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2025年12月5日，德國柏林，年輕的抗議者舉行示威遊行，反對兵役徵召。當天，全國各地爆發了學生罷課抗議兵役徵召的活動。德國議員已批准一項政府計劃，大幅增加兵役徵召，以應對日益增長的俄羅斯威脅，並尋求加強國家軍事力量。（圖片來源：Maja Hitij/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5年12月6日訊】（看中國記者楊天資綜合報導）隨著俄烏戰爭的持續延燒，歐洲大陸的安全架構正面臨自冷戰結束以來最嚴峻的挑戰。德國聯邦議會近日通過的兵役制度改革，標誌著這個歐洲經濟引擎在國防政策上的重大轉向。然而，這項看似務實的安全措施，卻在德國社會中引爆了一場關於國家認同、世代責任與戰爭正當性的激烈辯論。從柏林街頭憤怒的抗議標語，到社交媒體上的激辯，一幅世代斷裂的圖景正在德國社會中展開：一邊是急於重整軍備的政府與年長世代，另一邊則是高喊「誰開戰誰去打仗」、拒絕「為國而死」的Z世代青年。
德國兵役制度改革的三階段布局
德國政府此次推動的並非簡單的徵兵制復歸，而是一套精心設計的「漸進式軍事動員」體系。這個體系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在為可能的戰時動員做準備。
第一階段從明年1月開始，所有18歲德國青年都將收到政府的問卷調查。這份問卷看似溫和，實際上是建立「潛在兵源數據庫」的第一步。問卷內容包括個人體能狀況和服役意願，男性必須強制填寫，女性則採自願原則。這種看似尊重性別平等的設計，實際上反映了傳統軍事思維中「男性為戰鬥主力」的假設。
第二階段的關鍵節點是2027年，屆時所有18歲男性都必須接受強制體檢。國防部長佩斯托瑞斯對此毫不諱言地表示，這是為了確保「一旦德國遭到攻擊，政府就不會浪費時間去確認誰具備保衛國土的作戰能力」。這種前瞻性的戰備思維，在軍事戰略上確實合理，但在和平時期對年輕人進行「戰鬥力評估」，無疑會讓他們感到被當作「戰爭工具」來看待。
第三階段是最具爭議的「緊急徵兵機制」。雖然政府強調將盡可能維持志願制，但法律條文明確規定：如果志願入伍人數不足，且遇到戰爭或國家緊急狀態，聯邦議會可以直接啟動強制徵兵制。這意味著，目前的「志願」隨時可能因地緣政治惡化而轉變為「強制」，這正是年輕人最擔心的「溫水煮青蛙」效應。
德國的軍事擴張野心相當宏大。目前約18.4萬的兵力規模，計劃在未來十年增加超過8萬人，總理梅爾茨更喊出打造「歐洲最強大軍隊」的口號。為了吸引志願者，政府開出每月超過2000歐元的薪資誘因。然而，面對81%的Z世代明確表示不願為德國而戰的民調數據，再高的薪資恐怕也難以填補價值觀鴻溝造成的兵源缺口。
街頭怒火：Z世代的憤怒與疏離
在2025年年末12月，德國各大城市的抗議現場，年輕人舉著「你不能拿走我的兒子」、「你們的謊言休想操控我們」、「和平就是力量」等標語，表達對兵役改革的強烈不滿。這些口號背後，反映的是Z世代與國家之間深刻的信任危機。
李維的發言最能代表這種疏離感：「我們誰都不想為一個並不真正關心我們的國家而死。」這句話擊中了問題的核心。對Z世代而言，國家在氣候變遷、住房危機、教育改革等攸關年輕世代未來的議題上行動遲緩，甚至倒退，卻突然要求他們為國家犧牲生命，這種落差感令人無法接受。李維進一步批評政府無視年輕世代對氣候保護與改善社會條件的訴求，讓他對國家毫無歸屬感。
更耐人尋味的是李維對「戰爭責任」的質疑。當被問到如果德國遭受攻擊而Z世代不願保衛國家時應該怎麼辦，他反問：「為什麼不是那些發動戰爭的人去打？我不懂為什麼不能讓年紀較大的人上戰場。他們很多人都當過兵。」這種邏輯雖然在傳統軍事思維中顯得天真，卻揭示了世代間對戰爭責任歸屬的根本分歧。在Z世代眼中，戰爭往往是政治菁英決策失敗的產物，為什麼要由年輕人承擔後果？
17歲的莎拉代表了更激進的和平主義立場。她毫不猶豫地表示：「我不願意為任何國家而死。我認為強迫兒童或任何人違背意願加入軍隊都是錯的，因為戰爭本身就是錯的。」莎拉甚至表示，如果德國遭到攻擊，她會選擇「去一個沒有戰爭的地方」。這種「去國家化」的生存策略，反映了全球化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其身份認同往往超越傳統的國家界線。對他們而言，國家邊界是人為劃定的，為什麼要為這些界線而戰？
世代鴻溝：截然不同的歷史記憶與價值觀
這場兵役爭議最深層的根源，在於不同世代間截然不同的歷史經驗與價值體系。今年稍早的民調顯示，81%的德國Z世代不願意為德國而戰，這個驚人數字與年長世代形成強烈對比。許多經歷過冷戰時期的德國人，對恢復徵兵制持支持態度。
這種世代差異源於截然不同的歷史記憶。年長世代親身經歷了二戰後的重建、冷戰的對峙、柏林圍牆的倒塌、兩德統一的喜悅。對他們而言，國家認同與集體記憶緊密相連，保衛國家是理所當然的責任。他們記得蘇聯威脅的真實性，也見證了軍事力量在維護和平中的作用。
相反地，Z世代成長於和平與繁榮的時期，他們沒有經歷過戰爭威脅，也難以想像國家存亡的危機。對他們而言，戰爭是歷史課本中的遙遠事件，而非現實威脅。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全球化環境中成長，習慣與世界各地的同齡人交流，更容易把自己視為「地球公民」而非特定國家的子民。
德國在2011年7月1日暫停義務兵役制，象徵著「遠離軍事化社會」的文化轉向。整整一代人在沒有兵役壓力的環境下成長，軍隊與社會生活的連結逐漸斷裂。如今政府試圖逆轉這一文化慣性，無異於一場巨大的社會工程。對習慣了和平、自由與個人主義的年輕人來說，兵役代表著集體主義對個人自由的侵犯。
在抗議現場，17歲的瓦倫廷成為少數例外。他表示：「如果我們遭到攻擊，那我願意，但如果是我們去攻擊其他國家，那我不願意。」瓦倫廷的立場代表了一種條件式的愛國主義：只有在純粹防衛的情況下，他才願意為國家而戰。這或許是德國政府目前能爭取到的最大公約數。
社會契約破裂與國家認同危機
年輕人對兵役的抗拒，反映的是德國社會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傳統的公民觀念建立在「權利與義務平衡」的社會契約上：國家提供安全、福利與發展機會，公民則在必要時提供稅收與兵役。然而，對當代德國青年而言，高房價、通脹壓力、氣候危機以及僵化的社會流動性，讓他們感覺國家並未履行「照顧者」的責任。當國家在平時無法給予年輕人足夠希望，戰時便無法索取他們的忠誠。
抗議青年西拉斯的話道出了這種不滿：「我周圍的朋友沒有人願意志願入伍，因為我們不想為不屬於我們的問題而戰。我們不是造成這些問題的人，是政府。」這種將戰爭威脅歸咎於政府決策的觀點，在德國年輕世代中相當普遍。他們認為，氣候變遷、國際緊張、地緣政治角力等問題，背後的決策者往往是中老年掌權者，但最可能被送上前線的卻是年輕人。
對俄羅斯威脅的認知分歧
德國推動兵役改革的直接動因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北約秘書長呂特警告，俄羅斯可能在未來四到五年內具備攻擊某成員國的能力。然而，部分德國年輕人對這種威脅評估抱持懷疑態度。
28歲的巴爾塔薩提出了頗具爭議的觀點：「一個國家有能力攻擊，並不等同於一個國家計畫發動攻擊。俄羅斯過去的記錄至少是嘗試透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進行合作，我認為這才是國際政治中應該採取的正確做法，而不是像德國政府那樣訴諸武力。」
這種觀點反映了兩種對國際政治截然不同的理解。政府與軍方較偏向現實主義：不管對方說什麼，能力才是關鍵，你具備攻擊能力，我就必須準備防禦能力。而部分抗議者偏向理想主義，認為語言、外交、合作歷史很重要，軍備升級只會增加戰爭機率而非降低。
這種分歧也體現了「安全困境」的經典難題：德國認為自己只是防禦性擴軍，但從俄羅斯角度看，德國在其門口變成「歐洲最強軍隊」，當然也會引發警戒。雙方互相強化對方的焦慮，最後可能真的走向軍備競賽，甚至擦槍走火。
德國面臨的兩難選擇
德國政府正面臨一個棘手的兩難局面。一方面，面對俄羅斯的潛在威脅，重建國防力量是剛性需求，北約盟友的壓力和歐洲安全責任都不容迴避。另一方面，只要81%的年輕人不願參戰的現狀不改變，任何形式的「志願」制度都註定面臨兵源不足的窘境。
這意味著政府最終可能被迫在「國防空虛」與「強制徵兵引發社會動盪」之間做出艱難選擇。如果德國無法說服年輕世代相信這個國家值得為之奮鬥，那麼再多的軍費預算與強制法案，恐怕都難以鑄就真正的鋼鐵長城。
德國兵役改革引發的風暴，實質上揭示了現代民主國家面臨的深刻危機：當國家機器與年輕世代在價值觀、利益分配與世界觀上發生嚴重斷裂時，傳統的國防動員機制還能否有效運作？這不僅是德國的問題，也是整個西方世界在面對新興安全挑戰時必須思考的根本課題。
在俄羅斯的陰影下，德國不僅需要修復軍隊，更迫切需要修復那個支離破碎的世代間社會契約。只有重建年輕人對國家的信任與歸屬感，德國才能真正擁有保衛自身安全的力量。否則，「誰開戰誰去打仗」的抗議口號，可能將成為這個國家無法迴避的現實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