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槻真希。（圖片來源:視頻截圖chenjing/看中國）
波蘭著名導演羅曼．波蘭斯基的電影《戰爭中的鋼琴師》（The Pianist，2002）是改編自波蘭猶太鋼琴家瓦迪斯瓦夫．史匹曼（Władysław Szpilman）的真實回憶錄，也就是說，這是真實發生過的故事。
這部影片捕捉了曾經納粹大屠殺的恐怖，更在黑暗中閃現一絲人性的微光：德軍上尉威爾姆．霍森菲爾德（Wilm Hosenfeld）在華沙廢墟中發現史匹曼後，並未立即執行納粹的滅絕命令。
相反，他讓史匹曼彈奏蕭邦的《降B小調夜曲》，在琴聲中同感美的力量。隨後，上尉不僅放過了史匹曼，還偷偷提供食物和大衣，幫助他熬過戰爭最後的日子。這一幕震撼人心，因為它揭示了即使在納粹的系統性屠殺機器中，仍有個體保留了對藝術與人性的敬畏，讓觀眾在絕望中看到希望的裂縫。
然而，如果我們將這一歷史鏡頭轉向當今的中共政權，我們會發現一個更為冰冷、更為徹底的殘暴現實：中共從不給予受害者「彈完最後一首曲子」的機會。它不允許藝術的餘音迴盪，不容許人性在暴政中喘息，哪怕是一個外國人。
2025年11月28日，在上海西岸穹頂藝術中心的萬代南夢宮嘉年華（Bandai Namco Festival 2025）上，這一殘酷被赤裸裸地展現。日本歌手大槻真希（Maki Otsuki），當她站在聚光燈下，唱到副歌時，燈光突然全滅，螢幕黑屏，音樂戛然而止。兩名工作人員衝上臺，一人奪走麥克風，一人拽著她的手臂，將她強行「請」離現場。這位歌手是以1999年為動漫《航海王》（One Piece）演唱的經典結束曲《memories》聞名亞洲，時隔26年又重返中國舞臺。
數千觀眾從震驚轉為憤怒，現場迴盪著「不會吧！」「一刀切？」「太他媽不尊重了！」的怒吼。這不是技術故障或意外，而是中共政權鐵腕的「政治暴力」在作祟。原因大家都知道了，只是因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說了一句中共不愛聽的話。
主辦方事後僅以那句萬金油般的「不可抗力因素」搪塞。據BBC和《日本時報》報導，同一天，日本流行天後濱崎步（Ayumi Hamasaki）的上海演唱會也被臨時取消。演唱會舞臺耗時五天搭建，1.4萬張門票售罄，卻在最後一刻全部拆除。濱崎步最終在空蕩蕩的場館中獨自演唱。
X平台上，日本網友怒斥這是「流氓行為」，中國網友在微博崩潰：「要禁也禁得體麵點，唱完再拉電啊！」大槻真希在Instagram和X上溫柔髮聲：「演出中途因不可抗力中止，29日的演出也取消了。對所有期待的粉絲，深感抱歉。」她的話語中，隱藏著無奈與顫抖，但這一事件已成為全球媒體焦點，從Reddit到Instagram，視頻片段瘋傳，凸顯中共對藝術的粗暴干預。
其實這一幕並非孤例，而是中共「藝術消音」傳統的延續，一個系統性抹殺文化與人性的機制。
回溯歷史，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學生們高唱《國際歌》，坦克卻直接碾壓而來，歌聲淹沒在血泊中；2019年香港理工大學圍困期間，抗議者彈奏鋼琴迴盪校園，警方卻投擲催淚彈，砸爛一切；2022年白紙運動中，年輕女孩舉白紙彈琴，警察不僅中斷表演，還逮捕參與者。
甚至在邊疆，維吾爾音樂家如Shohret Tursun因演奏傳統樂器冬不拉而被關進再教育營；藏族歌手Lhamo因歌曲觸及文化自治而失蹤。中國本土藝術家更難倖免：音樂家費翔因支持香港民主而被封殺；獨立音樂人李志因歌詞隱含批評而被迫流亡海外。這些案例顯示，中共不給藝術家「唱完最後一段」的機會，甚至不允許他們開口。
它將藝術視為潛在威脅，通過審查、逮捕和消失來維持控制。與納粹相比，中共的邪惡更為徹底、更為去人性化。納粹還允許史匹曼彈完曲子，因為上尉在音樂中看到了美與同情。反觀中共，它從不屑於這樣的「例外」。
中共的國家機器是全方位的迫害系統：從文化大革命中毀滅傳統藝術，到如今的數字審查系統，監控每一個音符、每一個畫面。納粹的暴行在二戰結束後，引發全球追責，紐倫堡審判通緝納粹分子，讓倖存者見證正義。但中共的黑暗更陰險，它不僅壓制內部異議，還通過經濟影響力滲透全球，讓批評者噤聲。
歷史學家如Frank Dikötter在《毛澤東的大饑荒》中記載，中共造成的死亡遠超納粹，卻鮮有國際問責。這一對比引發深刻反思：如果納粹的黨員在戰後成為通緝對象，那麼比納粹更黑暗的中共，其黨員、團員和少先隊員，是否也將面臨類似命運？從邏輯推理，答案是肯定的。
中共的倒臺不是如果，而是必然。經濟衰退、人口危機和國際孤立正加速其崩潰。在那之前，選擇退出中共的人是最智慧的。因為他們避免了未來被清算的可能。
因此，近二十多年來，全球多國有4億5千萬華人選擇三退（退出黨、團、隊），其實不是政治姿態，而是保護自己免於與邪惡綁在一起的最簡單方式。因為等到大廈傾倒的那一天，補退、補救，都將不再有效。中共還能續命多久，良知就還有多久作出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