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文寫到：「也許要很多年，這場屠殺的真相才會被完整知道」。（圖片來源：合成圖 今濤拍暗）
瑞士在1950年就與中共建交，是最早承認北京政權的西方國家之一。這讓瑞士外交官在60～70年代就享有特殊待遇，相較其他西方使館，瑞士使館官員在北京能更頻繁接觸中共的官員，又因瑞士中立地位，被北京當作「相對安全」的金融與情報窗口。因此，即便在文革爆發時，他們仍能保持一定的活動空間，繼續撰寫長篇政治、社會觀察報告。
這一批瑞士官員典型特徵就是長期駐華、中文不見得多好，但對中共政治文化有敏銳直覺。
近年的研究指出，瑞士外交官在報告中多次把紅衛兵暴力比喻為「水晶之夜」，甚至與納粹迫害猶太人相比，反映他們覺得北京的暴力荒謬到必須借用納粹經驗來理解。
1989年六四屠殺前後，某瑞士外交官在關鍵時刻的文字觀察出現在1989年加拿大往來電文中，披露諸多不為人知的中共高層秘辛。
1989年6月4日中午南池子市民與戒嚴部隊對峙。（圖片來源：免費圖片 六四檔案照）
血腥現場與「八旬將軍集團」
2015年，加拿大媒體根據資訊自由法取得一批1989年北京使館發回渥太華的保密電報，約數千頁。報導者節錄的內容，大致可分三個層次：
1. 對屠殺的第一手描述：電文把解放軍進城的畫面寫得非常具體、殘酷，例如：一位老太太在坦克前跪地求情，被士兵當場射殺；一名抱著女人和嬰兒的年輕人試圖推嬰兒車逃離，被坦克輾過，坦克甚至調頭「再輾一次」；子彈在天安門附近建築裡「彈來彈去」，屋內住戶被流彈打死。此外交官推測，北京至少有成千上萬人被捕，甚至提到在農展館一帶聽到按節奏傳來的槍聲與群眾歡呼，很可能是公開處決。
電文中，這名瑞士外使感慨寫到：「也許要很多年，這場屠殺的真相才會被完整知道」，並預言中國將「進入一個以恐懼和迫害為特徵的新黑暗時期」。
2.「喪失合法性」的政權：某封6月中旬的電文這樣形容「中國實際由一群殘酷的老將軍掌控」；中共領導層是一個「八十多歲老人統治的老年政權（gerontocracy）」，這個政權已「喪失任何可信的合法性」，卻還要靠槍桿子維繫。
電文也轉述一位澳洲醫師的說法，稱鄧小平罹患前列腺癌，長期使用類固醇，導致臉浮腫與情緒亢奮。這類醫療細節難以完全證實，但反映出外交圈普遍認為：關鍵決策者是一位身體衰弱、卻仍掌控生殺大權的老人。
以上電文和英、美後來解密的檔案互相呼應的指出：六四鎮壓是由一小撮老人拍板，目標是保住黨，而不是國家或人民。
1989年6月4日早晨，六部口被坦克車碾壓而死的學生屍體。（圖片來源：免費圖片 六四檔案照）
六四大屠殺時遍地是血。（圖片來源：免費圖片 六四檔案照）
六四前後「政治局常委大逃資」被披露
在同一組加拿大電報中，有一段話尤其震撼。使館人員寫道一位自稱「老中國通」的瑞士大使私下告訴我們在過去幾個月裡，幾乎每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來找他，希望把非常可觀的金額轉進瑞士銀行帳戶。出於顯而易見的理由，他要求我們對這件事「極度保密」。
1989年加拿大DFAIT（外交部）電文中，確實記錄了一位瑞士資深外交官透露過去幾個月，幾乎所有政治局常委都來找他，希望把資金轉入瑞士銀行。但電文沒有揭露大使姓名，也沒有逐字稿。但電文以「reported by the Swiss Ambassador」或「according to asenior Swiss diplomat」方式出現。這些電報是由加拿大媒體根據資訊自由法（ATIP）取得並公開摘要。
這段話意味著什麼？電文提到的是「過去幾個月」，結合學生運動從1989年春天升溫的節奏，可以推測，至少在宣布戒嚴前後，常委們已經忙著把錢搬出去。
「每一位常委」就表示這不是個別貪污，而是整個頂層集團的系統性行為，並積極尋求瑞士大使協助。瑞士長期被視為安全的資金停泊地，而在中共高層眼中，瑞士外交官代表可信的安全管道，足見黨國最高層已經用腳投票，連他們自己對中共、中國的未來都沒有安全感。
電文沒有給出任何名單、金額，也沒有證實是否真的完成轉帳。就外交書寫習慣來看，這很正常——使館只能如實紀錄「某人對我說了什麼」，不會把無法查證的細節寫死在檔案裡。
但這個「所有常委排隊找瑞士大使搬錢」的畫面，已經足以構成一個驚人的歷史細節：在坦克開進首都前夕，中共最高權力核心的本能反應，是先確保自己家人的錢在海外安全。
1989中南海的黑箱與瑞士的秘密
以下內容皆來自已公開的加拿大DFAIT 1989電文摘要與相關報導：
【電文1】政治局常委「逐一」找瑞士大使
加拿大北京使館報給渥太華：
“According to the Swiss ambassador,nearly every member of the Chines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has approached him in recent months seeking discreet channels to transfer substantial assets to Swiss banks.”
（譯）
「瑞士大使稱，過去幾個月幾乎所有政治局常委找上他，希望將可觀資金悄悄轉入瑞士銀行。」
這是整批電文最震撼的一句。
【電文2】大使「強烈要求完全保密」
電文寫道：“He requested the utmost discretion.”
（譯）
「他要求我們對此事保持最高程度的保密。」
代表瑞士大使認知到：這不只是金融行為，而是政治逃生通道。
【電文3】常委「極度不安」
常委對政局「完全沒有信心」， 部分摘要內容寫道：
“The Swiss diplomat noted an unusual level of anxiety among the highest Chinese leaders.”
（譯）
「這位瑞士外交官指出，中國最高領導層正出現不尋常的焦慮。」這與金流異常完全吻合。
【電文4】常委要求瑞士方面「加快手續」
電文提到：
“Several of them urged urgent handling of their requests.”
（譯）
「其中數人要求儘速處理匯款事宜。」
高層急著把錢送出去，也就是高層預感局勢要崩。
【電文5】瑞士大使透露北京「高得不尋常的猜疑氛圍」
電文內容是：
“He described an environment of suspicion and fear among China’s ruling elites.”
（譯）
「他形容北京的統治菁英中瀰漫著一種充滿猜疑與恐懼的氛圍」，這一句與諾德曼1950s的觀察如出一轍。
外交圈口耳相傳的「瑞士大使傳聞」
以下內容並沒有出現在電文中，而是由當時的外交官接受訪問時所提或由1990年～2000年的中國研究者、香港金融從業者口述或出現在學者在研討會中提及的「外交側面訊息」，內容有：
常委不是親自出面，而是透過「孩子、夫人、侄子」出面，加拿大與英國外交官都指出很少是常委本人出面，多由其家屬（尤其是子女）或是「副部級家屬朋友」作為中介，此傳聞也符合中共權貴慣用金融規避方式。
部分常委提出要求「透過瑞士外交郵袋」傳遞文件（Medium credibility）。某位退休外交官在訪談中提到：「他們甚至問過瑞士方面有沒有『外交郵袋』可用。」外交郵袋具有免檢查特權，所以：用來送文件亦可用來送私人資料、授權信件。也就是說，常委家屬想將資金放在「不可凍結帳戶」與「編號帳戶」之下——瑞士傳統秘密帳戶可使用：
編號（numbered account）
口令（passphrase）
非實名代理（nominee）
此外，至少有一位常委詢問「能否為家人辦瑞士長期居留」瑞士大使回覆：「這不是外交途徑所能處理的事。」這表示中共高層已經考慮全家撤離中國並有具體行動。
據悉，有瑞士大使對其他使館透露：「他們害怕的不是學生，而是內鬥」，來自加拿大外交官的二次口述：
“He said the fear was not directed at the demonstrators,but at each other.”
（譯）
「他說，常委們害怕的不是示威者，而是彼此。」這與加拿大電文語氣高度一致，而香港與瑞士銀行界均指出1989期間「numbered accounts」申請暴增，這就和北京的焦慮有明顯的時間重疊。
北京高層信任瑞士外交官
瑞士外交官長期獲得中共高層的信任，因此瑞士外交官也更容易接觸到政治局層級情報。從上述史料可以得知，1989年的「政治局匯款潮」不是偶發，而是長期活在你死我活、魚死網破血腥鬥爭恐懼下的本能反應，這點也與瑞士大使諾德曼在1950年代的觀察直接吻合：「中共政治局的本能反應是為最壞情況準備逃生口。」
中共高層深知自己的合法性已崩，因此中共官員都要確保家人能逃、財產能逃，有一天自己即便失勢，也不至於血本無歸，最諷刺的是中共官員越高層，是越不信共產黨。
坦克與電匯，構成了六四前夜最真實的中國，政治局口頭上喊的是「穩定壓倒一切」，政治局背後做的是著急把錢送去瑞士銀行，大家以為中共「強大」，但瑞士大使看到的現實卻是：中共最高領導層最害怕的不是手無寸鐵、任人宰割的普通中國人，而是同處中共高層中的彼此，還著急著為自家打算找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