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4日，89民運領袖周鋒鎖在公民會主辦的多倫多六四36週年紀念活動上回憶歷史。（圖片來源：Brucy提供)
89民主運動之所以能夠不斷被紀念，最重要的原因是它體現了人類最稀缺、最寶貴的精神資源——自由、尊嚴與希望。在那一刻，這些精神如火山般爆發，衝破了專制政權的桎梏。人們卸下強加於身的瑣碎與面具，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這並非突如其來的現象，而是經歷了漫長的醞釀過程。當時的處境與今日許多人面臨的挑戰相似：彼此猜疑、謹言慎行、組織活動乏人問津。然而，即便人數寥寥，堅持紀念這場運動的人們彰顯了其無比的重要性。播種的時刻往往最艱難，但也最珍貴，因為這代表了勇於承擔責任、捍衛理想的決心。
親歷天安門廣場的見證
2025年6月4日，89民運領袖周鋒鎖（前排左一）參加多倫多支聯會主辦的紀念六四36週年遊行。（Brucy提供）
作為親歷者，我是最早抵達天安門廣場的人之一，也是最後離開的人。在那個命運攸關的夜晚，當坦克駛入、鮮血染紅街頭時，局勢極為危急。民主女神像屹立到最後一刻，我們面臨一個關鍵抉擇：堅守還是撤離。劉曉波、周舵和侯德健與軍方談判，爭取到和平撤離的機會。然而，這一決定充滿爭議。部分學生希望堅守廣場，他們的呼聲在混亂的喊聲中似乎更響亮；但侯德健手持擴音器，宣布撤離。我當時認為堅守的聲音更強烈，並與他爭論，但最終撤離的決定佔了上風，學生隊伍開始移動。
即便在生死關頭，學生們仍展現出驚人的組織與協調能力。清華大學的同學記錄下現場所有人的姓名，有人甚至留下了類似遺囑的信件。撤離過程井然有序，北京大學的學生率先離開，清華大學的學生則留到最後，扛著清華的旗幟。我仍記得當時的淚水、破曉時分，以及四面八方包圍而來的軍隊。站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旁，那個我們駐守近50天的地方，我當時發誓一定要回來。2014年，六四25週年時，我闖關回國，回到北京天安門廣場，實現了這一誓言，儘管第二天便在旅館被捕。但這次行動再次堅定了我的信念。
油印機的歷史召喚
我在天安門廣場建立的廣播站，是抗爭期間最重要的溝通平臺，讓自由與真相的聲音傳遍四方。
在六四運動的最後時刻，當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面臨生死抉擇時，有人冒著生命危險，將一臺珍貴的油印機帶離現場。這臺油印機不僅是當時學生用來印刷傳單、傳播自由理念的重要工具，更承載了無數人的心血與抗爭記憶。撤離時，有人甚至喊著「這是高速油印機，是我們的高科技，我們要抬回去繼續戰鬥！」這份決心令人動容。沒想到，三十多年後，這臺油印機竟以一種近乎奇蹟的方式，重新回到我的手中，成為六四運動的歷史見證。
這臺油印機的傳承之路充滿曲折。當晚，學生們冒著坦克與毒氣彈的威脅，將它綁在自行車上，推離天安門廣場，沿著西長安街返回清華大學。途中，坦克衝來，毒氣彈在他們身旁爆炸，空氣中瀰漫著刺鼻的氣味。油印機表面甚至殞留了毒氣彈的化學殞留物，這些痕跡至今仍是軍隊暴力鎮壓的鐵證。最終，這臺油印機被一位參與者的家庭小心保存下來，先是由母親珍藏，後來傳給了她的女兒。這家人歷經兩代，以無聲的堅守保護著這份歷史記憶。多年後，當女兒離開中國來到美國時，她將油印機小心包裝，抹去標誌，輾轉交到我手中。
當我親手接過這臺油印機時，內心湧起無比震撼的情感。這不僅僅是一臺老舊的機器，它是無數人理想的結晶，是那場運動中自由與真相的象徵。看著它，我彷彿聽到三十多年前廣場上的吶喊，感受到那些年輕人為信念付出的代價。油印機上的每一道刮痕、每一處殞留的痕跡，都在訴說那段不屈的歷史。它回到我手中，猶如歷史對我的召喚，提醒我肩負的責任——將六四的真相傳承下去，讓這些犧牲不被遺忘。這臺油印機現存於紀念館，供後人見證那段波瀾壯闊的抗爭歲月，也激勵我們繼續為自由與尊嚴而奮鬥。
六四的遺產與紀念的挑戰
六四運動，常被稱為「六四」，實際上是一場複雜且影響深遠的全球性事件。即便作為親歷者，我對它的了解也僅是冰山一角，但每一個聽到的故事——關於生死、信仰與尊嚴的故事——都深深震撼人心。在過去36年中，許多曾參與天安門廣場抗爭、甚至一起坐牢的人，逐漸因生活的洪流而淡出。謀生不易，有些人在中國貧病交加中去世，如齐志勇等人，因他們不願放棄信念；也有人選擇同流合污。對我而言，堅持紀念、持續收集整理六四文物，猶如接納一道閃電，將這些珍貴的記憶融入生命。
談到「坦克人」，最著名的生還者是方政。他在2009年被人權組織從中國帶到舊金山安頓。當坦克衝來時，他選擇推開同學，自己卻被碾斷雙腿。他的傷口永遠無法完全癒合，健康深受摧殘，但他始終堅守良知。共產黨的可怕之處不僅在於摧毀肉體，更在於奴役靈魂，試圖徹底改寫歷史。許多受害者選擇接受官方版本以換取生存，而像方政這樣拒絕謊言的人，則被體制長期排斥。
在天安門廣場，當38軍衝入時，我是最早向他們喊話的人之一，後來得知那個地點有許多人喪生。我幸運地活下來，撤離時坦克離我很近，坐牢僅一年。如今，我擁有健康的身體與自由的心靈，感到無比幸運。但每年我們關注的這些人，特別是人權組織支持的案例，仍遠遠不夠。我們不斷聽到振奮人心的故事，也見證天安門母親這一組織的堅韌。她們是少數仍為逝去親人發聲的受害者家屬，但如今約15%至20%的成員已在等待與煎熬中去世。在自由的國度有機會發聲，是我們每日的責任。
六四精神的全球影響
紀念六四常讓人感受到悲傷，但其重要性遠不止於此。六四精神不僅屬於中國，也激勵著全世界。嚴格來說，這是「八九民運」的精神，而非僅僅是六四屠殺。它從北京輻射到全國乃至全球，影響深遠。前幾天，我遇到一位加拿大外交官，他說若沒有36年前北京的抗爭，他不會從事今天的工作。許多美國人、歐洲人也告訴我，八九民運改變了他們的人生。在1989年5月，天安門廣場成為全球矚目的舞臺，展現了共產主義被人民唾棄的歷史性時刻。當時的中國人展現出自信、自由與自尊，與後來共產黨製造的絕望、躺平與憤世嫉俗截然不同。
問答環節
問：為何八九民運未提出「打倒共產黨」的口號？
八九民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分為多個階段：從胡耀邦逝世到戒嚴宣布的和平請願，從戒嚴到六四的和平抗暴，以及六四後的武裝反抗。早期以學生為主的抗爭經過深思熟慮，採取和平理性方式，建立了全民共識，甚至包括共產黨內有良知的人士，如趙紫陽。這一共識揭露了共產黨的非法性。六四屠殺後，政權喪失合法性，形同外來佔領軍，「打倒共產黨」成為自然而然的訴求。
問：為何北大先撤、清華最後撤？如何在無現代通訊的情況下組織撤離？若無香港黃雀行動，學生能逃離嗎？
撤離順序與各校位置及角色有關。北大常提出倡議，清華則負責支持與執行，如建立廣播站，維持廣場秩序。清華學生多擔任糾察隊，負責殿後。廣場上，廣播站是主要溝通渠道，學生自發形成秩序，展現了民主下的和平與尊嚴。香港在六四中至關重要，提供帳篷、聯繫學聯，並在黃雀行動中幫助民運人士逃往西方。若今日重演，面對金盾工程與天網，逃離難度極大，但香港的共同記憶仍是六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