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布達拉宮前隨處可見荷槍實彈的警察，該圖攝於2008年6月20日。（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第五部分
時間來到了1995年5月，自從3月恰扎達仁波切攜帶著靈童認定書趕赴北京之後，身處達蘭薩拉的達賴喇嘛一直焦急地等待著回應，可恰扎仁波切彷彿突然從人間消失了一般，沒有了任何消息。
達賴喇嘛不知道這令人揪心的沉默意味著什麼。他暗自思忖：恰扎仁波切是否失去了自由？北京是否知道了那個男孩的姓名？會對他採取什麼行動嗎？一連幾個月來，這些念頭縈繞在達賴喇嘛的心中。終於在1995年5月14日這天，達賴喇嘛在請示神諭後，決定要在這天向世人公布根敦確吉尼瑪的名字。
達賴喇嘛回憶說：「我再次通過一些神秘的方法來驗證，以決定是否應該宣布，結果是：宣布！所以我就宣布了根敦確吉尼瑪的名字。就是這樣，中國政府看來非常生氣。」
歷史總是有著驚人的巧合，就在5月14日達賴喇嘛正式宣布了根敦確吉尼瑪名字的當天，對於達蘭薩拉所發生的一切毫不知情的恰札仁波切，結束了在北京的斡旋，啟程返回了扎什倫布寺。但是在中共的眼中，這就是一個由達賴喇嘛和恰扎仁波切的互相配合下精心編製的陰謀。
阿嘉仁波切在自傳《逆風順水》中記錄了當時的情景：聽到達賴喇嘛宣布靈童名字的消息，中央統戰部的官員們都急了。他們抱怨道：「唉呀，這個恰扎是怎麼搞的？屁股一離開北京就變卦了？」同日，正在成都等待轉機前往拉薩的恰扎仁波切立即被逮捕並軟禁了起來。
面對這一突發情況，北京決定不惜採用一切手段來奪回事態的控制權。兩個月間，西藏上空烏雲密佈，政治運動的血雨腥風中，中共又一次向善良的佛教信眾舉起了屠刀。
1995年5月16日，中國外交部聲明不承認達賴喇嘛選中的靈童；1995年5月17日，根敦確吉尼瑪和家人被帶走；1995年5月18日，人民日報發文稱：「達賴喇嘛不顧歷史定制，破壞宗教儀軌，其行為完全是非法的，無效的」；1995年6月初，統戰部、宗教事務局工作組連續召集僧人開批判大會；1995年7月12日，中國警方和扎寺僧人發生衝突，27名僧人被捕；1995年7月13日，日喀則戒嚴；1995年7月14日，恰扎仁波切被撤銷寺院民管會主任和尋訪小組負責人職務，理由是背叛祖國。
1995年11月初，完成了一系列嚴酷整肅的中共，緊急召集了阿嘉仁波切和多名宗教界人士到北京開會，藏區各省委第一書記也都被點名要求參加，地點是北京的京西賓館。京西賓館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保衛工作歷來十分嚴密，而這一次的安保級別更是高的非比尋常。開會前宗，被召集的教界人士們被要求一對一的與中國官員談話。
負責對阿嘉仁波切進行談話的是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李德珠，他向阿嘉仁波切透露了此次會議的主要內容。首先就是要徹底批判恰扎仁波切，並強烈譴責他背叛了中共政府；其次是要廢除達賴喇嘛認定的轉世靈童；第三是要一致同意採用金瓶掣簽。此時的阿嘉仁波切提出了兩個訴求——釋放恰扎仁波切，並讓達賴喇嘛選中的男童與其他男童一起參加金瓶掣簽。
李德珠回答說：「你提出的兩個問題啊，我可以理解，因為你是從青海來的，你不知道這裡面的內幕。」他接著毫不掩飾的威脅道：「你提出的這兩個問題，是黨的原則問題，這兩個你絕對不能在會上提，如果你再提這兩個問題的話，那你自身的人身安全也會有危險的！」
結束了談話的阿嘉仁波切回到賓館後，又被時任青海省委書記的尹克升找去談話。他拍拍阿嘉仁波切的肩膀問道：「你這次去中央統戰部都說什麼話啦？你有很多的意見嘛，李德珠部長親自給我打電話說要做好你的工作啊！明天開會的時候，你可絕對不能說這些話啊！你可一定要給我這個面子啊」。阿嘉仁波切看著神情緊張的尹克升，表示會理解尹克升的難處，自己也不會再提起心裡的訴求，不會亂說話了。
1995年11月29日，經過中共的恐嚇與鋪墊後的班禪轉世靈童尋訪小組第三次會議在北京如期舉行。李瑞環在會上發言，譴責達賴喇嘛不斷破壞和干擾尋訪進程，並再次強調必須實行金瓶掣簽。
與會的阿嘉仁波切注意到，最早向當局建議尋訪班禪喇嘛轉世靈童的阿沛阿旺晉美，卻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也沒有聽到任何關於他的消息。直到1998年4月4日，香港南華早報刊登了記者白克爾的阿沛阿旺晉美訪談錄中，才披露出了當時的內部消息：阿沛阿旺晉美為了阻止金瓶掣簽，曾查閱了大量的政府檔案，想要證明中央政府在之前的班禪轉世中並未使用金瓶，也沒有參與十世班禪喇嘛的甄選，以此說服中共試圖阻止中央在認定十一世班禪喇嘛轉世時使用金瓶掣簽。
回憶起當時會議的氣氛，阿嘉仁波切說：「開會時的氣氛非常緊張，中共的強權也體現在了與會人員座位的安排上，他們故意在每個仁波切的身後，安排了直接管轄這位仁波切的當地的省級官員坐在那裡，我的身後是青海省統戰部部長，每個仁波切身後都會有那個省的部長坐在後面。我看到的意圖是：當他們感覺到我們說的話中現出問題的時候，他就會從後面及時制止。」當時一種僧人的面前是攝像機鏡頭，身後是虎視眈眈的官員，在這種氣氛下表態，誰都不敢說不。熬過了會議的阿嘉仁波切，因為和政府保持了統一口徑，事後還得到了中共的現金獎勵外加一臺彩色電視機的禮物，在阿嘉仁波切回到家前，中共就已經派人送了過去。
京西賓館會議後不到一個月，阿嘉仁波切等一眾僧人被專機送到拉薩。下飛機後的拉薩的機場，同樣布滿了荷槍實彈的軍警，武警們頭戴鋼盔斜挎衝鋒槍，氣氛緊張肅殺，極其壓抑。從拉薩機場到西藏賓館的路上也布滿了崗哨，大概需要一個多小時的車程，馬路邊的武警用十步一崗五步一哨來形容都不誇張，阿嘉仁波切還注意到拉薩的街頭甚至出現了窗口駕著機槍的軍用碉堡。
來到了同樣是戒備森嚴的西藏賓館裡，中共隨即在當晚又召開了緊急會議。
阿嘉仁波切回憶說：「那種感覺真是有點毛骨悚然。會議通知說明天什麼時候在拉薩的大昭寺要舉行金瓶掣簽，那麼這個金瓶掣簽，我們安排得非常好。如果在金瓶掣簽的過程中，達賴集團和國外的敵對勢力來破壞的話，我們就會予以消滅。同時，如果說你們中有人可能會站不穩立場，要參與這些的話，那也一概不客氣。」
那天晚上阿嘉仁波切和衣而臥，不敢熟睡，生怕會被隨時叫醒。果然，半夜兩點多，命令來了，全體出發，去大昭寺參加金瓶掣簽。（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