使，政府要求銀行提供貸款……這是中國政府近幾年債臺高筑的根本原因。」
面對系統性的金融危機風險，任美格分析表示，中國當局深信，如今市場以及既有的監管體系都已無法自行矯正經濟面臨的問題，因此中國高層領導人將再次介入主導金融，中國的經濟將再次出現極權和中心化。不過，任美格認為，中國領導人的強力介入也未必能使目前的經濟局面轉危為安。
任美格說：「問題在於，中國有沒有辦法推出現代化的金融機構以準確分配資本，但是同時又保留封閉的政治體系？我認為沒有辦法……中國現在希望透過創新以及消費刺激經濟成長，這使得中國需要一個完善且現代的金融體系。這個體系需要信任、問責、透明以及規則落實，但中國不願意這樣做。所以這很諷刺，當共產黨企圖收緊更多權力，以控制民間企業和金融機構時，它會讓投資者更加失去信任。」
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公共政策教授、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非常駐高級研究員譚葉凌（Yeling Tan）則在會上表示，中國政府如今的經濟調整政策並沒有解決根本性問題：「這些經濟改革並沒有觸及貪腐以及經濟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的改革是官方的改革，但真正的問題出在非官方治理層面。特別是人治方面，如果政府單位的運營深深受制於部門領導的影響，這些領導者就會傾向對共產黨負責，而不是對他們所在的政府部門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