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渡恐懼之海（網絡圖片）
童年憶舊：三歲定終生
我是在恐懼中長大的。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患有「恐懼症」。即便在平靜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出現沒來由的焦慮和緊張。但醫生沒有用「恐懼症」這個詞，說是「情緒低落」或者「憂鬱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懼症」。我堅信，只有這個詞，才更精確。
目睹文革場景 落下恐懼症
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父親被人野蠻地捆走，捆他的繩子，不是一般的繩子，而是石匠抬石頭用的那種，竹竿般粗。父親被人瘋狂毒打，打在他身上的，有時，不是一般的棍子，竟是石匠用的那種鋼釺。父親被人強按在地上批鬥，人們告訴我，他膝下跪著的，有時，不是一般的地面，竟是一堆玻璃渣。那時，父親膝下，血流如水。
這一切，構成我最早的記憶。三歲，開始模糊記事的年齡。捆綁，批鬥，毒打，這就是毛澤東為他的「文化大革命」所設計的場景。毛澤東發動文革，原本出自他與劉少奇的權力鬥爭，卻演變成一場全國範圍內的階級鬥爭。毛發誓，要清除全國範圍內的階級敵人。這些階級敵人，在黨內，是追隨劉少奇路線的大小官員；在黨外，則是廣大知識份子，被劃為地主、富農、資本家成份的家庭，以及具有舊政權背景的家族。
恐懼伴隨我成長。總是在夜半時分，我被一陣低低的啜泣聲驚醒。不用說，又是母親竭盡抑制的哭泣。透過紗布蚊帳，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見，地上捲曲著一個血跡斑斑的人形，那是父親。母親正為他敷藥療傷。在那個小鎮，母親是唯一從正規大專院校學成的西醫，她的醫術遠近聞名。或因如此，命中注定與父親為伴，為父親屢創的傷口，不斷覆紗裹藥。
許多時候，我並沒有嚇哭，而是嚇得再一次沉睡過去。夢裡，反覆出現一幅場景，即便我醒後，仍然心有餘悸：一條木船底朝天，倒懸於同樣是底朝天的河川，我頭朝下腳朝上，倒立於那木船上，木船首尾兩端起伏不定，將我劇烈顛簸，似要隨時掉落下去，我驚恐得喊起來......這個離奇的夢境，在我童年裡反覆上演。我並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顛倒的畫面，究竟是什麼意義？
家族陰影 沈重的出身
小鎮上靶子不多，每次開批鬥大會，身為中學教師的父親，都是重點對象。原因很簡單，我們的家庭，不幸就是毛澤東定義的「黑五類」：知識份子；地主成份；舊政權背景。父親是教師，母親是醫生，典型的知識份子組合；中共建政時，祖父家因有十一畝薄田，而被劃為「地主」成份；我的二伯父，即父親的二哥，畢業於黃埔軍校，任國軍團級軍官，曾赴山西抗日戰場，榮歸返鄉時，曾受到眾鄉親英雄凱旋般的盛大歡迎。
1949年，中共解放軍攻入四川時，二伯父任三臺縣國軍城防官，他與中共談判後，放下武器，和平結束該縣戰事。初時，中共假意待他如上賓。兩年後，中共以「土改複查」為名，拼湊鎮壓名額，二伯父竟在其中。
實際上，當時的背景是：因朝鮮戰爭爆發，中共為了「穩住後方」，不惜食言失信，突然集中槍決先前投誠、起義和被俘的原國民政府軍政人員，據查，全國共計一百多萬原國民政府軍政人員慘遭殺害。二伯父被中共「鎮壓」了。槍聲響處，在他身後，留下孤兒寡妻。他那最小的女兒，尚在襁褓之中。
二伯父沒了，祖父祖母也先後亡故。「地主家庭」的黑鍋，落到了我父親頭上，在其後的年代裡，他必須代之受過。每逢「運動」，便被「揪」出來，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文革搞了幾年後，我得知，父親居然也入了政治派系，而且屬於「造反派」。小鎮上的「造反派」和「保皇派」，與大城市的概念迥然不同。小鎮上的「造反派」，與紅衛兵無關，簡單說來，就是反對當地「領導」。而當地「領導」，在文革中，如走馬燈似地換來換去，既整人，也被人整。不管是學校還是公社黨委書記，一上來，都宣稱他是「真正代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一被打倒，又「老實交代」，被迫承認自己曾經是「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
父親雖然頭頂「造反派」的帽子，卻從未參與武鬥。倒是他動不動就寫大字報，與同事中的「保皇派」文鬥，言必稱「毛主席說」。一句「毛主席說」，就彷彿掌握了什麼真理。父親仍然被別人批鬥，被別人毒打。誰叫他是「黑五類」呢！
我熟知文革，對那個時期的主要事件和標語口號倒背如流，常常令長輩驚異。他們估算我的年齡，文革開始時，不足三歲，文革結束時，也才十三歲，何以竟能對文革瞭如指掌？殊不知，「三歲定終生」。文革於我，不僅留下深刻記憶，而且賦予深刻影響；不僅落下「恐懼症」，也催生遙遠的夢想。以至於後來識破專制、追求民主，都溯源於文革時期的慘痛記憶。
母親 一個精美的黑匣子
1972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剛剛過去，對父親的頻繁批鬥也才稍稍止息。我那年僅三十四歲的母親，卻因長期置身恐怖、驚嚇、悲傷、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壓，積憂成疾，積勞成疾。身為醫生，卻救治不了自己。父親陪母親去南京就醫，兩個月後，父親一人歸來，帶回一個繡有白鶴、松柏、梅花鹿的精美黑匣子。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連我們裝衣服，用的都是紙箱子，如此精美的黑匣子令我們幾個孩子驚異不已。那是骨灰盒！可憐的母親，已然蠟炬成灰。
母親驟然離世，家中彷彿塌了天。撇下四個孩子，我們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十三歲，最小的我，八歲。從此，父親又當爹又當媽。不僅要劈柴做飯，還要縫衣衲鞋。而對於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開始。養豬，養雞，養蜜蜂，養兔子，捕魚，打蛇，砍柴……所有謀生的手段，都用盡了；所有繁重的勞役，都歷練了。巴山淒冷，蜀水蒼涼。年復一年。
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陰影，也覆蓋了我。「地主崽子！」從班主任老師牙縫間擠出來的這句毒性咒罵，至今轟鳴於我的腦際，也將轟鳴於我的一生。小學班主任，那個脊背彎駝的中年女人，面相兇惡，有如惡煞；出語尖刻，有如利刃。彼時，我唯一的長物，是名列全班最優的學習成績。而以我的天性，總有機會成為「孩子王」，但只要我稍一得志，班主任便發動全班同學「孤立」我。
「把他孤立起來！」隨著班主任老師一聲喝令，我的苦日子便開始循環。在我的身後，常常跟著起鬨的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隨著這類辱罵的，是無數紙團、樹枝、泥巴、石塊，雨點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沒命地逃跑。害怕上學，就常以逃學來躲避。我偶有反擊，就被告到班主任那裡。班主任當著全班的面，潑婦似地叫罵：「你一個地主崽子，竟敢打貧下中農的後代！」
父親得知，氣得嘴唇直抖。兒子受欺負，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還要難受。激憤之下，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評理：「您說我那娃兒是地主？八、九歲的娃兒是地主？他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連我都沒有剝削過人，他又剝削了哪個？連毛主席都不得說我娃兒是地主！」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聲，不理。文革期間，父親受迫害。與此同時，整個小學階段，我也跟著受迫害。恐怖的童年。
六四，北京市民救護受傷的學生。（圖片來源：免費圖片 六四網站）
天安門槍聲驚醒父親
父親是中學音樂和美術教師。文革末期，我聽見父親教學生唱一首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標語口號似的歌詞，讓我覺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親又在練唱那首歌，我實在忍不住，就大著膽子對父親說：「好什麼好？看把你打成那個樣子！」父親朝我投來狠狠的一瞥，那眼神裡有真正的責備，認為我的話，簡直是大逆不道。但他並沒有說什麼，足見他也找不出什麼理由來說服我。
父親迷信「毛主席」，認為什麼都是別人的錯，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後期，乃至文革結束後許多年，父親都持這種固執。為此，十多歲的我，常跟父親爭得面紅耳赤。這些爭論，大都發生在長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嶇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親，每隔幾週，就需翻山越嶺，從一個小鎮，徒步遠行到另一個小鎮。一日跋涉幾十華里，或者為了捕魚謀生，或者為了探望在另一個小鎮做苦工的姐姐或哥哥。
父親真正覺醒，是到了1989年，在「六四」的槍聲中。他的兒子，我，因呼喚民主而被共產黨投入大牢。連親人探視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好幾次，父親揹負沈重的行囊，輾轉萬里，從四川老家，來到廣州，只巴望能看上兒子一眼，卻被公安局無情地拒之於門外。父親曾投宿於我留在中山大學的單身宿舍裡，無望地等著我「出來」。一個來月間，眼看著野蜂在那宿舍的窗下築了碗大的巢，兒子依然杳無音訊。我不能想像，望眼欲穿的父親，離開紅塵滾滾的廣州時，是怎樣的老淚縱橫、步履踉蹌！
被關押一年後，沉沉黑獄中，突然收到一封戀人泓寫自上海的信。信中有關父親的幾句話，猛撞了我的心房。泓在信中道：「陳伯伯想到廣州做燈，養活你……被我勸阻了……」（做節日燈，是父親的一種手藝。）天啦！父親把我拉扯成人，歷盡多少艱辛，好不容易，才熬到我讀完研究生。我工作兩年，還沒來得及盡一份孝心，難道如今，還要六十多歲的老父，再來廣州賣苦力，養活我這個百無一用的囚徒？我緊攥著信紙，第一次，在看守所，忍不住大放悲聲。
出獄後，發現父親變了。再也沒有了迷信「毛主席」的痕跡。父親完全看穿了共產黨的本質。他理解兒子，理解民主，對我的所思所為，不僅沒有半點責備，而且毫無猶疑地，予以贊同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