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1955年12月28日—2017年7月13日），吉林省長春人，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看中國2025年7月15日訊】今天是劉曉波先生離世八週年。劉曉波先生曾說：「現代化意味著全盤西化……選擇人性的生活，就要選擇西化……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區別就是人類與非人類的區別。」這句話在當時中國社會引發強烈爭議，但在我看來，這是對中國文化與政治現實最深刻的批判之一。站在自由、民主、人權的立場上，我完全贊同劉曉波的判斷：中國想真正實現現代文明，必須經歷一場徹底的文化轉型，這場轉型的方向，正是「全盤西化」。
一、為什麼「全盤西化」是文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許多中國人對「西化」有本能的排斥，認為這是對中華傳統的背叛，是文化自卑。事實恰恰相反，真正的自卑是那些嘴上高喊「文化自信」，卻拒絕基本人權與民主制度的人。他們對「全盤西化」的恐懼，源於對既得利益的維護，不是對文化本身的尊重。
我們常常被告知，中國有五千年文明，有儒釋道的智慧，有唐詩宋詞的浪漫。我認為這些不值得驕傲，文明的核心從不是古老本身，應該是能否回應當下人類面臨的根本問題：個體是否有尊嚴，權力是否受到約束，思想是否可以自由表達？那些否認「全盤西化」必要性的人，實則是在用文化作保護傘，維持舊有等級與權力結構。他們用「傳統」綁架人民，把封建的殘渣當作國粹，而對自由、平等、法治這些價值卻嗤之以鼻。
西方文化不是某個種族的私產，是一種現代文明的制度與價值觀的總稱。它的核心是理性、法治、個人自由、言論開放、民主制度，以及對個體尊嚴的承認，提供一個制度與道德的框架，讓人類文明得以健康、持續地發展。放棄封建專制、家族至上、權力崇拜這些落後的文化根基。
二、文化不變，制度不可能真正現代化
中國近代以來的改革一直在試圖「中體西用」——表面引進西方的技術與制度，但內核仍堅持儒家等級秩序與專制邏輯。這種妥協的產物導致了一個怪胎式的「中國模式」：既有高速的經濟發展，又有嚴重的人權壓迫與制度腐敗；既有現代化的城市建設，又有對基本公民自由的系統打壓。
「中體西用」的本質，是一種文化上的逃避與政治上的自利。它讓人誤以為現代性只需要技術和經濟，而不需要政治參與與制度革新。但現實一次次地告訴我們，沒有制度保障的發展，終究是沙上建塔。中國的高速增長，掩蓋不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因言獲罪、勞工維權被鎮壓、維權律師被失蹤的現實。經濟繁榮可以用GDP包裝，但文化與制度的落後，卻滲透在每一個人的生活細節之中——不敢說話、不敢上網、不敢思考。
真正的制度現代化必須以文化現代化為前提。制度的建立不只是技術安排，它根植於人的價值觀與行為邏輯之中。一個崇尚「權威即正義」的社會，是無法承載現代法治的；一個把「聽話」視為美德的民族，不可能孕育真正的公民社會。
我們不能指望在一個「跪著」的文化中，生出「站著」的制度。民主不是一紙憲法，是一種公民日常行為的總和。民主社會擁有自我糾錯的機制，而中共中國至今無法面對歷史、拒絕反思罪責，甚至連一個普通人說真話都可能成為「煽顛罪」。這種制度畸形的背後，正是文化上的不敢擔當與故意逃避。
三、歷史告訴我們：所有現代文明國家都經歷了「全盤西化」的過程
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一個主動向西方文明全面學習的典範。二戰後的德國、韓國、臺灣，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從威權到自由的文化轉型。它們無一例外地將西方啟蒙思想內化為自己國家的文明基礎，最終實現了民主與繁榮的統一。
這些國家復興經驗說明，他們在經歷戰爭、壓迫、失敗之後，依然選擇了以自由為基礎的重建之路。他們用制度保障每個人的權利，用教育培養獨立的思想，用媒體監督權力的運行。揀起了文化中真正有生命力的部分，與幾次工業革命的現代性結合，開出更成熟的果實。
相反，那些拒絕西化、堅持文化例外論的國家，如朝鮮、伊朗、中共中國，都陷於集權、仇外、落後與暴力之中，成為現代文明世界的另類。
所謂「文化例外論」不過是極權政權的遮羞布。它用民族主義的話術掩蓋對基本人權的侵犯；它高喊「文明衝突」，實則是文明拒絕。要勇敢面對自己文化中的黑暗面，不為舊制度獻花，而為新文明鋪路。
四、「全盤西化」並不等於「西方至上」，而是向文明對齊
中國真正的「文化自信」，是敢於承認落後，敢於改革自我，而不是把幾千年的傳統當作擋箭牌，繼續為統治者服務。脫離愚昧、專制與對人性的壓迫。
文化自信，不是夜郎自大，而是敢於接受批評、正視缺陷、走向融合。要敢於剔除中國文化中早已腐爛的部分。不能因為我們是中國人，就對「愚忠、愚孝、愚信」視而不見。西化，不是西方中心主義，而是讓我們找到通向普世價值的鑰匙。
我認同劉曉波的話，因為他敢於直指中國文化的根本弊病。他不迎合大眾情緒，不取悅權力中心，是把「現代化」的問題從表面拉向了內核——文化。如果中國不能完成「文化西化」的深層革命，就不可能真正實現政治民主和制度法治。
劉曉波是一位殉道者。他的離世，是中共強權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民族在文化上長期逃避自省的寫照。他用一生的文字與發聲，喚醒沉睡的良知，照見我們尚未準備面對的深層問題。八年過去了，他的聲音依舊清晰，而我們也應當思考：紀念他，既是點燃一根蠟燭，也是走上那條他未竟的路——以文化更新為起點，以自由、人性與尊嚴為歸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