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1398年─1457年），明朝名臣，民族英雄。（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于謙（1398年─1457年），字廷益，浙江錢塘人，明朝名臣，官至少保，世稱于少保。他為官清正廉明，興利除弊。危急關頭，毅然以社稷安危為己任，被視為民族英雄。
《明史·于謙傳》曰：「贊曰：于謙為巡撫時，聲績表著，卓然負經世之才。及時遘艱虞，繕兵固圉。景帝既推心置腹，謙亦憂國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偉矣。變起奪門，禍機猝發，……而謙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
明永樂十二年（1414年），于謙年僅十七歲。相傳有一天，他來到一座石灰窯前觀看煅燒石灰。只見一堆堆青黑色的山石，經過熊熊的烈火焚燒之後，都變成了白色的石灰。他深有感觸，寫下了這首膾炙人口的詠物言志詩篇《石灰吟》，抒發了他對清白做人的境界追求，縱然是粉身碎骨，也要保持高尚的節操：「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永樂十九年（1421年），于謙考中了進士。宣德元年（1426年） ，于謙被任命為御史。宣德元年八月，曾經深得永樂帝寵信的漢王朱高煦的反叛，企圖重演「靖難」故事，明宣宗朱瞻基御駕親征，朱高煦出城投降，護從宣宗出征的于謙當眾口數其罪，義正辭嚴，聲色震厲。朱高煦伏地顫慄，口稱罪該萬死。宣德帝自此十分賞識于謙。
後來按察江西時，昭雪數百件冤案。宣德六年（1431年），宣德帝知道于謙可以擔當大任，親筆寫下于謙的名字交給吏部，越級提升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這一巡就是19年。在此期間，他「威惠流行」，甚得民心，連太行山藏匿的強盜都消失不見了，據《續藏書》記載，當他奉詔入京議事，臨行前，屬僚們都勸他難道也不帶一點土特產？于謙笑著舉了舉自己的兩隻袖子說：「我只有清風而已。」並賦《入京》詩一首以表明心跡：「絹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宣德三年（1428年）二月，剛過百天的朱祁鎮就被冊立為皇太子。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日，宣宗駕崩，時年僅八歲的朱祁鎮即位，是為明英宗，由張太皇太后攝政。正統六年（1441年），英宗正式親政。次年（1442年），張太皇太后崩逝，曾輔政四朝、開創仁宣盛世的著名閣臣「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到了正統十一年，三楊盡皆去世，宦官王振開始專權，其黨羽遍天下，百官為之側目，這也是明朝歷史上的第一次宦官專權。
正統十四年七月十七日，明英宗不顧吏部尚書王直等群臣反對，偕同王振率軍五十餘萬御駕親征。命皇弟郕王朱祁鈺負責留守京師。雖然名為親征，但軍務大事皆由監軍太監王振決定，將領處處受王振節制，而王振不懂軍事，指揮接連失當，致使明軍屢戰屢敗。班師途中又繞路貽誤時機，最終在土木堡全軍覆沒，英宗被虜走。消息傳到北京後，太后只好召集百官商議，確立朱見深為皇太子，由郕王朱祁珏輔政。于謙為兵部尚書，總督軍務，固守京城，備戰迎敵。
據《明史·于謙傳 》記載，在于謙等大臣的強烈要求下，郕王承繼大統，立為景帝。于謙的原話是這樣的：「臣等誠憂國家，非為私計。」景帝十分信任于謙，他奏請的事沒有不聽從的。但也有御史說于謙太專權，干預六部的事，多次上奏彈劾他，全靠景帝力排眾議，他才得以實現自己的計劃。
于謙的性格很剛強，遇到有不痛快的事，總是拍著胸脯感嘆說：「此一腔熱血，意灑何地！」他為北宋文丞相畫像的題詞中也有這樣的內涵抒發：「殉國忘身，捨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寧正而斃，弗苟而全。」
實際上，于謙對自己的個性是有著清醒的認識的，在他的「小像自贊」中這樣描述自己：「眼雖明不能見機，腹雖大不能容人。貌不足以出眾，德不足以潤身。其性雖僻，其情則真。所寶者名節，所重者君親。」
從于謙所處的時代來看，他還是受到了盛極於南宋、元朝和明朝的程朱理學的影響。正如他在《讀易》這首詩中所寫的那樣：「太極本無形，陰陽互消長。……濂溪論理微，康節推數廣。程朱述傳義，明白非惚恍。」詩中「濂溪」指散文名篇《愛蓮說》的作者周敦頤，世稱濂溪先生，還著有《太極圖說》以及《通書》，因此被尊為宋明理學的開山鼻祖。「程朱」是指程頤、朱熹，他們發展出來的程朱理學，把天理和人慾從根本上極端的對立起來，程朱理學在清朝中葉以後逐漸沒落。
于謙是一個兩袖清風的清官，無欲則剛，為了社稷安危，沒有半點私慾，「粉身碎骨渾不怕」，可以捨生取義，覺的這樣做就是合乎天理。其實，還是沒有充分理解「中庸」的精義乃是中正和中和所致。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殊不知，中庸的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才是至德。諸葛亮在《心書·將剛》中也闡述過這樣的道理：「純剛純強，其勢必亡；不柔不剛，合道之常。」
景泰元年（1450年），兵部侍郎于謙成功抗敵，並與瓦剌議和，景帝將英宗迎接回京，置於南宮，尊為太上皇。景泰三年 (1452年)五月，景帝廢原太子朱見深，並立自己的獨子朱見濟為新太子。卻有汪皇后諫阻道：「陛下由監國登基，已算幸遇，千秋萬歲後，應把帝統交還皇侄。況儲位已定，詔告天下，如何可以輕易呢？」直惹得景帝動惱，最後只得將后位讓與見濟的生母杭妃。真乃有其父必有其子，怎奈世事難料，景泰四年 (1453年)十一月，皇太子朱見濟夭折。朱祁鈺已無子，卻也沒有復還儲位。
奪門之變發生在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適逢景帝病重，石亨、徐有貞等帶兵撞開南宮宮門，迎接太上皇朱祁鎮復位。之後于謙遭難，景帝與杭皇后先後病重離世。《明史·于謙傳 》 中記述：「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 後來在曹石之變前，在李賢提醒下，英宗才恍然大悟：「景皇帝不起，群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假事泄，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此輩藉陛下圖富貴耳，豈有為一毫社稷之心哉。」清朝谷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第三十五卷評論道：「奪門」二字，英皇不得正始，景皇不得正終。授受之祭，弟兄交失。……獨惜于謙者，百折不回於社稷無君之日。
或許有人會問：「于謙功在社稷，若不這樣做，大明還能續命二百年嗎？」事實上，對於這段歷史，劉伯溫在《燒餅歌》中早有預示：「失算功臣不敢諫，生靈遮掩主驚魂。國壓瑞雲七載長，胡人不敢害賢良。相送金龍復故舊，雲開日月照邊疆。」前兩句說的是土木之變； 「國壓瑞雲七載長」一句意指景帝在位僅僅七年；英宗回歸也在其中。劇本早就有了，演出中的即興發揮只會補充不同版本的細節罷了，此非人力之功，也非人力所能逆轉。
于謙在「劉侍講畫像贊」一文中寫道：「鐵石肝腸，冰玉精神。超然物表，不涴一塵。」特別讚美了「冰玉」精神。荀子在《勸學》篇中闡釋：「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細細想來，四攝氏度的水體積最小，結冰的過程，便是體積自我膨脹的過程。
冰雖寒於水，但也硬脆易碎。這也是偏離中和的文化導向對人的思想觀念造成的潛移默化影響。為了實現目標「善假於物也」而不擇手段，忽視過程中的守和不偏倚，背離的卻是中庸這一傳統價值的守德之道，最終對人的福份和未來產生某種不利影響。
（文章取自：楚若薇〈清白剛烈的于謙與凋微的棠棣之花〉。本文經過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