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元梓。（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2025年12月，中國大陸視頻網站B站上，一個解讀電影《芳華》的視頻系列引發了巨大反響。通過三集視頻，從全新的視角重新解讀了馮小剛於2017年執導的這部電影，重點分析了影片鏡頭語言中所蘊含的隱性表達與象徵意義。系列總時長超過兩個小時，卻在短時間內吸引了大量觀眾，三集視頻的累計播放量高達3700多萬次。
在觀看過程中，許多觀眾通過彈幕評論表達個人感受，竟然大量出現「人民萬歲」、「把革命進行到底」等帶有強烈文革色彩的政治口號。這類評論迅速引起了中共網警的關注，平臺方也感到壓力倍增。不久這三集視頻便從B站下架，但目前仍可在YouTube等海外平台上看到拷貝的版本。
電影《芳華》講述的是經歷文化大革命的一代年輕人，從20世紀7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在時代變遷中所經歷的命運轉折。這部作品原本更容易在經歷過文革的中老年觀眾群體中引發共鳴，然而此次B站上對《芳華》的重新解讀，卻在當代中國年輕人中激起了強烈的共情。難道當代中國的年輕人與文革時期的那一代人產生了某種相似的心境，從而形成了跨越時代的情感共鳴？
要理解這一點，不妨將視角拉回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回顧當年五位著名學生造反派領袖的個人經歷，考察當代年輕人究竟能夠從他們身上看到什麼。
時間回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拉開序幕的那一年。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出現了一張後來影響深遠的大字報。張貼者是聶元梓，標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這篇大字報公開批判了上述三人，指責他們未能積極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反而壓制群眾開展革命運動的熱情，並在文末高呼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周圍，將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這張措辭激烈、充滿鬥爭激情的大字報很快得到了毛澤東本人的肯定。毛澤東批示稱其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1966年6月1日，這一批示通過廣播系統向全國播出，使得這張大字報迅速產生全國性影響，並成為點燃文化大革命造反運動的重要導火索之一。
在此有必要補充一個重要背景。早在聶元梓張貼大字報之前的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一份重要文件，即後來被稱為《五一六通知》的文件。該通知被普遍視為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標誌。《通知》中將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定性為混入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人物」。這些政治標籤在今天看來或許顯得抽象而空泛，但在當時，卻具有極其嚴厲的現實後果，其效力甚至超過司法判決，足以使一個人從政治高位瞬間跌入深淵。
在張貼大字報之後，聶元梓迅速成為北京紅衛兵造反派的重要領袖之一。然而，需要澄清的是，聶元梓並非人們通常印象中的青年學生。她出生於1921年，1966年張貼大字報時，她已45歲，是一名中年女性。聶元梓籍貫河南，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親是一位知名中醫，家庭經濟條件較為優渥。其長兄在北京求學期間接觸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地下黨員，隨後對全家產生了深遠影響，聶元梓亦在其中。
聶元梓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受長兄影響，她早在1938年未滿20歲時便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與了情報工作。此後，她在黨內系統中逐步晉升。1950年，她獲得第12級幹部待遇，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廳局級幹部，享有較為優厚的津貼。她的丈夫同樣是高級幹部，曾擔任哈爾濱市副市長。
由此可見，這位後來被稱為「北京紅衛兵一姐」的人物，並非青年學生出身，也並非社會底層群眾。與其他幾位造反派領袖不同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聶元梓已經是黨內體制中的一名高級幹部。
在她的大字報中被點名批判的三人中，陸平時任北京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彭珮雲為北大黨委副書記，宋碩則是北京市委大學科學工作部副部長。聶元梓後來在其回憶錄中曾提到，陸平實際上曾是她的恩人。她為何會對曾經幫助過自己的人發起如此猛烈的攻擊？對此，聶元梓在晚年的解釋是，當年的革命者往往以「純潔」的思想去理解複雜的現實，於是像她聶元梓這麼「純淨」的人，就很自然的把一盆髒水什麼反黨、走資本主義道路潑到了她恩人身上，這都是時代的錯，不是她的錯，她一直就是這麼想的，而且直到晚年，聶元梓對此都毫無悔意。
事實上，在此之前，聶元梓與陸平的人生軌跡並無交集。聶元梓長期在哈爾濱工作，而陸平則在北京任職。兩人命運的交匯源於聶元梓個人生活的重大變故。隨著其丈夫官職升高，聶元梓的婚姻關係逐漸惡化，家庭矛盾不斷升級。儘管二人育有三個孩子，但仍未能維繫婚姻。1959年，聶元梓最終與丈夫離婚，隨後帶著孩子前往北京。
此時，聶元梓的長兄已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主管幹部徵調與培訓工作。由於陸平與聶元梓的兄長相識，在兄長的推薦下，聶元梓被安排進入北京大學工作。陸平在工作和生活上對她給予了不少照顧，加之聶元梓自身能力突出，她在北大內部的職位逐步上升。按照她後來自己的說法，那一階段她對自己的生活狀況相當滿意。
正是在這一時期，毛澤東提出鼓勵知識份子「大鳴大放」。作為一名自認為忠誠而積極的革命幹部，聶元梓響應號召，與部分同事聯合，向校長陸平正式提出意見，批評其工作作風存在官僚主義等問題。意見提出之後，她與陸平之間的關係迅速惡化，轉而形成對立局面。然而，陸平背後有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的支持，反對者難以撼動其地位。參與批評的人員逐漸感到在北大難以立足，紛紛設法調離崗位。聶元梓亦心生倦意，準備申請下鄉，參與當時正在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所謂的「四清運動」，其內容包括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就在此時，聶元梓迎來了關鍵轉折。康生的夫人曹軼歐率領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準備整頓校領導層。曹軼歐注意到聶元梓此前敢於公開挑戰校長陸平，認為其政治立場激進，遂鼓動她留下，繼續與陸平展開鬥爭。康生原名張宗可，是中共內部以擅長政治鬥爭著稱的人物，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
在這一過程中，聶元梓內心並非毫無猶豫，但隨著《五一六通知》的發布，她再次被強烈的政治氛圍所裹挾。她認為，與黨內「潛伏的敵人」鬥爭關係到黨的生存與未來，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最終，她聯合此前反對陸平的七人，共同署名發布了那張後來廣為人知的大字報。
在獲得毛澤東的公開肯定之後，聶元梓迅速聲名鵲起，成為北京地區紅衛兵造反派的核心人物。隨著官方媒體對其行動的持續放大，她所批判的陸平等人被正式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北京大學內部權力結構迅速發生變化。原本支持陸平的人員要麼轉而表態支持造反派，要麼保持沉默，或主動與陸平保持距離。此後，北京周邊高校紛紛前往北大「取經」，學習其造反經驗。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公開曝光了他與儲君劉少奇之間的政治衝突。此舉進一步激化了政治鬥爭。隨之而來的是，北京地區紅衛兵組織迅速擴張，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其他四位學生造反派領袖也開始陸續登上歷史舞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