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造成數千萬人死亡，劉少奇成為「理想的」代罪羔羊，圖為臨終在病榻上的劉少奇。（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在中共黨史中，劉少奇是僅次於毛澤東的「黨內第一人」。他是建國後的國家主席，理論家、組織家與治理者的象徵。然而，這樣一位曾被毛視為「接班人」的人物，最終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活活整死。蘆笛在《毛澤東全方位解剖》中指出，這不是偶然，而是毛澤東政治人格與運動機制的必然結果。
劉少奇被整死的核心原因有三：權力威脅、思想分歧、與「政治替罪羊」的角色。
首先，劉少奇在大躍進後主張調整國策，主張務實恢復經濟，這被毛視為對個人領袖地位的挑戰。蘆笛指出：「毛不容忍任何制度性領導，他需要的是絕對信仰。」當劉少奇以制度治理的邏輯處理饑荒、要求糾正浮誇風時，毛感覺自己失去了革命權威。
其次，思想上，劉少奇倡導「按規矩辦事」、重視法制與黨內秩序，與毛提倡「階級鬥爭常態化」「群眾運動治國」背道而馳。毛視之為「走資派」，並藉文革徹底清算。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親自定調：「劉少奇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派」，自此開啟政治屠殺。
再者，文革需要一個替罪羊。大躍進造成數千萬人死亡，但毛澤東拒絕承擔責任。劉少奇成為「理想的」代罪羔羊——既有高位，又能掩蓋毛的錯誤。於是「反修防修」的口號被推向高潮，紅衛兵、造反派被授權用群眾暴力「清算黨內叛徒」。劉少奇遭無數次批鬥會、公審與身體侮辱，最後被隔離、剝奪醫療，直至病死。蘆笛稱之為「不見血的殺人」。
從劉少奇到整個高層 毛式「軟殺機制」
蘆笛指出，劉少奇的結局並非孤例，而是毛澤東權力機制的必然產物。這套體系建立在三個基石上：
語言暴力合法化——先以「走資派」「反黨分子」「叛徒」等標籤剝奪人格；
群眾運動制度化——動員紅衛兵、造反派進行批鬥、侮辱、監禁；
軟禁與醫療剝奪常態化——不直接處決，而是以「放任病死」完成政治清洗。
這三個步驟形成一種「軟殺體系」——使受害者在身體、精神與社會層面全方位崩潰。
彭德懷從「民族英雄」到「階級敵人」
彭德懷在抗美援朝中立下大功，曾是中共軍事支柱。但1959年廬山會議上，他因對大躍進災難發表「萬言書」，被毛指為「右傾叛徒」。此後長期被監控、批鬥。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關押、毆打，病重仍遭拖延醫治，1974年死於北京。蘆笛指出：「毛以權力為刀，讓最忠誠者死於最荒謬的審判。」
賀龍 開國元帥的冷酷結局
賀龍是中共八大元帥之一，長期擔任體育委員會與軍委職務。文革爆發後，他被誣陷為「軍中叛徒」、「特務頭子」，遭隔離審查。1969年身患重病，醫療被故意延誤。其後身亡，家屬被禁止公開悼念。毛甚至冷漠地說：「賀龍這樣的人死了也就罷了。」蘆笛形容這是「革命吞噬自己元勳的狂宴」。
陶鑄是短暫的改革者 迅速的犧牲品
陶鑄是文革前夕少數敢於勸諫毛的高層，曾在中宣部與國務院系統推行溫和路線。文革初期即被打成「叛徒」、「反黨分子」，長期監禁，家屬被迫斷絕聯繫。罹患癌症後無人醫治，1969年病死獄中。蘆笛稱陶鑄的死「象徵知識官僚體系在毛政權下的徹底瓦解」。
羅瑞卿 軍人被摧毀的另一種方式
羅瑞卿是建國初期公安部長、軍委副總長。1965年因不同意林彪「絕對忠誠」路線，被毛認為是「軍中野心家」。他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者」，自殺未遂，長期臥病。多年被軟禁，失去軍籍與職務。雖在文革後被平反，但精神與身體早已崩潰。蘆笛指出：「這是毛權力機器對制度忠誠者的冷血報答。」
「軟殺」作為中共毛式政治的本質
這些人的共同命運，不是偶然的個案，而是毛式政治結構的邏輯結果。
毛澤東把「忠誠」等同於「絕對服從」，把任何不同意視為「叛逆」。在他所設計的運動中，無需法律、無需審判，只需標籤與動員，整個國家便能被驅使去毀滅自己的功臣。蘆笛形容這是「歷史上『最完美』的恐怖治理」——不靠刑具，而靠群眾的狂熱；不靠殺令，而靠羞辱與放任死亡。
這種「軟殺」之所以陰冷可怕，在於它不讓受害者有殉道的尊嚴，而讓他們在孤立與病痛中逐漸消失。正如蘆笛所言：「毛澤東不僅殺人，他還要抹去記憶，使被殺者連『死於誰手』都無法留下紀錄。」
結語：革命之子如何成為犧牲者
從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到羅瑞卿，他們都曾是毛澤東革命的同路人、功臣與國家支柱。最終卻被同一套革命機器吞噬。蘆笛在書末寫道：「毛澤東的道德崩壞不止毀滅敵人，也毀滅朋友；他的革命不是解放人民，而是解放權力。」
這些被「軟殺」的死，不只是個人悲劇，而是整個時代道德的斷裂，崇拜與恐懼交織，所有共產黨的信徒終將被祭獻於中共紅魔的祭壇之上——劉少奇之死，正是這場血色信仰的極致象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