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子陽與鄧小平（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看中國2025年5月31日訊】自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開始實行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路線，撥亂反正，恢復中共的傳統，進行體制改革，與世界接軌。十年「文革」浩劫，給中共和民眾造成了極大的災難，痛定思痛，中共黨內有大多數人認為中共應該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走憲政法治道路，長治久安，才能肩負起國家和民族的偉大復興使命。
鄧小平搞「改革開放」沒有先例可循，只能夠「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抓得著老鼠的，就是好貓」，採取實用主義態度。但他錯誤地重用了骨子裡忠於毛澤東的偽君子胡喬木掌管中宣部，使胡耀邦破除「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未能進行到底。特別是胡喬木設了個圈套，使鄧小平上當受騙，制定了「堅持四項原則」：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在當時知識界引起了極大地反感，被譏諷為麻將牌的「四條槓槓」。這與鄧小平「改革開放」採取實用主義態度也有衝突矛盾，更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相悖。特別是必須堅持「毛澤東思想」，直接違反了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制定，這就堵死了政治改革的道路，「改革開放」只能夠限制在促進經濟發展上。從這裡可以看出，鄧小平沒有什麼高深的思想理論，務實肯干，對毛澤東的秘書、黨內四大才子之首的胡喬木很欣賞崇敬，盲目信任不疑，甘願上當受騙而不自知。
後來鄧小平「改革開放」一觸及政治改革問題，陳雲、李先念等元老就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說事，反對政治改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搞得鄧小平無言以對，猶如啞吧吃黃連，有苦難言。不僅如此，胡喬木、鄧力群等把持著中共的宣傳機器，
控制宣傳輿論，大搞「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運動，打擊鎮壓憲政改革勢力，搞掉了鄧小平接班人胡耀邦總書記，逼迫其辭職。憲政改革無法進行，就連最基本的黨政分開都困難重重，阻力極大。本來鄧小平挑選的兩個接班人胡耀邦和趙紫陽，胡耀邦任總書記管理黨務，制定大政方針政策；
趙紫陽任總理管理政務，執行落實黨的大政方針政策，亙相配合，珠聯璧合。但胡耀邦的意外辭職，使鄧小平深感被動，陷入困境，真有些狼狽不堪，自食其惡果。他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之下，只好叫趙紫陽來代理總書記，趙紫陽先不願意，說他只想當好總理。因為在民主國家任何事都在台面上，可以公開競爭，而中共黨內沒有民主機制，明爭暗鬥，陰謀詭計盛行，複雜且殘酷，所以趙紫陽不願做胡耀邦第二。經過鄧小平多次勸說，講明利害關係，不能眼看著大權旁落，要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趙紫陽才免強同意了。陳雲、李先念等元老見有機可乘，藉機力推李鵬任總理，終於奪取前中共前臺一線一半的權力，為鎮壓「六四」天安學生運動埋下了伏筆。
香港《爭鳴》雜誌2006年1月號上發表筆者友
人李洪林〈雪泥鴻爪憶耀邦〉一文，該文說：
「鄧（小平）在家中接見我們，談了很長時間。他不苟言笑，表情嚴肅，每一句話都是最後結論，根本沒有商量餘地。連胡耀邦在他面前都畢恭畢敬。胡喬木和我們幾個人就更不用說了。」
李洪林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作者，推倒了華國鋒「兩個凡是」，大力推動瞭解放思想運動。該文回憶當時去見鄧小平的場景，鄧小平講話的霸氣與胡耀邦的「畢恭畢敬」，都是李洪林一介書生難以理解的，這就是中共官場文化，權力至上。根據李銳〈「不當奴隸，更不當奴才」—紀念胡耀邦〉一文中說，胡耀邦對鄧小平「畢恭畢敬，他雖然嘴上不說，但他卻有自己的看法和見解，所以他後來不願去鄧小平家聽其訓教，關係上有所疏離，引起了鄧小平的不滿。
趙紫陽性格內斂瀋穩，不像胡耀邦那樣外露張揚，其言談舉止和氣慈祥，往往能夠以柔克剛，因此他與鄧小平一直相處不錯，關係良好。趙紫陽與胡耀邦心裏都十分清楚明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制定，無疑是作繭自縛，猶如孫悟空頭上緊箍咒，成為了政治改革的障礙，更莫說憲政民主改革了。當時黨內外要求政治改革、「與世界接軌」的呼聲高漲，特別共青團組織敢闖敢沖，鼓動學生肩負責歷史使命，推動中國的進步發展，力爭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學潮抗爭不斷。在如何看待處理學潮問題上，趙紫陽與鄧小平截然不同，南轅北轍。趙紫陽同情支持學潮，欲藉機推動實行政治改革，他說出了一句擲地有聲的名言：「中國再不進行政治改革，就會被開除球籍。」因此當學潮高漲，學生行為出現過份之時，他主張採取對話勸說的方法，以理服人，平息事態的失控。而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他與鄧小平產生了矛盾，發生了裂痕。
鄧小平是實用主義者，他不認同學潮，認為其是搗亂，破壞正常的政治社會秩序，無論採取什麼辦法手段，盡快加以平息。這倒令人想起了一段往
事，1957年毛澤東「陽謀」反右時，出爾反爾，製造出一幕《水滸傳》裡陷害林沖的「白虎大堂事件」。毛澤東發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後，請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去北京大學勸退學潮，卻沒有一個人願意去，藉故推脫。這時鄧小平從外地返京，知其情況後，卻自高奮勇地向毛澤東請纓，他去北京大學，實際上是做毛澤東的刀把子
。「改革開放」後，他遲遲不願為「反右」平反，原因就在於此。黨內外皆認為，為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必須為「反右」平反，他才不情願地勉強同意平反。但仍然堅持「反右」是「擴大化」的定性，幾十萬右派份子都平反了，卻保留章伯鈞等幾個大右派份子不能平反，以保全他的面子，可見其死不認錯的固執！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因心臟病去世，本以消退的學潮，又迅速高漲並蔓延到全國，學生們上街遊行示威，要求反腐敗、反官倒、民主自由和政治改革的口號震天價響，北京學生佔據天安門靜坐示威，要求與政府對話談判，允許悼念胡耀邦。
鄧小平幕後掌控的領導層出現了分歧，對於如何處理學潮猶豫不決，趙紫陽等人主張以緩的方式與學生對話談判，滿足學生的合理要求，政府放鬆審查制度，接受廣泛的民眾監督，承認學潮是合法的愛國運動。但4月23日趙紫陽如期率領代表團去朝鮮訪問，返回後形勢卻出現了重大變化，溫家寶領導的中央辦公廳被涼在一邊，鄧小平和元老們夥同國務院總理李鵬以及北京市主導負責處理學潮，態度變得強硬，僵持不下。
5月16日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率領代表團訪華，上午會見鄧小平，下午會見李鵬，然後會見趙紫陽。根據高伐林〈趙紫陽向戈爾巴喬夫交底，讓鄧小平惱火的是什麼〉一文說，鄧小平會見戈爾巴喬夫比較出奇的是，他利用這個機會，總結了自己作為中共第二代核心的成就和遺憾：
「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臺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
已經做成的事情是：調整了與日本、與美國的關係，也調整了與蘇聯的關係；確定了收回香港，已經同英國達成協議。這些是對外關係方面的參與。
對內工作的參與，確定了黨的基本路線，確定了以四個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確定了改革開放政策，確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在這個時候了，鄧小平仍然把「確立了堅持四項基原則」作為自己的成就，有一點不見棺材不掉淚的味道，極具諷刺意義！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時說：「從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三中全會起，鄧小平就是我們黨和國家內外公認的領袖。儘管前年開的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根據鄧小平同志本人的意願，他從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的崗位退下來了。但是，我們黨的所有同志們都知道，沒有他的領導、智慧和經驗，是不行的。
因此，在十三大選出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次全會上，正式通過了一項非常重要的決議，凡是重大的問題，我們都必須向他請示。這個決議沒有公布，但是今天就向您通報了。」
趙紫陽這番話說白了，就是鄧小平雖然在1987年退出政治局，名退實不退，重大問題都由鄧小平拍板。次日《人民日報》報導中，，措辭和語氣做了模糊化處理，以減緩衝擊力：
「在最重要問匙上，仍然需到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重大問題時，總要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
儘管如此，但還是猶如引爆了一個炸彈，全國學生高呼「打倒當代慈禧太后」、「打倒太上皇」等口號，響徹雲霄。
鮑彤秘書吳偉說：
「17日上午，我接到一些電話，都說昨天趙紫陽把鄧小平給賣了。老鮑一般睡得晚，11點過起床，我去叫他，告訴他我聽到的電話。正下樓，他停住了，起碼停了十幾秒沒說話。突然說，如果有什麼問題，由我負全責。」
鮑彤隨後請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的社會局局長陳小魯出面，找鄧小平的小女兒鄧榕，要向她解釋，卻遭她斷然拒絕。鮑彤又請政改辦與鄧榕有私交的人給她打電話，想親自澄清趙紫陽的本意。鄧榕在電話裡說：「請你轉告鮑彤同志，現在已經沒有必要再談什麼了」；「我們家老頭子已經做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準備」。
趙紫陽也在這天想找鄧小平做當面解釋，但是鄧小平拒絕與他單獨面談，而是在鄧家召了緊急常委會。
5月18日，李鵬與學生代表王丹等人對話談判以失敗以告終，20日李鵬宣布了國務院戒嚴令，軍隊開始從四方八方進入北京城，趙紫陽因同情學運、反對戒嚴令而被停職反省。
高伐林認為趙紫陽向戈爾巴喬夫通報十三大一中全會關於鄧小平仍有重大問題決策權之決定，丟了鄧小平的面子，成為眾矢之敵，徹底得罪了鄧小平，因此才下臺的。這看似有理有據，實際上卻經不起推敲，似可商榷之。
「文革」前中共是黨政分開，黨內與黨外截然不同，莫說中共中央的內部會議決定，就是一個小小的黨支部的內部會議決定，也是絕對保密的，黨外幹部民眾無從知曉。經歷「文革」黨政不分，黨政合一，中共內部會議決議很難做到絕對保密，知識學術界很快就耳語相傳，只是無處證實而已。就拿趙紫陽向戈爾巴喬夫通報十三大一中全會秘密決定來說，筆者就在十三大一中全會後幾天就從學界精英耳語相傳中知道了。當然，趙紫陽在學潮高漲長時刻公開這個秘密決定，被學生抓住了攻擊的把柄，確實很傷鄧小平的面子，有些接受不了。但是，鄧小平這樣霸道的一個人，蔑視天下，才不會因此撤換趙紫陽，顯得小肚雞腸。況且除了趙紫陽這位親信接班人外，當時並無其他適合人選。
20日國務院發布戒嚴令後，到「六四」天安門軍隊開槍鎮壓學生，足足有半個月的時間，其間雖然發生了38軍軍長抗命不遵、北京市民學生阻擾軍隊入城等事情，但這只是表面現象，軍隊不能迅速清場天安門另有原因。根據《大宇拍案驚奇》近期披透，趙紫陽被停職後並沒閑著，他叫中辦主任溫家寶打電話給在加拿大和美國訪問的全國人大
常委員會委員長萬里回來，召開人大常委會撤銷國務院戒嚴令。鄧小平陣營中萬里也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趙紫陽此舉如同造反，這才與鄧小平徹底撕破了臉。果然，萬里在國外立即發表了支持同情學潮、反對武力鎮壓的講話，使鄧小平非常被動，狼狽不堪。根據《大紀元新聞網》2015年7月15日發表〈萬里曾被江澤民軟禁在上海6天內幕〉一中說：
5月23日，江澤民返回上海，萬里的飛機在5月25日下午3時在上海機場降落，江澤民親自接機並立即遞過去「鄧的親筆信」，萬里是鄧小平的橋牌朋友，鄧在信中懇求萬里「看在幾十年朋友的份上，在此關鍵時刻幫我一下」；萬里在上海住了6天，痛苦了6天，最後江澤民交了底牌，在萬里不答應之前，江得到指令要把他留在上海。5月27日萬里發表了公開聲明同意支持中央公布的戒嚴令。此後，再無人有能力阻止「六四」悲劇發生。
鄧小平如此低聲下氣地求萬里幫忙，一生所罕見，可見其狼狽不堪的窘境。萬里在上海發表支持戒嚴令的次日即5月28日，趙紫陽被停職的第8天
，他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
小平同志：最近我越來越多地聽到反映，我與戈爾巴喬夫的講話，產生對小平同志不利的後果，我現在十分懊惱。產生這樣不好的銷過，是我原來沒有預料到的。在深感愧悔的同時，我還想向小平同志說一下我當時的真實想法。
這次訪問朝鮮時，我也著重向金主席通報了這個情況。跟戈尓巴喬夫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問題在於這次做了公開報導。我從朝鮮回來時，聽說小平同志關於學潮的講話廣泛傳達後，社會上議論「常委向小平同走匯報不符合組織原則」，議論得很厲害，我覺得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說明。
小平同志的功績在歷史上都是要大書特書的，⋯⋯這些話也是我對小平同志向真實態度，是不會變的。無論到什麼時候，我都不會反對小平同志！（見上引高伐林文）
這封信是馬後炮，有點畫蛇添足，已經與事無補了。江澤民是胡耀邦相中提拔重用的，他無情地打擊處理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反對學潮，受到鄧小平的青睞。他又在軟禁萬里事上忠心耿耿，立了大功，鄧小平已經將其作為替換趙紫陽的唯一人選。
陳雲是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教父，毛澤東認為他懂得經濟，但有論者認為他是中共黨內第一壞種。他與鄧小平深交數十載頗為奇葩，他們倆人在思想觀念上非常不同，差異巨大。中共建政初，毛澤東利用「蘇區黨」親信高崗整治「白區黨」首劉少奇，他們倆人就敢於虎口拔牙去質問毛澤東，因此引發了「高崗案」。筆者〈中共改革派官員劉吉〉（刊《議報》2025年2月23日）一文中指出：通觀八十年和九十年代初中共黨內政治風雲變換，主要兩大元老鄧小平與陳雲之間的矛盾衝突，兩人從來就「談不攏」，以致釀成了胡耀邦、趙紫陽悲劇和八九北京天安門「六四慘案」。當今習近平的上臺標誌著他們倆人爭鬥的結果，鄧小平是輸家，一個徹底的失敗者，根本原因就是制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無論中共黨內派系鬥爭多麼複雜殘酷，鄧小平心裏有多少苦衷和不得已，都不能為鄧小平開脫，他就是天安門「六四慘案」的劊子手，被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