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人的失業率確實會比其他年歲組別高一些。相對而言，在經濟已經發展到較高水平的地區，青年失業問題特別明顯。（Getty Images）
今日中國大陸，年輕人面對的困境不再局限於長期處於弱勢的農村人口或民工。就連在城鎮成長，可能一出生便大部份都不愁衣食，也無需如前代青年人般上山下鄉、忍受肚餓、面對不斷的政治運動那些，當去到需要建立自己人生的階段時，變猛然發現原來這個世界不是為他們的未來鋪排的，而且不讓他們有幾多空間去自主鋪排未來。
結果，不少當代的中國大陸年青人就連對未來的盼望都失去，所謂的「躺平」、「內捲」、「潤」、「淡人」，簡單講其實就是失去動力及失去期望。至於所謂「割韭菜」，則說明了他們在面對中國社會及整個制度時的無力感，及對那種種加諸於他們頭上制度性暴力、卡壓和剝削的無奈。
幾個星期之前，《經濟學人》雜誌有一篇文章談到中國大陸大學生畢業之後難找工作的問題。文章說：「長期以來，中國的學生一直被告知高等教育是通往更好生活的階梯，但到畢業之後就發現他們的學位並不是找到好工作的門票。因為對畢業生的需求停滯不前，而他們的供應又不斷增長。」這觀點無疑準確，但就沒有指出背後制度性根源。在中共現時那個制度下，利益格局已經完全被不合理的制度扭曲，甚至被操弄主宰。裙帶利益及制度權勢已經完全凌駕於所有社會倫理及正常的社會及經濟操作原則。政治權力的傾斜，決定了各種機會、社會資源、經濟效益、及勞動成果的分配，這包括就業機會、就業生態及能夠得到的回報。
在這樣的情況下，在制度鞏固的過程中進佔了各個崗位的先行者，除了必然盡一切力量保住自己的優越位置之外，還會把所有可能侵蝕他們權勢及攤分他們利益的新來者打壓。
中國年輕世代當前面對的困境並不始於近期。1989年的六四事件之後，就算鄧小平後來進行南巡，推動了經濟改革開放的第二波，中共的啦啦隊又不斷歡呼喝采，年輕世代早就已經成為整個制度要打壓，要以各種宣傳洗腦工程來塑造的被動受眾。八九學運的其中一個訴求是打倒貪污倒賣，要有一個更公平的制度。六四學運最後被鎮壓，這樣的訴求也變成了原罪，35年後的今日，就連要求公開官員財富也會被視為尋釁滋事。這不是說明年輕世代要從傾斜向老人政治的利益格局中分一杯羹的希望已經幻滅嗎？
這情況再經過這20多年，利益格局進一步固化，老人政治也造成整體分配更明目張膽地向官富階層傾斜，分配後果，包括機會分配，也必然差不多完全倒向官二代及裙帶利益集團。
以青年失業為例，年青人的失業率確實會比其他年歲組別高一些。相對而言，在經濟已經發展到較高水平的地區，青年失業問題特別明顯。
一般情況下，當一個低發展水平的經濟開始起飛的時候，只要有所增長，相對於原有水平已經是一個高比例的增幅，因而能夠製造很多新的經濟活動空間，就業機會自然也會急速增加。加上新興經濟體早期都是比較集中於一些勞動力密集的環節，能夠製造出來的新就業機會也比較多。青年就業、創業的機會，因而比較廣闊。
在成熟經濟體，因為整體經濟規模再不會急速膨脹，沒有可能不斷製造更多的新空間，要競逐相對增長較慢的就業機會，年輕世代自然會困難一些，也需要較長的時間。作為沒有工作經驗的職場新來者，要在完全沒有基礎的情況下找到立足點及起步點，會比已經建立了就業路徑的人面對多一些困難。問題是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經濟體嗎？顯然不是。
在中國大陸，顯然早在經濟進入飽和及低增長階段之前，已經出現了嚴重的機會及分配偏差。20多年前出現所謂「蟻族」現象的時候，中共官方的經濟增長數據仍然是7%以上，而且市場似乎每年都可以吸納各級畢業生。為何仍會出現「蟻族」這一種絕望群體？
到較為近期，中國大陸出現「割韭菜」這一類講法，很多對此產生共鳴的，都是在職場找到位置的那些青年人。正因為他們已經找到落腳點，才清楚知道那個落腳點原來是一個令他們無法自拔的陷阱。他們甚至認為自己在這個陷阱中進不得，也退不得，只能任人宰割，被定位在一個長時間都不能自拔的位置。
到抗疫這幾年，及之後這一年多的經濟停滯，中國大陸的年青人就連找一個可以被人宰割的韭菜站點都沒有幾大可能性。所以現在中國官方就連青年失業率都要以調整計算方法來掩飾。所有隨之而來的說法，包括「不談戀愛、不婚、不育、不買房」這個年輕世代的所謂「新四不主義」之外，還要放棄一切希望，要做個「淡人」，要以「不讓孩子出生才算是最大的父愛」這種種說法來自我解嘲。
這種絕望，其實與1980年中國青年潘曉寫下的那篇文章《人生的路呵，為什麼越走越窄》性質如一，是一個跨越接近半世紀的共鳴。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