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6日，香港大埔區宏福苑住宅屋邨發生大火（圖片來源：Tommy WANG / AFP via Getty Images）
如果你告訴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我，香港會發生這種事，我根本就不會相信。就算是我這麼慣性悲觀的人，很久以前我對於香港的工程與建築都是有一定信心的，我在中學讀工科的時代，我的老師們就非常強調一件事，我們香港在工程與工業上全部都是依英制的，所以我們的安全係數比別人還要高20％（他的說法），這是我們的建築物面對颱風，火災，地震，都比鄰近地區要少出現傷亡的原因。
老師們不斷強調，我們做任何工業，都守所有的規則與程序。所以你們進入工房，頭髮要剪短，工鞋工衣要檢查，要記清楚斷電開關在哪裡，機器例如車床鑽床每次使用必須不能省略步驟與檢查，這些習慣確保沒有人會受傷。那時候是香港工業搬上大陸的時期，當年說我們就是因為太注重安全與程序，才導致我們的成本競爭不過大陸。所以人們常說香港是「福地」，就是我們對於安全與程序的嚴謹，願意付出這些成本，而不是真的有神明，如果有，那就是我們的工作文化。
當然並不是完全沒有意外，工業是不可能沒有意外的，我就有親戚死在工地或傷殘。而我自己要接觸工房，也不是沒有任何意外，什麼尖判刺到腳底，不慎將交流電源接到了鋼架上之類，結果你大概可以想到。工房有些東西是特別危險的，例如鋸床，你可以很輕易的斷掉手指頭或者整隻手。你得學會恐懼一切東西。
就是因為這種事情會發生，我很小時候對於工業與家居意外都有一種戒懼，所以對於安全的態度必須是很謹慎的，這不僅是工地，哪怕是生活任何事情都一樣，離開家之前必須檢查廚房所有東西都關好；使用完美工刀一定要立即收進去；地上的積水必須清除；在地上那些會令人打滑的物件與尖刺要慎謹移除；那是因為哪怕是最小的失誤，都可以導致輕則進醫院重則死亡。有一個人死了，會導致整個家庭一個世代被貧窮所困；會導致老年失子；有一個人傷殘了，就代表一個人要痛苦十年以上，而另一個人為了照顧傷殘的人也要痛苦十年以上，如果你顧慮（及經歷過）到這點，你不會覺得為安全做的任何事情是麻煩。
然後我還在讀大學時，在某個工程公司短暫工作過，之後也沒有什麼機會再接觸工科的事情了（寫程式算另一種東西）。這些教育最後跟我的事業發展幾乎無關，但是我始終比較相信香港的工程品質會比起鄰近國家的好，後來我在鄰近地區工作時，我看到工人們高空工作不佩安全帶之類的事情，我都是尊重但無法認同。
我知道這雖然不是「法治」，也跟民主其實沒有關係。這不是因為有什麼議員在監督，而是香港有一套繼承自西方，執法與檢查完整的系統與相關法律，這些法律使某些崗位，裝備，用料，程序與檢查工作是必要的，將我們犯錯的可能性減低，限制犯錯導致的惡果，每一個安全人員，每一個檢查，不能用最便宜的物料這都是成本，但願意付出成本可以減少很多毀人一生的悲劇。
這種美好的印象，大概在十年前開始破滅。那時候是鉛水事件，當然我也是受災戶，那時候我真的很在意鉛水嗎？多少有點。但是我更在意的是，這是個別事件嗎？所有問題終會被淡化，淡忘，不會有人記得在工地裡死了的人，早在多年的理解中，知道相關的企業們早就做好了斷點，法律追究永遠都只會追到斷點上。誰都知道只有這結果，然而如果這只是個別事件，而且這事故發生之後，是給了教訓讓日後不會有更嚴重的事故，可以勉強容忍。
但是很明顯的，他不是個別事件。冰封三呎非一日之寒。十年前香港的工業意外已有顯著的上升，數量與程度都在上升，那時候我看了數據，建築業的致命意外由每千人0.9升到1.8左右。幾乎升了一倍，然後在新聞中越來越多匪夷所思的意外，什麼電閘壓死人，整個電梯急速從十幾樓跌下來，什麼被石牆壓死，吊機夾死，工地電死人，還有大家都知道的短樁。
為何很多人已遺忘的陳大河體育館的事情令我印象那麼深刻？一座學生用的體育館在大白天沒有天災也沒有人破壞下突然倒塌，這種事情在香港竟然會發生。當時大家有幸當時沒有人，沒人死傷。沒人死傷這是幸運嗎？因為沒有人死傷，所以最後的調查結果竟然是沒有人被檢控，沒有人需要負責。一座建築物在使用中倒塌了，結果是沒有人需要負責？
所以這樣的事情不上國際新聞了，連本地人都遺忘了，律政司與媒體就覺得這件事沒有追究的價值？所以你要讓同樣的人繼續決策，繼續做下一個工程嗎？連小學犯錯都會被罰站才會學乖，犯了那麼大的錯連罰站都不需要了？
我感到香港人相信自己是福地這件事，並不是祝福而是詛咒，這只會令那些人更有恃無恐，變本加厲，使整個系統更為輕率，更不負責任。如果你這次犯錯沒有後果，那不會導致犯錯這件事沒有後果，那只會導致將來犯下更嚴重的錯，而將來必然會在別處加倍奉還甚至十倍奉還。因為同樣的人會繼續用同樣的方式在別處做事，直至一個足夠大的災難把他們與別人一起摧毀為止。而當然，除了我特別在意外，社會早已遺忘這事，狗吠火車根本毫無意義。
令人畏懼的不是意外會發生，而是那種越來越頻繁，一次比一次嚴重的跡象，而且不少都是事先的檢查，測試與執法可以防止的。問題不在於意外發生，而是他明顯是在惡化當中。每一次的意外並不導致系統的完善與嚴謹，每一次意外都只是導致下一次更大的意外，那就不是某幾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系統都陷入了惡性循環。更大的悲劇是在未來等著我們，而且我們猜不到是以怎樣的方式降臨在誰身上，受害者也不會僅是在工地上工作的人。
六十年代香港的警察貪污，那時候也有反貪部，但並不是抓包幾次貪污與個別警員就有效的，因為那些人只是斷點。貪污不是個別事件，而是整個警隊已成為一個共同的利益集團，已經讀通了整個香港的制度，有了內部的秩序，他們非常樂意的犧牲少數人去當戰犯讓整個系統繼續如此運作。
也不會因為成立了「廉政公署」，香港人就會突然變成廉潔，廉政公署背後支撐的是法律的改動，引入了非常爭議的「官職與收入不相稱罪」。過去貪污是抓不到直接證據的，因為都是斷點，從不留下證據。所以最後去到你公務員有多過薪水以外的財富，就已經是證據，才能夠在系統上真正摧毀貪污集團，你呂樂就是個公務員，依你的薪水憑什麼擁有五億？如果用回本來的法制，無罪推定，每件案審，根本就不會碰到這些真正的受益者。他們不是笨蛋，犯法的只會是集體裡的低端成員。
官僚系統的腐敗，在於在血緣或利益上，跟利益集團建立了關係。執法這種事情本來就很海鮮價，刻意不去檢查，將檢查的情報預先泄漏，或者對投訴打官腔，或者不斷發出警告但沒有動作，都是合法的利用官僚系統的權力為那些利益集團護航。而且你也很難有證據這是腐敗行為。特別是情報的流通，在Internet時代就更加輕易找不到證據，流一流去大陸再微信回來，誰知道情報源自在哪裡？所以在官僚系統內部反腐敗幾乎是不會成功的，而且貪腐也會藏得很深，而且程序上幾乎都合法，去到今天臺灣人都覺得香港沒有臺灣的貪腐行為。不是因為香港沒貪腐，是臺灣的貪腐較傻瓜，在香港誰會傻到捧一盒現金送上別人家當禮物。演話劇嗎？
當年如果不是引入獨立於官僚系統的力量（由港督直接控制的新加坡人），針對性的打壓與清算整個警察集團。去到警察集團要集體武力進攻廉署，幾乎政變的地步。
不是將整個集團瓦解，香港根本就沒有辦法從六十年代的腐敗走出來，而這也只是一個短期的事情，廉政公署還是叫廉政公署，直接被編製進本地官僚機構時，怎可能發揮同樣的角色？如果欠缺對付官僚系統的力量與動機，廉政公署也會變成「警察反貪污部」。更不要說沒有立法配合，腐敗的系統早已適應了現在的法律，當年「官職與收入不相稱罪」是突然立法才打到警察貪污集團措手不及的，如果這條罪一早存在，他們早就有對策，就像防止賄賂條例一早就存在，就完全對警察沒辦法。
利益集團永遠存在，沒有法律能永遠的對付他們，因為他們從來都是看著法律去設計自己的系統的，讓一切最後都變成合法或法律沒有辦法抓包的。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而且他們也必然會接觸政治，或者讓底下的子弟成為官僚甚至高官，因為他們很清楚要走進城門，最重要的是令守衛主動開門或者看不到自己。他們像真菌一樣只要你不刻意清除他們，他們就會自動的滲透已有的系統，那只是時間問題。最後他們的目標，就是鬆綁任何對他們的限制，而他們沒興趣也不想瞭解這些限制是為了保障人們的安全。
公眾意識不到問題是整個巨大的利益集團結構，我們抓了多少人都只是幫整個利益集團理髮，判他們死刑也沒有用。你懂判他們死刑，他們自會準備好那些被判死刑也不可惜的窮鬼當代表給你判。
如果沒有去查出整個利益結構是怎樣連結的，特別是上層是什麼人，那最後我們連找誰算賬都不知道，他們所影響的媒體會引導我們發泄在毫不重要的人與事物上，可能而不僅限於竹棚。他們只要換一個代表，換一個名字，一切就會照常運作。那就代表下一次災難在等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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