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表（圖片來源: 公用領域 Pixabay）
【看中國2025年4月3日訊】【唐光華先生發帖稱：《鬼推磨》作者蘇曉康對中國亡天下後的沉痛剖析:
‘明末顧炎武作《日知錄》，分辨「天下」「國家」為二者：「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所以六〇年「大飢荒」那會兒，中國就「亡天下」了，當年連劉少奇都對毛澤東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中國三十年「民族主義」高歌猛進，八〇後以降還知道這點歷史的已是鳳毛麟角。
顧炎武之「亡天下」，還有更深一層，他是在講人倫防線、文明底線的大問題，他說朝代興亡更替，是無所謂的小事，但是假如一個民族突破了人倫防線，它就死了。中國的文革，是一場「多數人的暴政」，最後出現了霍布斯所說的「人與人的關係」倒退到「狼與狼的關係」的蠻荒境地；到這種境地，還能限制暴行的，只剩下每個人自己心裏的人倫防線。我們今天才驚訝地發現，那時的大多數中國人心里根本沒有這條防線。這就是文革後巴金老人萬分痛苦的一件事，他問自己：孩子們怎麼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狼？’】
一、「個人精神史」
「家國」二字，我在流亡以後才認識。
先是媽媽猝死，求兒子替我去「祭母」；
接著父親病危，我奔喪被拒，再求兒子去見爺爺最後一面。
「家」的消亡，就把那個「國」也一道帶走了。
這是在我八九流亡的十四年之後。
然後，我才開始慢慢讀余英時，才知道在我們前面已經發生的那場「亡天下」：
中國發生地變天荒之際，讀書人所預感的棟樑摧折、家國興亡，以1949年為最後界限，在此前後大多「乘桴浮於海」了。留下來的人面對的「當世之巨變」，不只是財產剝奪、政治清算，更要接受洗腦換心的一套閹割手術，陳寅恪稱之為「改男造女」。如果分析一下當時的史料，你會驚訝的發現，其實毛澤東並未遇到太大的阻力，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取勝了。這原因就是陳寅恪詩中形容的「塗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為奼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識份子們竟是群體性的向馬克思主義一邊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過洋的學者教授作家。中共這個暴力集團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識界的自動繳械，並以其知識的權威協助毛澤東把他的假馬克思主義立為國教，雖然所有人後來都未能逃脫重重劫難。
我們四九後一代，從未面對過自己的「個人精神史」。
二、讀書人恥辱史
下面的文字，寫於1995年秋之普林斯頓。
中國是地蠻天荒了的一個世界——不管你稱它現代化、社會主義還是專制，在文化上，它已歷盡變窮，墜入非驢非馬之境，而在這「蠻荒」之後的我們，似乎再不能跨越那道「蠻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無文化的「文化癖」。說斷裂鴻溝壕塹都可以，問題是你如何逃得出這道惟幕？都說讀書大概可以。但我讀了一本書之後才知道已不可能——隔在「蠻荒」這邊的我們，在語言上同那邊的人已經無法溝通，你認識的那幾個中國字也未必幫得上忙。
這本書是‘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儘管作者余英時教授進在咫尺，可我讀到這本書卻繞了很大一個彎子。整個1994年裡，我每週帶妻子去紐約城裡作三次針灸，停車在曼哈頓街頭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罰單，在診所裡安頓好她，我就回到車裡來守著。在那摩天摟群的峽谷裡，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漸漸靜下心來讀書。當時的心境與世隔絕，看不進報刊雜誌和閑書，彷彿是為了同那「後現代」的曼哈頓風景作對，我下意識偏偏只願讀中國古詩詞，於是一本俞陛雲的‘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便同妻子的各種藥物一起隨身攜帶。其實我能讀出點味道的，只有從小偏愛的東坡稼軒兩位，但讀來讀去就受不了東坡式的空豪放，更覺出稼軒的沈重和絕望，心境也隨之墜入「更舊恨新愁相間」。那麼遙遠的南宋式的興亡感懷，此時令我心動者，或在個人不幸，和某種漸漸襲上心來、先前未曾感覺到的流亡真實。
忽一日，偶然看到「詩文」兩字便拿了這本‘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上路。坐在車裡讀起來，驟然被一個「文化遺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懾。說實話，以我膚淺的古詩詞閱讀能力，對此書深義的理解只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懾」者，是陳寅恪在他晚年詩文中設置的一套暗碼系統，無疑是一道用來抗拒「蠻荒」的屏障，恰好對我們也形成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一個「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活在地變天荒之後，因「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若非余英時的破解，將任隨歪曲，無人知曉﹔而這個罕見的學貫中西的讀書人，在中國文化「歷盡變窮」最後二十年裡的文化感知和心靈苦難，也將永遠湮沒。這又正好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現代中國會繁殖著如我輩「反傳統」的一代又一代。
很奇怪的是，「五四」以來直到毛澤東鑄成鄙視讀書人的一種「新傳統」，教「蠻荒」以後的我們，從來就把中國知識份子視為「無脊樑骨的」的一群。對我們來說，支持這種成見的最有力證據，正好是1949年以後中國大部分大知識份子對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從郭沫若、馮友蘭、茅盾、范文瀾，到「文革」中被逼自殺的老舍、吳唅，還有科技界的錢學森等，彷彿代表著整個人類文明的死去。這場「改衰翁為奼女」中的例外，過去我們僅知儲安平和馬寅初二位，但後來我看到的資料顯示，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對新王朝頗唱讚歌的，後來到人口政策上才犯顏直諫；而較早就犯了龍顏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溟，卻終身不再啃氣。這好像都不涉及知識和學養的問題，也並非人們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問題。大陸人常說，如果魯迅活到49年後一定是個大右派，我卻覺得未必。這好像關設到一種文化精神——讀書人〔或稱知識份子〕對文明的最後底線。讀了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我才知道這底線是什麼。
中國發生地變天荒之際，讀書人所預感的棟樑摧折、家國興亡，以1949年為最後界限，在此前後大多「乘桴浮於海」了。留下來的人面對的「當世之巨變」，不只是財產剝奪、政治清算，更要接受洗腦換心的一套閹割手術，陳寅恪稱之為「改男造女」。如果分析一下當時的史料，你會驚訝的發現，其實毛澤東並未遇到太大的阻力，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取勝了。這原因就是陳寅恪詩中形容的「塗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為奼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識份子們竟是群體性的向馬克思主義一邊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過洋的學者教授作家。中共這個暴力集團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識界的自動繳械，並以其知識的權威協助毛澤東把他的假馬克思主義立為國教，雖然所有人後來都未能逃脫重重劫難。
但是，對中國讀書人的這段恥辱史，作純粹政治性指責和道德非難，不是一個有欠公允的問題，而是迴避了更本質的東西，即他們的作為將如何面對他們信奉的知識、價值系統及其背後支撐著的人類文明，這就是底線。而這個底線，並非只設在中國傳統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讀書人能不能守住這個底線，便是一種文化的操節。這段歷史裡，有一個不幸羈留大陸，以至「看盡興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學阿世，樹新義以負如來，「支撐衰病軀，不作蒜頭搗……獨依一枝籐，茫茫任蒼昊」。我讀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從他悲愴的詩文裡透出的這種節操，並非民間一般的忠義氣節，而是一個讀書人對知識、學問、終極價值，總而言之，對一種文明的承偌。這種承偌，更悲劇性地表現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別是對隋唐歷史空前絕後的研究，轉入「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兩部巨著，也是他個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舉國皆沉醉」之際，孤獨地到歷史中重新發掘這種文化精神。
這種「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載體的中國人當中，不幸只有一種人還視為己任，即余英時在書中多次花費筆墨，「從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之辯，到陳先生論王國維之死」，反覆向深陷於保守與激進兩極對立中的現代人解釋的、一個屬於中國的古典群落：文化遺民。陳寅恪是不是最後一個？這引起我對中國之「文化遺民」的由來和沿革的興趣，繼而是對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觀和亂世感受的興趣，於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遺民」方以智的有關書籍來讀，再受震懾。
陳寅恪對王國維的那篇著名的‘輓詞序’，也許要算這個文化群落的「絕唱」：
‘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同命而共盡」，是一種殉情境界，唯有視此一文化為最高理想者才能達致的，因為在他們看來，「文化」是一個生命體，而不止是信仰、知識、規距。這是一種文化的貴族精神——希臘文化中有一種知識的貴族精神——王國維和陳寅恪，都是中國現代少有的「舊學邃密，新知深沉」而沒有世俗名聲的大師級人物，學養上深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對古今中西不持籠統之見、極端之說，並已打通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隔閡，本來，中國學界是有希望在他們的引領下走出文化困境的，然而他們卻被荒唐地當作「遺老」「遺少」而拋棄。這才是中國的無可救藥。
讀余英時教授一二十年前寫的這本書，才知道他一開始在香港，偶然讀到從文革中的大陸流傳過來陳寅恪的舊體詩，就已經窺見這位大師萬分追悔當初沒有「乘桴浮於海」。所幸還有他這位中西古今「實證」和「詮釋」參伍之真功底者，以剝蕉見心的方式箋釋前人，得以穿越最後一位「文化遺民」的神秘暗碼，將那文化精神捧還於人間。這樁學術奇案，神奇地以一個「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淺盞低唱，展示了中國文化的消沉歇絕，像極了一部希臘悲劇，卻又因其發生在中國淪入蠻荒之境，尤其在近代激進化思潮以細微之沫漸成「驚雷破柱，怒濤震海之不可御遏」之後，其文化上的意義，才無以倫比。
三、國人不識「亡天下」
我解釋余英時先生不再踏上中國土地，是因為中國已經「亡天下」，這個詞，今天大部分年輕人也不懂。當初王國維自沉昆明湖，至今中國人說他是「殉清」，而無幾人知道他正是殉「亡天下」，而陳寅恪為他做輓詞稱「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已成隔世之音。對「亡天下」裡面的人解釋「亡天下」，大概從一開始就不可能了，余英時有點「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今天他走了，我們更加孤苦伶仃。
近年來「低端人口」一詞火爆，北京一天驅逐230萬人，螞蟻似的外地民工，攜男挈女，忍辱荷重，沉默馴服任驅趕，怵目驚心，令人有種種聯想：納粹押解猶太人去集中營、印尼排華沿街濫殺，這在中國人中引起滔天義憤，網上一派「草泥馬」國罵、「排華」「納粹」的遣責和大量自冠「低端人口」的宣示，好像大夥兒剛明白「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時刻」，憤怒的詞彙也幾乎用盡，但是大家似乎都不知道一個最貼切的詞：中國人已經「亡天下」。
顧炎武《日知錄》分辨「天下」、「國家」為二者。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明末的概念，今人已難辨識；尤其近現代國家話語稱霸，始作俑者梁啟超，又將其簡略處理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於是國家膨脹，肉食者橫暴，匹夫卑微苟且，「天下」倒是先亡了。這才是大家今天的真實境遇，所有北京市民，跟所有被趕走的外地民工，待遇是一樣的——「匹夫」失去了人的起碼條件。
中國人倒霉，就倒霉在這「國家」上頭。顧炎武說「亡國」，僅指皇帝老兒的家院丟了，此一姓之興亡，不關匹夫的干係，四百年前他就有此前衛思想，比後現代理論還要透徹。然而梁啟超偏說，華夏自古只有「天下」沒有「國家」，率先為中國人建構「國家意識」，可是後來塞給中國人的「新國家」，居然還是「一姓之家」，它跟朱明稍微不一樣，幾乎就是滿清的一個「現代版」。余英時教授還專門做過一次「明清比較」：
‘明朝的天下屬於朱家，但朱家皇帝並沒有一個可以信任的統治集團作後援。朱元璋誅盡功臣，登基後只有廣封諸子以為屏藩。但僅僅皇帝一個家庭不能構成統治集團，其理甚明。（依傳統的說法，這是「家天下」。）……與此相對照，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滿族共同打下來的，而且一直靠滿族為皇權的後盾以統治天下，所以整個滿族確實構成了清王朝的統治集團。（這應該稱之為「族天下」。）……在滿洲皇帝眼中，滿人漢化對於政權的危害性決不在今天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之下。（這是「族天下」與「黨天下」的共同隱憂。）’
「國家」在清朝那會兒，已非「家天下」，而是「族天下」。後來的「黨天下」指共產黨，其理甚明，因為黨員就是「八旗」，他們也有「鐵桿莊稼」。據中共的中央組織部最新統計，截至2016年底，中共黨員總數為8944.7萬名，黨的基層組織451.8萬個。這個規模遠大於「滿洲黨」，而滿清以區區幾十萬人口，征服並統治一億漢族、連帶蒙藏回疆廣袤地域達三百年；據劉仲敬的論述，滿人歸於「諸亞」，而龐大的「諸夏」（漢族）已經沒了囊氣。中共拚命發展黨員、建黨支部、還要建到美國來，敢情是學八旗呢。
那「亡天下」是個啥？僅照顧炎武的字面，所謂「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一看就懂，那不就是六〇年嘛，所以早在「大飢荒」那會兒，中國就「亡天下」了，因為當年連劉少奇都對毛澤東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怎麼這次「低端人口」惹得網上「義憤填膺」，大家是不是醒得有點晚？「低端人口」裡的民工們，興許不少人還知道他們的爺爺奶奶是餓死的；城裡人八〇後以降，還知道這點歷史的鳳毛麟角。中國三十年「民族主義」高歌猛進，細想想是中華民族匹夫們的「肉食者」大合唱，也只能用北京市井裡的一句話最合適：把你賣了，還幫人家點票子。
其實顧炎武「亡天下」的意思，很複雜，他是在講人倫防線、文明底線的大問題，他說朝代興亡更替，是無所謂的小事，但是假如一個民族突破了人倫防線，它就死了。
中國的文革，是一場「多數人的暴政」，最後出現了霍布斯所說的「人與人的關係」倒退到「狼與狼的關係」的蠻荒境地；到這種境地，還能限制暴行的，只剩下每個人自己心裏的人倫防線。我們今天才驚訝地發現，那時的大多數中國人心里根本沒有這條防線。這就是文革後巴金老人萬分痛苦的一件事，他問自己：孩子們怎麼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狼？
人倫防線是一個文明最原始的成果，也是它最後的底線。這條防線在中國文明中是由儒家經歷幾千年逐漸建構起來的，卻在近百年裡被輕而易舉摧毀了。摧毀的明證就是文革；「吃人」更赤裸裸地發生在廣西文革中。我們無法確定，究竟是中國傳統的人倫防線，不能抵禦如此殘酷的政治環境，還是它早已不存在？可以確定的是，中國人除了這條傳統的人倫防線，再沒有其它東西，如西方文明中人與基督的溝通。
這讓我聯想到一個很著名的意境：本世紀初魯迅說他從中國幾千年傳統中只讀出「吃人」二字，他大概絕對想不到，掃除了這個「吃人」的傳統之後不過半個世紀，中國真的是「人相食」了。這是比奧斯威辛還要難堪的一個人類恥辱。
中國已經「亡天下」。
四、亡國與匹夫無關
共產黨憂慮他們的「江山」，一則是敗家子的哀嘆，這江山早已被他們折騰得殘破不堪；二則也實在是不懂中國傳統，毫無文化，以為冠上「人民」二字就上了保險，殊不知自古以來匹夫不認一家之姓，而今你姓「趙」就更白搭。
前引顧炎武《日知錄》的意思是，「亡國」僅指皇帝老兒的家院丟了，此一姓之興亡，不關匹夫的干係，換言之，朝廷換人做，乃家常便飯，市井不必大驚小怪的——四百年前他就有此前衛思想，比後現代理論還要透徹。
那「亡天下」是個啥？僅照顧炎武的字面，所謂「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一看就懂，那就是仁義禮智信那一套都淪亡了，人就退化為動物，這種境地，叫著「亡天下」。那不就是中國六〇年嘛，所以早在「大飢荒」那會兒，中國就「亡天下」了，因為當年連劉少奇都對毛澤東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如此來看，中國無所謂「亡國」，因為清朝亡了之後，已經無國可亡；但是大清亡了不到五十年，中國人居然引來了一個「亡天下」的世道，這是顧炎武四百年前難以逆料的。
而且顧炎武也想不到，三百年後出了一位「如椽大筆」，竭力呼籲中國建「國」。晚清梁啟超受西方「民族國家」新鮮事的刺激，極為懊惱：‘中國人向來不知其國之為國也，我國自古統一，環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為國’，華夏也自古只有「天下」沒有「國家」，所以他率先為中國人建構「國家意識」，到頭來塞給中國人的「新國家」，居然還是「一姓之家」，它跟朱明稍微不同的，就是姓「共」（如今時興姓「趙」），幾乎就是滿清的一個「現代版」。
「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民族主義瀰漫百年以來，中國人已經不知道這句話了。偏偏在奧運之後，愛國後生們狂熱之際，這句老話又從中文話語裡跳出來，好像故意來敗興的，那意思是說：你別得瑟，盡拿華夏大旗作虎皮，叫人家歸順你，華夏早就不知道挂了幾回啦。
此時中國經濟正逼近世界第二，北京又躊躇滿志要「大國崛起」，邊陲乃至東亞一片噤若寒蟬。有人考證，此言最早出自日本史學界。兩宋重文抑武，積弱三百年，卻是中國文明的峰巔；偏偏「蒙古旋風」起於北方草原，成吉思汗橫掃歐亞大陸，蒙古鐵蹄南下中原，屠盡北方男丁，千里無人煙，漢族精英凋零，待南宋氣數盡在崖山，陸秀夫背九歲少帝投海，跟隨蹈海者十萬之眾，華夏文明從此跌墜，未知會有還魂之日？朱明複製暴秦三百多年，華夏再入韃子之籠又三百年，精華遂蕩滌淨盡。
顧炎武死不仕清，但是他的三個外甥（徐干學、徐元文、徐秉義）都在清廷做高官，號稱「昆山三徐」。在他們沒有發跡時，顧炎武曾經幫助過他們。徐氏兄弟一門鼎貴之後，多次給顧炎武寫信，為他買田置宅，要迎請他南歸，而顧炎武卻拒而不往，寧可在異鄉過清苦的生活。他還曾經給他的學生潘宋寫信，讓他「不登權門，不涉利路」，不去充當徐干學的門客。
南明史專家陳永明指出：南明士人抗清、不降的「忠節」態度歷來為史所稱道，有「誇張和偏頗之處」，是史家受晚清以來「排滿」思潮左右的結果。「歷代殉節之風，以明最烈」，乃是一個事後的詮釋，並恰好是因為清人修《貳臣傳》貶斥明降臣，復以《勝朝殉節諸臣錄》表彰殉節者，甚為影響後世。
所以南明遺民是一個被誇大的歷史錯覺，西人對此已有分析，如伯克萊漢學家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有研究說，江南反清，只在於少部分地區，相反地，大部分地區，很快便對南下的清兵擺出了「順民」態度，他引明清之際來華的義大利傳教士Martini（衛匡國）之《韃靼戰記》親見記載說，清人南下初時並未遭遇很大的抵抗，但是宣布「剃髮令」後漢人才起來反抗，「為保護他們的頭髮拚死抗爭，比為皇帝和國家爭鬥更英勇」；這位傳教士說，當時韃靼人被殺掉很多，也被趕回江北，他認為江南人如果乘勝追擊，也許可以收復許多城市，但是他們沒有這麼做，而是「只滿足於保全了自己的頭髮」。
此間關節，即士人與百姓皆未必「忠於一姓」，文化上復有「用夏變夷」觀念——中國傳統對外觀念，並不執拗於「種族」一端，而是有很重的「文化主義」色彩，即錢穆指出的，春秋以來華夏的民族觀念，以文化而非種族為分界。明清交替之大變遷，亦可潛三百年之伏筆於晚清之巨變，乃有李鴻章之「以夷之長以制夷」與張之洞之「中體西用」，復有五四顛覆傳統之前提，因而亦有羨慕蘇俄馬列之伏筆，此或可做儒家整體主義之一解。中國人尊崇「青史留名」，卻大多「好漢不吃眼前虧」，綱常倫理地位極高，涵蓋直至天子，卻日常實用是另一套說得通的習俗，很奇怪的一個邏輯，緣故可能是無宗教，因此經世致用從來是最流行的，並非近代才如此，既然奉行現實主義realistic，勢必接受天演進化論，也勢必激進，西化與馬列化皆不可免，不獨近代知識人的迷失，而是文化傳統使然。
這次八九事件亦然，暴力之下民眾唯有取實用倫理之道，聽任邪惡暴漲，若以道德化視角針砭之，實乃不懂中國傳統。所以，中國精神其實不是什麼儒佛道三家，而是倫理或陳義極高或極端現實兩廂激盪罷了，歷史道德化最甚之處不是別的，而是道德人格的事後塑造，最流行的即關公，於是現實沉淪與幻覺高尚，正好抵消。
從中國歷史上曾經多少次「亡國」「亡天下」來看，這個文明毋寧是很有些消化「國恥」的暗功，外族人做了皇帝，不是一件滅頂的事情，日子照樣可以過的。往好裡說，中華文明有極強的同化異族、同化征服者的底氣，就是因為她原是不很在乎所謂「亡國」恥辱的，才可能育涵那樣的「氣度」出來，否則中國不早就沒有了？
大概也是唯有中文裡才有「亡國奴」這個詞，因為這是接受「亡國」事實的百姓身份。中國儒家的文化心理，極鄙視文明低劣的「蠻夷」，卻有「被服之」的胸襟，大概跟天主教可將「劣等人種」也收歸天國，是一個道理。但在另一角度上，中國人自古並無「國家認同」，而只有「朝廷認同」（一姓天下），後者便相當軟性，所謂「改朝換代」，是認真不得的，這種文化屬性，也許便是中國人易於承受外族入主、不致恥辱太甚的一個原因。
「認同軟化」或許正是分離傾向的濫觴，臺灣閩南人是一個顯例，滿清割讓它給日本，滿清已非「華夏正統」在先，這一割讓，便割去了「認同」基因，五十年可容兩個世代的空間，重鑄認同稍嫌急促，但足以使他們徹底褪去舊認同的空殼了。強化「國家認同」至「種族認同至上」的境地，朝鮮人是另一種極端的例證，不僅在北部維繫極權體制至今，人間已成地獄也在所不惜，其精神砥柱（或稱桎梏），便是近代以來外族人輪番征服所造下，以至其南方已在自由社會之境，「民族至上」所釀荒謬仍層出不窮，反令國際間恥笑而不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