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很信任戴笠，圖為1940年的蔣公與戴笠。（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按：王慶蓮被稱為最後一位軍統女特務。1928年2月2日出生於浙江江山，和戴笠是同鄉。15歲考入軍統局。抗戰期間，軍統譯電科的主要業務是對日本特高課訊息的破譯，在抗戰中做了重要工作。1946年王慶蓮離開軍統回老家照顧母親，49年前夕沒能跟隨國軍撤退台灣。49年後，分別在杭州白肉市場和糧食局工作，文革中境遇艱難，被打成反革命，受盡屈辱。本文是王慶蓮回憶在軍統局工作時，人生最快樂的時光；文革中被折磨的情況等。從她一生的回憶片段中，也可窺見當年戴笠、毛人鳳等的一些真實面孔。王慶蓮的回憶改變了人們過去在大陸一些「樣板戲」或者「主旋律」電影中對「軍統女特務」所塑造出的刻板印象。她的回憶中，軍統局紀律嚴格，她們不僅被禁止在上班期間濃妝豔抹，而且下班的時候如果要從事娛樂活動，也被嚴格規定不得與男性友人有任何的肢體碰觸。
軍統局抗戰中犧牲了一萬八千人。1946年3月17日戴老闆遇難，那年的「四一大會」蔣介石和蔣經國都來了。蔣介石穿軍服扎皮帶，大披風，很威武，他走進來軍樂隊奏響，我們都鴉雀無聲。當時蔣介石在臺上講話喉嚨都哽噎了，心痛戴笠這樣一個得力的助手沒有了。從前老闆去見蔣介石，都不用預約的，警衛一通報，蔣介石就用浙江官話說，哦，雨農（戴笠的字）啊，進來進來。蔣介石很信任老闆。
16歲在軍統局戴笠手下工作
王慶蓮（圖片來源：網絡）
我的身世怎麼講呢，太苦了。不到一歲就沒了生父，住在浙江省江山縣的外婆家，才讀了六年小學，日本人打過來，什麼都燒光了。
1943年4月，我剛滿15歲，什麼都不懂，家裡經濟困難，無路可走了，軍統局來江山招人，我媽媽給我報名，一考就考上了。
當時抗戰到了很緊張的時候，人不夠才臨時招的。我們4個女的，16個男的，沒培訓就大概在6月8日到了重慶。有10個人分到軍統局本部譯電科。
我和其他10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紙廠的密本股做列印工作，因為敵機轟炸厲害，為了保護密碼本，所以密本股設在鄉下。
1944年4月，我調回局本部譯電科華南股，擔任譯電員，軍銜是准尉，領少尉的工資。
軍統局第一把手戴笠和第二把手毛人鳳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個處，一個秘書室，另外就是譯電科。局本部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進奸細。
譯電科華南股股長王威是我舅舅，其他幾個華東股、華北股、密本股的股長也是老鄉。整個辦公室都講江山話，別人也聽不懂。因為可以看到情報，很多人想調過來，也有共產黨混進軍統局，想調來譯電科，很難。
我們生活很有規律，上午工作4小時，下午4小時，晚上2小時。華南地區的電報，都由我們譯，當然是什麼情況都有的，但主要關於日本人的多一些。密碼都是數字，不能直接譯，要先做減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碼本，有的很複雜。我文化程度低，不得不更努力。雖然股長是我親舅舅，但他對我很嚴格，譯不成文打回來重做，任務完不成就加班。
「戴老闆：生為國家，死為國家」
在我印象裡，戴老闆還是比較正派的，不像現在說的陰險毒辣的人。圖為1940年代蔣中正與戴笠。（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戴笠這個人，很神氣，說一不二。我們不叫他戴局長，都叫戴老闆。小小聲說一句「老闆來了」，大家趕緊老老實實地幹活。
老闆很講究儀表，他的中山裝風紀扣扣得很整齊。軍統局的工作人員，男的穿中山裝，女的穿淺藍色旗袍，有一次總務處發下來一套軍便服，有個女同志——我們也都是稱同志的，她穿了，給戴老闆看見，馬上下令總務處收上去了。
老闆對自己也嚴格要求。每個禮拜一上午，他只要人在重慶，都會來局本部做紀念周。他在上面講國際形勢，有時忘了叫我們「稍息」，我們就筆直地站幾個小時，他在臺上也是站幾個小時。
我們的禮堂也是飯堂，做完報告就在那吃飯。八人一桌，老闆也同吃，葷菜就是牛肉絲炒地瓜。
在我印象裡，戴老闆還是比較正派的，不像現在說的陰險毒辣的人。我也不知道我這個話說得對不對，但我接觸過他，他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上個月我到江山的戴笠故居，有個民主人士叫章士釗，給戴笠寫過一副對聯：「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後人評。」
我看見那個對聯，真是不捨得走。戴笠這個人厲害是厲害，軍統局為抗戰出過力的，抗戰中犧牲了一萬八千人，對日情報、暗殺汪精衛，都出過力氣。
我前幾年看到一本書說，戴笠後來飛機失事是蔣介石派人害他。我們心裡不這麼想。我見過蔣介石兩次。軍統局每年4月1日都要開「四一大會」，紀念那些為軍統工作死了的人，工作死的和生病死的，每個人的照片掛在禮堂上，把家屬接過來悼念。
1946年3月17日戴老闆遇難，那年的「四一大會」蔣介石和蔣經國都來了。蔣介石穿軍服扎皮帶，大披風，很威武，他走進來軍樂隊奏響，我們都鴉雀無聲。
當時蔣介石在臺上講話喉嚨都哽噎了，心痛戴笠這樣一個得力的助手沒有了。從前老闆去見蔣介石，都不用預約的，警衛一通報，蔣介石就用浙江官話說，哦，雨農（戴笠的字）啊，進來進來。蔣介石很信任老闆。
軍統紀律嚴不塗口紅 一生最快樂的時光
軍統局紀律嚴，我也犯過錯誤，不像電視裡演的那樣濃妝艷抹。
那天我還在上班，組長姜毅英，她是軍統裡面惟一的女少將，也是江山人。她走進來，叫了一聲娜尼鬼（江山話：小姑娘），外面有張通告你看到沒？我跑去看，上面寫女同志不准抹胭脂塗口紅。我很生氣，這不是說我嗎？就給撕下來了。
我年輕時很歡喜打扮，用口紅把嘴巴抹得很亮，眉毛也修得很齊整。我身段好，旗袍都要求比人家裁得更合身，給我們做衣服的人見了我就頭疼。
我又活潑，蹦蹦跳跳的，說起王慶蓮，軍統裡的工作人員都認得。
軍統局規矩很多，我們有個證章，帶出去坐車看電影都不要錢，但我們從來不用，因為上面查到要處分的。
我真正嘗到做人的滋味、最快樂的就是那三年。每個禮拜有半天休息，就去看電影，有美國片《出水芙蓉》，蘇聯片記不清了，還有周璇的《馬路天使》《十字街頭》。
我跳交誼舞最早還是跟電影演員學的。我為了晚上不上班，白天就拚命完成任務，晚上偷偷跑到勝利大廈的舞廳，有個著名電影演員叫王豪，他來請我跳舞。我說對不起，我不會跳，我是來看看的。他說不會就學。我把他一雙白皮鞋都踩黑了，他也不怪我。
後來跟幾個女朋友一起跳，在舞廳不可以男的跟男的跳，但可以女的跟女的跳。我就跳男的角色。這些事給局裡知道要被關禁閉。我們不可能和外面的人談戀愛，跳舞認識的幾個女朋友，也都不知道我在哪裡工作。
中美合作所是「人間地獄」？美國人很有禮貌
1941年日本人偷襲珍珠港，這個情報是軍統局先得到，譯電科科長姜毅英譯出來的。那年我還沒去，1943年我進去了後，譯電科的人還很得意，說日本人偷襲珍珠港的情報是我們先得到的，老闆向蔣介石匯報，蔣介石跟美國人說了，美國人還不信。最後證實了，美國人才相信戴笠的辦事能力。後來成立中美合作所，美國那邊的梅樂斯還跟老闆回江山，和老闆的母親拍照紀念。
說到中美合作所，其實就是搞情報的，離白公館很近。我去過，根本不是什麼人間地獄。中方的主任秘書潘其武，我記得很清楚。1945年「四一大會」我去做招待員，那裡都是美國人，美國人歡喜跳交誼舞，戴笠還跟他們一起跳，他其實跳不來。美國人很有禮貌，並沒有什麼非禮，完了還開吉普車送我們回去。
我學會跳舞，軍統局規定不准到外面去跳，但重慶有好幾個舞廳，我都去過。我年紀小，性格有點天不怕地不怕，偷偷去。別人看到了，說小鬼，被發現要給你抓起來的咧。我說，抓起來再說嘛。
在軍統局，男女之間談戀愛可以，但抗戰勝利前不准結婚。有一對駐外地工作的，女的大肚子，軍統局把他們調回局本部，男的關起來6個月。那女的叫蒙幼雲（音），她就一直哭，我說，傻瓜，你哭什麼，他關六個月，放出來軍統局就承認你們是夫妻了。後來他們就一直在局本部工作。
1949年軍統撤退台灣 「我腸子悔青了」
我貪玩，一個月的工資半個月就花完，只好借，大家都沒有呀，怎麼辦呢？我就去找會計室預支，要毛人鳳批字，他那時的秘書室還沒我現在這個小房間大。我去問毛先生在不在，到門口喊個報告。他說娜尼鬼，你幹什麼？我說我錢用光了，他就給我批。
前兩年有部電影叫《建國大業》，姜文演毛人鳳，很神氣。其實毛人鳳這個人不嚴厲，沒戴老闆厲害。我在軍統局看到他，他穿的也都是中山裝，沒有電影上那麼華麗。
有一次開「四一大會」，毛人鳳旁邊坐的蔣介石的侍從，也是江山人，我當時做招待員，毛人鳳看到了，就跟那個人說，喏，那個娜尼鬼，也是家鄉人。
軍統局一共就兩輛小車，一輛是戴老闆的，另一輛給毛先生這些大官，誰出門就誰用。有一次參加老鄉的婚宴，我傻乎乎喝得暈頭暈腦，毛先生就讓司機開車送我先回去。
毛人鳳比較隨和，戴老闆生氣要打人，他就去勸。我在軍統局一共待了三年零幾個月，走時也是找他請的假。
說起來，我走也是姜毅英的原因。1945年8月抗戰勝利了，軍統局的工作人員分批坐飛機回南京。我工作表現不好，姜組長不讓我早回去，我就約了6個同事，自己搭汽車、火車，1946年7月才回到南京局本部報到。
姜毅英嚇唬我，說娜尼鬼表現不好，把你關起來。我怕了，就想趕快走吧。
第二個月姜毅英去上海同美國歸來的未婚夫完婚，雖然她跟我關係不大好，但軍統局女的少，她也沒有別人做伴娘，就叫我去。一星期後我回來，趁著她出去度蜜月，我就打了長假的報告，直接送到毛人鳳局長——當時戴笠已死了，軍統局改叫保密局。
毛局長問我，你為什麼要走，我說我年紀小，媽媽不放心。他就批准了。我於是回到老家吃老米飯去了。
1949年軍統局撤到臺灣去，他們還叫我，娜尼鬼，你跟我們一起去吧。我說，我不去，我去了我媽媽怎麼辦？後來，腸子都悔青了。
24歲被劃為反革命
我離開軍統局是在1946年8月，內戰剛爆發，那時國共正在和談。可是後來劃了反革命，我心裡覺得很苦。我在軍統局就是坐辦公室，譯電報，沒開過槍，沒殺過一個人。
運動開始了，「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肅清反革命」、「整風」、「文化大革命」，一個接一個，我們這些有歷史問題的人，就像在風口浪尖上的小船，隨時都可能沉沒。
1951年「鎮壓反革命」，我24歲，是鎮壓的對象，我把我的歷史一點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我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場工作，後來又到糧食局，那八年間，一直戰戰兢兢，唯恐丟了飯碗。
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運動開始了，上面點到我的名字，很好笑，他們要我「自願」申請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勞動。我那時已和杭州公安局的前夫離婚了，第二任丈夫是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的，也是「右派」。沒辦法，我們下到杭州郊區的塘棲鎮去了。
送到鄉下，給我們安排的房子，前面是羊圈，關著羊，羊圈後面堆著柴火，我就在柴火堆空的地方搭張床，床的後邊又是羊圈，就這樣與牲口為伴。
那天晚上在食堂買了晚飯，回到那個「家」，我哭了，我才30歲呀，就這樣完了。
那裡是水鄉，去勞動都要划船出去，我五歲的孩子扔在家沒人管。冬天去很遠的地方修水利，晚上就在當地農民家的地上鋪稻草睡，只有我一個是女的，我覺得很屈辱。
酷刑⋯求饒？原軍統女特務血與淚的倔強
苦難的日子還在後頭呢。「文化大革命」時期，真是生不如死。在我一生中，這是最黑暗的一段。
我是軍統特務，當然是首要批鬥對象。有一次我看到報紙上登著陳毅副總理講的幾句話，隨口念出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時間一到，全部要報。」因為這幾句，他們把我關起來了，白天黑夜地審問，問不出名堂就動武，每天不是打就是罵。一天晚上叫我立在凳子上，把我的手反綁起來吊在梁上，再把凳子抽走，用木棍左右開弓打我。我沒求饒。
不讓睡覺，只要我眼睛閉著，他們一腳踢過來。想到晚上得挨打，我就哆嗦，求生不得，那就求死吧，趁看守的人打撲克，我一頭扎進屋旁邊的魚塘，被發覺了，一個男的下水抓我腳，我用力一瞪把他的牙都踢出血，結果還是被他們拉上岸。
換濕衣服的時候，當地的大娘看到我腿上沒一塊好肉，都掉淚了，我叫她別哭，被他們看到也是要打的。我自己不覺得痛，麻木了。
身體的苦沒什麼，精神折磨最難熬，我丈夫、兒子在跟我相隔一百米的地方，但我們不能相見。
掛牌子、戴高帽、遊街，站在凳子上說自己是反革命軍統特務。有一天遊街回來，我吃不下飯，我躺在床上想，你們是爹生娘養，我也是，何苦這麼對我呢？
我就是破罐破摔了，已在地獄裡，死也沒什麼可怕，不如勇敢一點。江山人脾氣倔，軍統的江山人，脾氣更倔。我下到農村改造23年，還是很倔強，他們叫我招認，叫我揭發別人，我從來不招，沒有的事情我絕不隨便講。
「我活著 大陸僅存」
我後來想，那段時間，社會不知道要倒退幾十年。51年「鎮反」、53年「三反五反」、55年「肅反」，死了很多反革命和資本家。57年搞「整風運動」、搞「大鳴大放」，要知識份子把心裡話說出來，許多大學裡的教授提了意見，結果劃成右派，埋沒了多少人才。
接著又是「三年自然災害」，到了「文革」、「四人幫」，狗咬狗，你不揭發別人就算互相包庇。一個跟我一起下放的大學教授，我是打就打，我不招，但他苦頭吃不住了，說他有一支槍，丟在魚塘裡。其實沒有的事。他趁人不注意逃到兒子那裡，他兒子大義滅親，給送回來了。
那真不是人過的日子，一直到1979年落實政策，我丈夫先平反了，那天晚上我們夫妻抱在一起哭，總算熬到頭了。
我這一生對不起四個人：我媽媽，我沒能給她養老，她反過來還得幫我養兒子；我的三個兒子因為我，一個只讀到初中畢業，一個小學畢業，另一個小學都不能讀完。我後來問小兒子：從小媽媽不能管你，你恨媽媽嗎？他說，不會。我心裡才好受一點。
這些事，我從前不敢講。1957年我看到一本寫軍統的書叫《人間地窖》，說到每年軍統開「四一大會」工作人員做招待員，其中有王慶蓮。我看到那裡心都寒了，不敢看下去。現在我很想看到這本書，可惜沒處找了。譯電科在臺灣還有幾個男的，大陸除了我活著，沒有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