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學校園（圖片來源：Jawed Karim/wikimeida/CC BY-SA 3.0）
編者按：
我們謹向《斯坦福評論》（The Stanford Review）表示由衷感謝，其深度調查報告，揭露了中國共產黨在美國頂尖學府斯坦福大學開展的系統性學術間諜活動。這篇調查不僅釐清了中共如何通過獎學金、政治忠誠測試、同儕監控等手段操控中國留學生，更特別指出了中共以國內親屬安全為要挾，脅迫留學生配合其海外情報工作的殘酷現實。
對華人社會而言，這是一面鏡子，也是一記警鐘。中共慣於利用種族敏感話題掩蓋其滲透行為，企圖將質疑與揭露其海外操作的人污名化為「種族主義者」，製造寒蟬效應。這份調查報告打破了沉默，提供了證據與真相，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中共如何在學術界暗中操控信息流動、竊取關鍵技術、控制留學生群體，進而危害西方社會的學術自由與國家安全。
因此，《北京之春》全文翻譯並刊載這篇報告，作為歷史記錄，也作為警示文獻。我們呼籲美國政府、美國高校與研究機構、西方社會及所有民主國家，正視中共的間諜威脅和跨境鎮壓行徑，採取果斷有效的措施，全面打擊中共在全球範圍內的學術滲透與情報活動。
唯有公開真相，方能守護自由。
調查報告：揭露中國在斯坦福大學的學術間諜活動
這個夏天，一名中共特工冒充斯坦福大學的學生。使用「查爾斯．陳」（Charles Chen）這個化名，他通過社交媒體接觸了多名學生。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安娜（化名）正從事與中國相關的敏感研究，突然開始收到來自查爾斯．陳的消息。
起初，陳的接觸看似無害，他詢問一些關於建立人脈的機會。但不久後，信息開始變得詭異。陳問她是否會說中文，隨後變得越來越執著，甚至帶有私人性質。他發送一些在中國成名的美國人視頻，鼓勵安娜訪問北京，並主動提出支付她的旅費。他甚至會發截圖展示自己的銀行賬戶餘額，以證明自己有能力買機票。更令人警覺的是，他提到了一些安娜從未向他透露過的個人細節。
陳建議她只在中國停留24到144小時，聲稱這樣可以避免簽證引發當局注意，並要求她僅通過中國版微信進行聯繫——一個被中共嚴密監控的平臺。當陳在她的一條社交媒體動態下留言，要求她刪除他們之間對話的截圖時，安娜意識到事態嚴重。
在熟悉間諜手段的專家指導下，安娜聯繫了相關執法部門。調查顯示，「查爾斯．陳」根本不是斯坦福的學生。他多年來一直冒充斯坦福學生，在線上稍作更改名字和身份，瞄準多名學生，其中幾乎都是從事與中國相關研究的女性。
協助安娜的中國問題專家表示，查爾斯．陳很可能是中國國家安全部（MSS）的特工，其任務是鎖定斯坦福校內對中共持友好態度的學生，並收集情報。
沉默與恐懼的文化
今年三月，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致信斯坦福大學校長喬納森．列文（Dr.Jonathan Levin），詳細說明瞭中國對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研究構成的安全威脅。多年來，有關中國間諜活動的擔憂在斯坦福大學一直悄然存在。在我們的調查過程中，教授、學生和研究人員紛紛談及自己所遭遇的中方間諜行為，但卻都拒絕公開發聲。其中一位親身經歷間諜監視的學生甚至連通過加密通訊講述自己的故事都感到害怕。「風險太高了，」他們解釋道。跨國鎮壓行為、6,400萬美元的中國資助，以及針對亞裔的種族刻板印象指控，共同營造出一種瀰漫在斯坦福及更廣泛學術界的沉默氛圍。
正是這種壓抑的沉默，促使我們決定寫下這篇報導。在採訪了多位匿名的斯坦福教職員工、學生以及中國問題專家之後，我們可以確認：中共正在斯坦福大學組織一場廣泛的情報蒐集行動。簡而言之，「斯坦福大學裡確實有中國間諜」。
為調查這些問題，我們採訪了十餘位相關人士，包括斯坦福的教授、在校學生，以及專注於技術轉移與間諜問題的中國事務專家。多數受訪者要求匿名接受採訪，理由是擔心遭到中共或斯坦福學術界的報復。他們所提供的信息經我們交叉比對，構成了本文調查的基礎。
根據「中國製造2025」戰略，北京希望在尖端技術領域取代美國的領導地位。實現這一目標，便必須從美國的研究機構獲取大量技術成果。作為全球人工智慧研究的核心，斯坦福自然成了中共首要的學術滲透目標。
在一次「中國城鎮會議」（China Town Hall）上，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前中國事務主任馬修．特平（Matthew Turpin）曾這樣形容中共在斯坦福的間諜威脅：
「中國政府鼓勵學生違反學術承諾和利益衝突規範，確保他們能帶回本應受出口管制限制的技術。」
美國前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則將這種學術研究的盜取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財富轉移之一」。
中共的策略：非傳統情報收集
據幾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斯坦福中國情報研究專家表示，中共採用了一種「眾包式」的情報收集方式在斯坦福進行情報滲透。這種做法被稱為「非傳統情報收集」（non-traditional collection），即中國國家安全部（MSS）動員與情報系統無直接關聯的平民來獲取並匯報敏感信息。非傳統情報人員的目標通常並非竊取機密文件，而是悄悄提取美國創新背後的「技術訣竅」。
這些信息可能包括斯坦福研究項目的結論、研究方法、軟體代碼、實驗室工作流程、合作模式，甚至內部溝通渠道。多位匿名的斯坦福教職員工指出，這類技術敏感信息的非傳統收集在斯坦福相當普遍，尤其集中在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研究領域。
一位熟悉斯坦福情況的中國問題專家（匿名）證實，目前校內約有1129名中國留學生，其中有一部分人正在向中共回報相關情報。根據中國2017年實施的《國家情報法》，所有中國公民無論身處何地，都有義務支持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
該法第七條明確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保守國家情報工作秘密。」這一法律使中國留學生幾乎無法拒絕中共的情報要求。那些參與尖端科研、特別是人工智慧和機器人領域的學生，往往是重點目標。
一位在斯坦福就讀的中國籍學生在匿名前提下接受採訪時坦言：
「很多中國人都有‘上線’（handlers）；中共想知道斯坦福發生的一切。這是非常正常的事，他們只是在傳遞自己所掌握的信息。」
另一位斯坦福學生分享了一起涉及其教授與疑似中國間諜活動有關的事件。據該學生回憶，教授曾講述自己試圖安排與一位中國學生會面，但對方以神秘理由拒絕。教授繼續追問原因，學生卻回應說：「你知道為什麼。」教授不解，繼續追問，結果學生神秘地答道：「我不能告訴你。」最終，該名教授透露，這名學生承認自己要去見中共的「上線」（handler）。
這個問題自2019年起就在斯坦福校內被不斷討論。一篇《斯坦福日報》的報導中曾採訪多位匿名的中國留學生。一位學生當時表示：「在斯坦福到底有沒有同儕監控（peer monitoring）並不是關鍵，關鍵是這種可能性的存在讓人不得不謹慎言行。如果真有，我一點也不會感到驚訝。」
一位斯坦福的中國問題專家進一步解釋說，中國學生一般會以三種方式回應中共的信息要求：一是盡量抗拒，僅提供最基本的敏感研究信息；二是為了保住中共提供的獎學金而配合；三是徹底順從，甚至投機取巧，儘可能多地收集情報。
通過獎學金與監控實現國家控制
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CSC）為在美中國留學生提供獎學金，據估計，該機構資助了大約15%的在美中國學生。該委員會被認為是中共情報蒐集的主要渠道之一。多位匿名中國事務專家證實，CSC要求被資助學生定期向中國外交機構提交「情況匯報」，內容涉及其研究進展。這些專家還確認，中共正利用這些報告識別並獲取敏感技術信息。
愛丁堡大學前學生方艾莉莎（Alyssa Fong）曾表示，國家留學基金委（CSC）的受獎者會受到「中國上線」的監控，這些人要求他們在涉及敏感議題的活動中，匯報任何異議言論。斯坦福一位匿名教職員補充說：「如果愛丁堡大學的中國學生都有上線，那你可以肯定斯坦福也有。」斯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更進一步指出，他接觸過一些匿名個案，當學生「說出支持達賴喇嘛的言論，或批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又或譴責中國的威權主義」，他們就會被告知「家人可能會出事」。
一位正在中國進行研究的斯坦福學生透露了與一名中共黨員的對話。這名黨員曾在斯坦福受教育，他透露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CSC）會引導留學生的研究方向，使之與中共在斯坦福的國家研究目標一致。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CSET）在2020年發布的一份報告證實了這一說法。CSET取得了CSC的翻譯協議，併發現申請研究崗位的學生必須遵循國家制定的研究目標。
這名受過斯坦福教育的中共黨員還表示，獲得CSC獎學金的學生必須通過黨的忠誠測試。《自由亞洲電臺》也證實了這一點，報導指出，接受CSC資助的學生必須簽署效忠中國共產黨的承諾書，並由擔保人（通常是家庭成員）作擔保，一旦違約，擔保人將面臨經濟懲罰。
在接受《斯坦福評論》專訪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前中國事務主任馬修．特平（Matthew Turpin）也呼應了這名中共黨員的說法：
「中國政府花了大量時間收集海外學生的數據，對誰在做什麼、是否涉足前沿科技領域瞭如指掌。如果學生接觸到了政府想要的技術，那聯繫他們就相對容易。中共一向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策略——交出信息，可能獲得獎賞；拒絕配合，就會遭受懲罰。」
對於那些家屬仍在中國境內的中國籍學生來說，他們往往被迫交出敏感資料，否則最嚴厲的懲罰將落在他們的家人頭上。「他們常被告知，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利益，應該交出那些本不應披露的研究數據。」特平還描述，中國當局會「把父母或親屬叫去公安局‘談話’，以施壓學生交出信息。」他指出：「這種手法我們已經不是第一次見了。」
斯坦福學生陳松（Chen Song）的案例正好說明瞭這一點：中共要求絕對服從，並指引個體接觸敏感信息。2020年7月，陳松因隱瞞與中國軍方（即中國人民解放軍，PLA）的關係而被起訴。檢方在起訴文件中指出，陳松為了獲取J-1簽證以便在斯坦福從事研究，刻意隱瞞了她與解放軍的從屬關係。
美國司法部的文件指控陳松多次向中國政府機構發送有關其在斯坦福研究工作的「性質、成果及其價值」的報告。聯邦調查局反間諜部門副主任艾倫．科勒（Alan E.Kohler Jr.）表示：「一次又一次，中國政府將竊取美國科研成果、利用我們高校資源置於遵守國際規範之上。」
陳松案是斯坦福迄今唯一被公開承認的間諜事件。然而，據斯坦福校內知情人士透露，除非特殊情況，這類案件極少被公開。種族刻板印象的指控可能使調查遭遇阻力，導致學校和相關機構對深入調查產生強烈反彈。因此，斯坦福與調查機關普遍採取低調處理的方式，傾向於在未對外公布的情況下直接取消相關學生的簽證。
打破沉默
綜合我們的採訪，呈現出一個更清晰的全貌：中共在斯坦福及其他高校部署了一套完整的情報蒐集機制——要求學生服從命令，指引其進入敏感研究領域，並要求定期回報研究進展。
我們通過講述「查爾斯．陳」與「陳松」的案例，並結合多位熟悉中共情報運作的專家與學生的訪談，並不是為了指控所有中國學生與研究人員。事實上，許多中國學者為斯坦福做出了巨大貢獻。
毫無疑問，這些學生本身也是其政府的受害者。我們的目的，並非指責他們，而是呈現一個因「種族主義」與「學術打壓」指控而長期被壓制的真實問題。
正是這些種族刻板印象的指控，導致了「中國行動計畫」（China Initiative）在2022年被解散——該計畫原本旨在防止中國間諜活動。美籍亞裔國會議員米歇爾．斯蒂爾（Michelle Steel）在接受《斯坦福評論》獨家採訪時指出，對「中國行動計畫」的種族主義指控，「是一場有意識的操控，目的是掩蓋北京當局對其公民的系統性監控與騷擾行為。」
一位不願具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表示，「有一整套教授與行政官員的群體」，將種族指控武器化，用來阻礙應對措施的推進。當「亞裔學者論壇」（Asian American Scholars Forum）與中共宣傳機構《中國日報》在對這些間諜調查的譴責中幾乎無法區分時，學術界所謂的「共識」就必須受到質疑。種族不應成為調查的依據，但對「種族主義」的恐懼，也不應成為中共得以在美大肆收割關鍵技術的保護傘。
通過對匿名教職員、學生及中國問題專家的採訪，我們的調查確認：中共在斯坦福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情報蒐集網路。現在的問題十分明確——我們該如何回應？最重要的是，必須終結那種將任何討論此議題者都貼上「種族主義者」標籤的現狀。我們撰寫這篇文章，並非為了推動某項政策，而是為了揭露一個被長期壓制的現實。
健全的政策必須以證據為基礎，而非以恐懼與沉默為前提。
掌握先進技術的國家將在軍事上獲得對其對手的關鍵優勢。而這個國家，絕不能是中國。美國的高校與聯邦政府必須協同努力，採取嚴肅有力的措施，捍衛我國在關鍵研究領域的學術誠信。自由的未來繫於此刻的抉擇。
本文是《斯坦福評論》關於中國共產黨在大學校園影響力系列報導的第一篇。如果您希望繼續關注後續調查，請訂閱《斯坦福評論》。若您掌握與此話題有關的重要信息，歡迎發送郵件至[email protected]。若您願意支持我們的工作，也可選擇捐款。
作者說明
本次調查基於2024年7月至2025年4月期間進行的十餘次訪談，受訪對象包括斯坦福大學的教職員、在校及畢業學生，以及專精於中國情報運作與技術轉移問題的獨立專家。
對於給予匿名權的受訪者，我們通過公開記錄、二次訪談或專家驗證等方式尋找佐證。
我們所使用的「間諜」一詞，指的是「為政府或其他組織秘密收集有關敵人或競爭者信息的行為」，並不具有法律層面的定罪含義。
2025年5月7日
譯稿首發《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