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蔣中正與戴笠。（圖片來源:公用領域）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專機由青島飛往南京，因南京上空烏雲密佈、雷電交加，無法降落，不得已轉飛上海。而上海的天氣也很糟糕，不適合飛機降落，只能改飛徐州機場，結果在轉飛途中，撞在了南京西郊板橋鎮附近的岱山，機上人員無一倖免全部遇難。
戴笠之死，給國民黨的諜報工作造成了無可估量的損失。周恩來慶幸地說：戴笠之死，可使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提前十年成功。
抗戰時軍統局與美軍合組「中美合作所」，戴笠（左）擔任主任，美軍梅樂斯中校（右）擔任副手。（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軍情局）
蔣介石對戴笠的死深感痛心，如同喪失左膀右臂。在他的關照下，將戴藏宜從江山雨農中學校長調任京滬杭鐵路警備處少將專員。
戴藏宜是戴笠唯一的兒子，在沈醉眼中，戴藏宜「和他父親一模一樣，不但寫字相似，而且個性、習氣、嗜好都相同。」
戴笠（左三）視察軍統局外站時留影。（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軍情局）
1949年4月，杭州解放，戴藏宜見情勢緊急，連夜逃回江山老家，準備帶妻兒一同前往臺灣。
戴藏宜和妻子鄭錫英生有三子二女：兒子戴以寬、戴以宏、戴以昶；女兒戴眉曼、戴璐璐。
隨著解放軍進軍步伐的逼近，戴藏宜趕在解放軍到達江山縣的前兩天，匆忙收拾好金銀細軟，帶著妻子兒女連夜逃了出去。
戴藏宜帶著妻兒一路向南，來到福建境內的水北鄉時，被一夥武裝人員攔截了下來。經過一番交談，獲知原來是當地的民團。戴藏宜這才放下戒心，亮明自己的身份，希望民團計程車兵護送自己南下。
在國民黨潰逃的背景下，地方民團早已軍心渙散，哪管你是什麼少將身份。民團團長走過來看了一眼戴藏宜，對他隨身攜帶的財物頓時起了歹意。也不多囉嗦，直接就招呼民團上去搶了個乾淨。
因為錢財被搶劫一空，戴藏宜只好帶著妻女返回了江山老家。
但此時的江山縣被解放軍占領，正在搜捕國民黨殘餘勢力，戴藏宜自然也在通緝之列。無家可歸的戴藏宜只好帶著妻兒躲藏到山洞中，每日靠野菜野果度日。
很快，過慣了錦衣玉食生活的戴藏宜就承受不了這樣的磨難，主動選擇下山投案自首。
1951年1月30日，江山縣人民政府以反革命罪判處戴藏宜死刑。
戴藏宜被處決後，妻子鄭錫英一個人無力扶養五個孩子，只好將兩個女兒託付給戴家廚師湯好珠收養，自己帶著三個兒子前往上海。小女兒戴璐璐不久夭折。
戴笠唯一的兒子戴藏宜被處決後，妻子鄭錫英一個人無力扶養五個孩子。（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鄭錫英來到上海後，找到戴笠生前的護士長范娟理，請求幫助。範娟理將鄭錫英母子安頓下來，還為鄭錫英找了份工作。
1953年，蔣介石聽說了鄭錫英的情況後，指示務必將戴笠的兒媳和孫子接到臺灣。
蔣介石強調說：「此事只許辦好，不許辦壞，一定要把戴笠的兒媳和孫子平安接到臺灣！」
根據這一指示，少校特工王時敘秘密來到上海，並與潛伏在上海市警局的特務黃福源進行了電話聯繫，相約在南京路梅龍鎮酒家面談。
見面後，雙方按約定暗號，確定了彼此身份。王時敘向黃福源說明了自己此行的任務，請黃福源幫助解決。
黃福源領取任務後，即於第二天晚上在家設宴，招待上海市警局負責戶政管理的幹警陸秉章。在酒酣面熱之時，黃福源拿出兩千萬元（舊幣，折合新幣兩千元），放在陸秉章面前。又拿出兩根十兩重的金條壓在鈔票上，對陸秉章說：「陸兄，恭喜你，財神找上門來了……」
黃福源告訴了陸秉章自己托辦的事情，並讓陸秉章在出具戶口遷移證時將鄭錫英改名為沈鳳英；戴以寬和戴以昶保持原名；戴以宏改名為王時敘，並增加三十歲年齡。黃福源解釋說王時敘是鄭錫英的親戚，他要帶母子幾人去香港投奔他們的伯父。事成之後還會另有重謝。
陸秉章認為風險不大，便收下了鈔票和金條，答應幫忙辦理。於是次日將鄭錫英母子四人的戶口遷出，同時按照黃福源的要求進行了改動。黃福源拿到遷移證後，設法辦理了出境證，並將情況告知王時敘。王時敘非常高興，當天就偷偷來到鄭錫英家，告訴他自己的身份和來意。
鄭錫英沒想到老蔣還在牽掛自己，真是喜出望外。只是對不能帶走二兒子戴以宏很不放心。經王時敘一番勸說後，鄭錫英只能不得已同意了。
第二天，王時敘找到黃福源，讓他向臺灣發報告知情況，要求按原計畫派人到香港接應。他還讓黃福源找陸秉章將戴以宏的戶口遷移到郊區，並託人幫忙照管。
1954年1月7日，王時敘帶著鄭錫英母子三人乘火車從上海前往廣州，然後從廣州前往深圳，再通過羅湖橋去香港。不料去廣州的火車晚點了三個半小時，致使他們無法趕上去深圳的汽車，只能在廣州找一家旅館住下來，等待第二天再去深圳。為了讓母子三人旅途愉快，王時敘決定帶他們去外面的飯店好好吃上一頓。
待吃完飯回到旅館時，老闆告訴王時敘有警察找他。王時敘心裡一驚，問警察有什麼事情。警察說：「我們是廣州市警局的，請出示你的證件。」王時敘出示了自己的證件。警察仔細檢查後問道：「你和沈鳳英是什麼關係？」王時敘說：「我是她的小叔子，帶嫂子和侄子去香港投靠我的伯父王真如，他是成衣廠老闆，住在新界屏山唐人新村。」警察將證件還給了王時敘，告訴他：「你們暫時不要離開廣州，等待通知。」
原來當天晚上，廣州市警局接到報告，兩廣地區通緝的土匪頭目麥羅漢潛逃至廣州並打算外逃。警局立即對全市旅館進行了地毯式搜索。王時敘一行和麥羅漢一家的情況相似，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所以對他們進行了詢問。後經過核實發現，儘管王時敘的外貌和年齡與麥羅漢相似，但口音卻有很大不同。
這內中的情況王時敘並不知情，他回到房間後心裡仍然忐忑不安。經過反覆分析，他認定警察的目標應該不是自己，而是其他人，所以決定靜觀其變，以免前面的努力付之東流。
第二天早上，茶房來通知王時敘說，警局打來電話了，可以離開廣州了。原來，在凌晨三點時，警局已經抓捕到了麥羅漢。於是王時敘帶著鄭錫英母子三人順利出境到達香港，然後轉赴臺灣。
戴笠兒媳鄭錫英（右）與二子以寬（左）、以昶（前）來台後，與蔣中正總統合影。（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軍情局）
鄭錫英母子到達臺灣後，蔣介石特地安排了一次接見，並與鄭錫英母子合影留念。在蔣介石的安排下，給鄭錫英母子分配了住房，發放了生活補貼。
這使得鄭錫英母子能夠在臺灣安定地生活。大兒子戴以寬讀書上進，念完大學之後，去了美國留學，獲企業管理學士學位，並留在了美國工作。
小兒子戴以昶從臺灣東吳大學畢業後，供職於臺灣中華貿易開發公司，一直留在臺灣照顧母親。
留在大陸的戴以宏最初由潛伏在上海市警局的特務黃福源託人照料。黃福源將戴以宏撫養了3年後，因身份暴露被捕，戴以宏因此失去生活來源，被送進了一家由宋慶齡資助開辦的孤兒院。這家孤兒院的條件不錯，有些食品還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及國際福利組織贈送的。戴以宏在孤兒院生活到16歲時，被分配到合肥市棉紡廠工作。當時，中央號召青年到邊疆去，到農村去，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戴以宏第一個報名去農業第一線，被調往安徽樅陽縣，當上一名拖拉機手，後來又改行做了修理工。
文革中，戴以宏的身世被揭露出來，他才知道自己是戴笠的孫子。當時，有造反派想藉此批判他，戴以宏反駁說：「我9歲就進了孤兒院，是政府把我撫養成人的，我連戴笠長啥模樣都不知道！」由於戴以宏平時工作積極，為人熱情，人緣好，也就沒被格外為難。1976年戴以宏與一位上海女知青組成家庭，1984年兩人離婚。不久，戴以宏與當地一位女工重新組成了家庭。
當年託付給湯好珠收養的大女兒戴眉曼，為避人耳目，被改名為廖秋美。因為生活在鄉村，戴眉曼從7歲開始，就肩負起了家務勞動。
原本想平靜生活的戴眉曼，最終還是被人知道了她是戴笠的孫女。在講階級成分的年代，即便她已經出落成了容貌秀麗的姑娘，仍然沒有人願意主動上門提親。
直到遇見了鄰居大媽為她介紹的謝培流，這個在上饒汽車廠做修理工的小夥子，兩人才一見鍾情，決定結婚成家。有人勸謝培流慎重考慮，畢竟戴眉曼「出身不好」。
對此謝培流不為所動，回答說：「我是跟人結婚，又不是跟成分過日子，她憑什麼要替戴笠背鍋呢？」
在幾位村幹部的支持下，戴眉曼與謝培流最終走到了一起。
1970年代中期，戴眉曼在上饒一家工廠找到了工作，後來工廠倒閉，成了下崗職工。戴眉曼和謝培流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一家人生活和睦。
1991年，戴以宏、戴眉曼赴臺與母親鄭錫英團聚，一家人在分離了38年之後，終於再次團聚。
見面期間，鄭錫英一直感覺虧欠了女兒，生怕女兒怨恨自己。戴眉曼反覆安慰母親說：「你沒錯，一切都是注定的，只能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