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風中飄揚。（圖片來源：Adobe Stock）
1949年以前的民國，戰爭連綿不斷，因戰爭造成的農田基礎設施嚴重殘舊，加上不斷出現的自然災害，把民國搗鼓的支離破碎。軍閥混戰，鬼子掃蕩，土匪盛行，武裝割據，這些都同時在民國的大地上上演。而曾幾何時，我們對民國全盤否定，那時甚至連「民國時期」這個詞都極少見，人們只用「解放前」、「舊社會」來指稱那個時代。常常還附有定語：「黑暗的解放前」、「萬惡的舊社會」……
陳丹青說過，「在立人這一塊，我相信共和國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國還是很羞愧。要論做人的堂堂正正，敢作敢當，我們在民國人面前根本沒有資格說，全是奴才。我在所有大學看到都是奴才，當然我本人是資深奴才。」
民國時期，文人儒士大多狷介，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或狂傲不羈言談駭世。傅斯年一生不黨，拒不做官，他認為：教授做官是「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與傅斯年同時代的還有一位教授叫劉文典。劉文典因跟蔣介石拍桌叫板而名噪當時。他的經典理念是：「大學不是衙門，不需要向權貴獻媚。」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經濟學家，他與蔣介石的一段恩怨，從中可以看出一個學者的錚錚鐵骨。馬寅初教授有句擲地有聲的話：「我不去見蔣介石，他要見我他自己來。」
而今天，「大到院士，小到大學教師，前有高校畢業生，後有企事業單位人員，都爭先恐後跳進了『竊門』。堂而皇之扒他人學術成果，為自己牟取功名利祿的偽知識份子大有人在……層出不窮的問題教授、『文化妓女』得了軟骨病，拋氣節、丟良知，將尊嚴一腳踩至腳底，啐上一口濃痰，向名利把頭低……」無價的學術、高尚的知識份子氣節，在市場化的大潮中賤廉到這等地步。
民國，特別是抗戰時期，儘管官方管制言論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斷發生，但整個國家仍有相當程度的新聞自由，無論是民間辦報還是獨立的新聞批評都還有一定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據統計，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先後在重慶發行過刊物的民營報社、通訊社即達2百多家……。除共產黨的《新華日報》、《群眾週刊》以外，還有《國民公報》、《時事新報》、《西南日報》以及無計其數的雜誌和期刊。雖然在當時也有記者遭到軍閥迫害，但是在絕大多數時間裡，他們並沒有遭到所「攻擊」對象的報復。究其原因，首先是當時的政客大多都以民主自由標榜，同時追求自由的慾望很強烈，報紙是他們獲取資訊的視窗，因此報紙的言論自由還是有很大的市場。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逝世，在中國學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哀悼。（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國民政府不知悔改」這些都是民國時期報紙的頭版標題，試問中國有哪個朝代的報紙敢註銷這樣的通欄標題？「如果可以選擇，我願意活在清末，那樣，離民國就不遠了。」崔永元調侃高考作文題時如是說。說者無意，聽者有心。一班線民紛紛贊同，嚮往回到時下大眾傳媒中的「美好民國」。章詒和也曾說，「胡耀邦先生有一句話，什麼叫改革？改革就是退步。所以我希望大家都退步，退到哪？退到民國就好。這個很現實，這個可以做到，因為民國離我們不遠……」
在辛亥革命中央杭州起義中，一個二十四歲的浙江青年拍下絕命照留給母親，然後率領敢死隊身先士卒猛攻浙江巡撫衙門，活捉浙江巡撫曾韞。這個青年，名叫蔣志清——他就是後來的蔣中正，字介石。
當今大陸被拆遷戶怨聲載道，但1928年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馮玉祥就對動遷戶說：「皇帝尚不能強拆，民主國家豈能違背民意……政府要拆房，如果給蓋了房那就好。若沒蓋房，硬叫你搬就不對。這是中華民國，不是中華官國。人民是主人，官吏是僕人，僕人應當為主人做事，應當討主人喜歡……」乃至蔣介石都不能對民眾隨意拆遷，至今其奉化故居釘子戶還成為大陸人旅遊懷念的風景。
黃琪翔孫立人衛立煌緬甸檢閱。（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民國最讓外國人刮目相看的軍隊不是大陸教科書裡葉挺的新四軍，而是孫立人的新一軍。新一軍遠征緬甸，以傷亡1.7萬人的代價擊斃擊傷日軍10.9萬人。在新一軍攻占緬甸重鎮於邦的時候，下屬向孫立人詢問如何處理日軍戰俘，孫將軍的回答是：你去問問那些狗雜種，都誰到過中國，到過中國的就地槍斃，以後都這樣辦。88師師長、後升任72軍軍長的孫元良後來回憶，他們一個師15000人左右，到最後，只剩下不到1/3。「我們的部隊，每天一個師又一個師投入戰場，有的不到三個小時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個小時死了2/3，這個戰場就像大熔爐一般，填進去就熔化了！」這是曾任第三戰區司令官馮玉祥的一段話。
自1937年7月7號抗戰爆發到1938年初，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軍委會將全國劃為八大戰區，戰區共有國軍117個師（不包括騎兵師和步兵旅），還有武漢衛戍14個師，西安行營12個師，軍委會直屬17個師，後方整訓26個師，後備14個師等部隊，抗戰初期犧牲的血肉之軀就是出自這些部隊。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守東戰場。……」《歌八百壯士》歌頌了抗日戰爭初期一個可歌可泣的英雄集體的壯舉，成為激勵廣大愛國軍民鬥志的響亮號角之一。1937年10月27日，第88師524團團副謝晉元，奉令率800官兵堅守上海閘北光復路四行倉庫，掩護主力部隊撤退。在謝晉元指揮下，800官兵孤軍作戰，打退日軍多次進攻，斃傷日軍百餘人。至31日，完成阻擊任務，奉命撤入公共租界。四行戰鬥受到上海人民的支援和讚譽。
1944年9月7日，第79軍軍長王甲本與軍部手槍排正面遭遇大部日軍，43歲的王及部下均戰死。王甲本是抗戰期間直接與日軍肉搏而犧牲的級別最高的中國軍官。1949年，王三子一女遺於大陸。其妻於1950年代初被作為反革命家屬槍斃，其子王寶光曾與楊振寧為同窗好友，文革期間亦被摧殘致死。
西安事變後，聞一多怒斥張學良。清華教授聞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講台，橫眉怒目，如對著仇人控訴一般地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我要嚴厲責備那些叛徒，你們這樣做是害了中國，假使對首領有個好歹，那麼就不必再想復興，中國也要退回到民國二十年前大混亂的局面。」
張學良日記中說，1958年11月23日，蔣介石在臺灣桃園大溪官邸召見了張學良。「……老先生親自出來，相見之下，不覺得淚從眼出，敬禮之後，老先生讓我進入他的小書齋。老先生的眼圈也濕潤了，此情此景，非筆墨所能形容……總統說西安之事，對於國家損失太大了！我聞之甚為難過，低頭不能仰視。」
蔣介石次子，蔣緯國14年未被晉升。一次，他對蔣介石說：在中華民國的軍事將領中，有兩位—直沒有升遷的，其一是你，（蔣介石是五星上將，為臺灣軍界最高軍銜），另一個是我。直到蔣介石死後，蔣經國上台，他又調侃地說：「我很高興，因為我也升官了，我以前是蔣總統的兒子，現在是蔣總統的弟弟。」
國軍將領鄭洞國《我的戎馬生涯》中回憶長春圍城戰：軍隊的缺糧情況如此，一般市民的處境就更慘了……餓死的人愈來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著，突然倒下就死去了……甚至出現了賣人肉的慘劇，長春街頭經常出現被遺棄的嬰孩。這些不幸的孩子一個個餓得瘦骨嶙峋，奄奄一息。凡聽到孩子們撕腸裂肚般啼哭的人，無不心碎。但1948年11月的上海共軍進城，大批上海人在火車站自覺排隊購買車票準備逃離上海。注意亮點，幾乎沒人插隊。……
敗退臺灣的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的清廉在臺有口皆碑，他外出視察，餓了直接到小飯館買個盒飯就吃；帶家人看電影，跟一般人一樣排隊買票；一生從未置產，以至於沒有積蓄。……
上述片段，都已成為我們曾經擁有的光榮民國無法抹去的記憶！
正如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秦暉述說，辛亥以後的整個民國時期，確實給人以兵荒馬亂、內憂外患、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的印象，民國時期國人苦難的極點。但抗日成功，正是民國歷史中最大的正面成果。內憂外患導致社會抵禦災害的能力下降，民國時期因而也是天災頻仍、因災死亡慘重的時代。但內憂外患的民國時期，如果不是與「治世」、而是與歷史上類似的亂世相比，民國時期卻有明顯進步。
民國在政治上雖然沒能建立成功的憲政，但確實播下了種子，今天臺灣地區民主化的進步不能說與此無關。民國時期的新文化可謂風起雲湧，同時傳統國學也是雲蒸霞蔚，兩者都讓人津津樂道。當年北大如何，清華如何，西南聯大又如何，這都是今天許多「民國粉」們喜歡談的。
關於民國的進步，秦暉講兩個過去人們比較忽略的問題。一是人口模式。傳統時代人口的增減是王朝興衰的顯示器，而亂世人口大減則是常規。然而民國時期儘管兵燹不斷，天災人禍深重，但與歷史上「亂世」人口往往要損失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民國卻出現了歷史上從未見過的人口「亂世增長」。復旦大學人口史研究團隊多年潛心研究的結晶《中國人口史》六卷，其中後兩卷就集中揭示了這一過去人們未加注意的重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