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圖片來源: 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7月26日訊】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開過，外界認為沒解決經濟問題，表示失望，還有的認為這次大會改了方向。前者是將黨代會的功能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混淆了，因為黨代會歷來主打政治方向與政策大綱，重心不是政府經濟工作。但如果說改了方向，那是因為論者自己認為中共的改革曾有個他想像的方向。這個問題，筆者想通過分析三中全會召開前發表又被迅速下架的《改革家習近平》，探討一下自1978年以來中共的改革方向。
從鄧到習的不變：政治專制+行政管控下的市場經濟
中共的改革方向，就是中共政治專制+行政管控下的市場經濟，這從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以來就沒有變過，如果有變化，也不是方向性的變化，只是框架內的調整。習近平的「改革」與外界期盼相反，就是這種框架內的調整，目的是為了拯救腐敗透頂的中共。
對該文迅速下架的原因，外界有很多猜測，我同意《新華社特稿〈改革家習近平〉下架真相》一文的分析：該文犯了一個史實錯誤，將1978年11月安徽小崗村包干到戶的改革功績部分安到1980年5月去安徽調研學習的習近平頭上，這是硬傷，必會引起痛詬。
海外對這篇文章當然是批評為主流，批評點在兩方面：習近平的施政根本不是改革，此文全是阿諛奉承。其實，之所以有這種批評，是因為批評者早就將「改革」這個詞神聖化，他們的改革只有一種定義：改變中國政治體制，不以此為訴求的就是假改革。
這篇《改革家習近平》，稱「習近平被認為是鄧小平之後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這是官媒首次為習近平冠上「改革家」之名，通篇看下來，是一篇寫得比較認真的頌聖文章，既然是頌聖，當然免不了拔高頌揚。但是關於習近平是不是當得起「改革家」，一是看所謂改革內涵，二是主要看改革的具體內容，這兩點決定了習近平是什麼類型的「改革家」。
討論「改革」必先界定改革之內涵
從詞的原生意義來說，凡是觸動現存政治經濟格局、改變利益分配方式的都可稱之為「改革」，其成敗與影響決定當時的評價，後世的評價80%以上基於當時的評價。只有一種情況除外：改革後政權的生命太短。
「改革」從一個中性詞變成完全積極意義，是鄧小平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之後，中國人與世界對「改革」的一種新的賦義，由此在中國的語境中派生出了「真改革」與「假改革」、「全面改革」與「跛足改革」之分義。我在22年前發表的長文《中國改革的得與失》（《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第1期，總第76期）中，就明確地指出，中共對改革的賦義，早就不是以政治體制改革為目標，而是任何對現存秩序的變動，都稱之為「改革」。
我為什麼要特別指出這點？就因「改革」這個名詞，因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讓中國以新面目出現於世界並迅速崛起，成為一個非常積極的名詞。那時候，全世界都有一個幻想：經濟改革必然引發政治改革。美國前總統克林頓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學的公開演講，是為瞭解除美國政界反對中國入世的壓力，他那番講話，開創了美國中國研究圈兩個堪稱經典的中國預想：1、中國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國際社會，促使中國建立一個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2、對中國開放西方的網際網路技術，有助於瓦解中國的言論管制。這兩點最終都會促進中國走向民主化。這個中國預想影響的不止是美國的中國研究圈，幾乎是世界多數中國研究者。
有關「政治改革」這點，官方、民間及海外各有不同的解釋。中國官方將所有政府機構的變化、行政事權在部門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重新分割，全算成「改革」。但從鄧以來，歷經江澤民、胡錦濤前後20年，直到習近平前十年，從來都沒有改變中國的政治方向——即中共通過憲法自賦的中共是中國人民的天然代表，擁有無可質疑的執政權力。這一點，從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後表述為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歷經江澤民的三個有利於，即「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胡錦濤的「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這條道路和這個理論體系」，再到習近平，都沒有任何實質改變，只是話語表達的變化，比如習近平表述為「旗幟決定方向，道路決定命運。黨要在新的歷史方位上實現新時代黨的歷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道不變、志不改，堅持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翻閱中共官方文件，我從來沒發現過中共要改變方向的表述，一點暗示與蛛絲馬跡都找不到。
習近平執政12年的改革具體內容
《改革家習近平》第一節第三段有這樣的表述：「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段話，我認為是事實，因為我在《現代化的陷阱》中就論述過，鄧（胡趙）自1978年開啟的放權讓利、國民普遍受益的改革在江朱時代前期已經結束，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
所謂「皆大歡喜的改革」、指的是江時代的放權讓利與多龍治水格局。放權讓利，就是讓政府部門根據事權劃分行使資源分配之大權，這一過程產生大量尋租活動，形成官商合作體制瓜分改革紅利，這些紅利就是「好吃的肉」，中國在這段時期創造了數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富豪群體，約佔人口23%的中產階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朱鎔基「抓大放小」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為中共留下了一筆寶貴資產，那就是在能源、公用事業、糧食系統等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寡頭壟斷型國企，這是溫家寶十年「太平宰相」的本錢。
所謂「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在政治上，指的是江朱時期多龍治水（5-7位常委）、胡溫時期「九龍治水」格局下形成的高層權貴「家國一體利益輸送機制」；在經濟上，是溫家寶5萬億救市加上幾十萬地方債的巨額債務。習近平接班時，胡溫已將「改革紅利」食盡，當時太子黨成員張木生公開批評胡錦濤的無為之治是「擊鼓傳花」，北京坊間盛傳的是「老太子黨」成員接班之後，必拿「新太子黨」（江朱胡溫兩朝的政治局常委子弟親屬）開刀，為反腐祭旗。美國的《紐約時報》、英國的《金融時報》（比《紐約時報》更早）成了當時揭露高層腐敗的主要載體。
要完成這最難的人事清洗，習近平自然只能通過加強權力、近於獨裁的手段，才能與整個官僚隊伍為敵；而且習近平必須尋求連任，不說永久執政，至少也得執政足夠長的時間。這就是習近平變多龍治水的集體領導為個人專斷、黨內獨裁的背景。獨裁是種政治體制，形式有個人獨裁、宗教獨裁、寡頭（集團）獨裁、家族獨裁等多種形式，中共自建政開始，政權的獨裁性質沒有變過，只是從毛的個人獨裁變成鄧、江、胡的寡頭獨裁，習近平又將寡頭獨裁變成個人獨裁。江胡時代的中國國內政治確實相對寬鬆，但主要不是九龍當中有誰更「民主」，而是九龍的利益鏈條多，分割改革紅利的途徑多；更多的是國際環境所致，江時代說的是「與國際接軌」，與美國是「戰略合作夥伴」；胡第一任期與美國是「重要的戰略合作夥伴」，由於中國在2009的APEC夏威夷峰會上，提出」中國不再是國際規則的被動遵守者，今後要主導國際規則的制訂」，中美關係降格成為「重要的經濟合作夥伴」直至「經濟合作夥伴」關係。美國對中國人權狀態的批評，江胡兩朝多少有點顧忌。習近平時期則處在「經濟合作夥伴」向「重要的競爭對手」轉變階段，中美關係日趨惡化，打擊外國資本（尤其是有選擇性地打擊事涉「國家安全」的信息產業資本），這一切，被認為是習近平要改變改革方向的倒行逆施之舉。但其實與改革方向無關，最多算是收窄了對外資的「開放之門」。（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