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4日，春節假期結束，人們從家鄉抵達北京火車站，前往地鐵站。（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1月1日訊】（看中國記者尹華綜合報導）2026年新年伊始，中國經濟卻悄然步入前所未有的寒冬。那個曾讓億萬人深信不疑的「中國模式」——締造增長神話、催生買房剛需與奮鬥翻身夢的鐵律，如今正悄然動搖。北大張維迎教授警告，中國人的苦日子剛剛開始。
「中國模式」幾近破產
海外時評人多倫多方臉以學術視角拆解了「中國模式」的神話。他指出，中共常常將「中國模式」宣傳為超越西方民主的原創制度，但從經濟學和政治學角度看，這並非中國獨創，而是「發展型威權模式」（Developmental Authoritarianism）的變體。該模式最早源於韓國朴正熙時代創造的「漢江奇蹟」，其核心在於通過威權統治推動工業化和經濟增長。
這種模式的邏輯建立在「四項優先」基礎上：工業增長、GDP增長、出口導向，以及政權安全。相比之下，勞工權利、社會公平分配以及第三產業（如娛樂和傳統文化）被置於次要位置。這種閉環循環機制頗為巧妙：威權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強制推動工業發展，工業增長帶動出口，出口拉動GDP，而GDP的持續增長則為政權提供合法性基礎，從而鞏固統治。這種模式在早期確實創造了「奇蹟」，但這並非因為威權體制天生優越，而是它巧妙地將獨裁的兩大特性——對人民的壓迫性和對資源的掌控性——轉化為「比較優勢」。
首先是「低人權優勢」。多倫多方臉指出，在這種模式下，政府通過打壓工會、忽視勞動法，強制壓低勞工成本，從而使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備價格競爭力。韓國朴正熙時代曾逮捕上萬名工會成員，勞工每週工作時長超過52小時。中國同樣效仿此策略，通過犧牲工人的福利和休息時間，讓「中國製造」成為全球低價代名詞，例如中國工廠的加班文化正是這一優勢的體現，但這也埋下了隱患。
其次是「集中力量辦大事」。不同於民主國家資金由市場分配，威權政府通過控制銀行和財政資源（如韓國國有化商業銀行，中國則依賴國有五大行和土地財政）掌握資金命脈。政府認為，重工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回報率遠高於服務業，因此將全民財富集中投入高GDP產值領域。他強調，這種精準投資在早期推動了快速工業化，但忽略了長期可持續性。
中國在引入這一模式時進行了本土化改良，視頻稱之為兩大創新。一是成為「基建狂魔」：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如高鐵和公路網，確保廉價勞動力流動和工業轉型。這為出口導向提供了關鍵支撐。二是地方競爭機制：鑒於中國體量巨大，中央通過「GDP論英雄」的官員晉升體系，將各地市委書記轉化為「小朴正熙」，激發地方政府剝削資源和人權的動力。這些改良讓中國模式在過去幾十年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增長奇蹟，但他警告，這種「三條腿」模式如今已有兩條腿斷裂，正走向破產絕境。
首先，基建效率邊際遞減。修第一條高速公路收益巨大，但到第20條時，經濟效益已無法覆蓋成本。視頻在13分51秒處引用數據，2018年後中國基建出現明顯產能過剩和收益下行。其次，低人權紅利流失。隨著人口老齡化和生活成本上升，廉價勞動力不再廉價，工廠競爭力下降。第三，產業升級失敗。習近平時代試圖將資金從基建轉向高科技，但多倫多方臉批評，這種「補貼驅動」的創新違背市場規律，導致「無效創新」和產能過剩，投資回報可能為負。
多倫多方臉認為，中國模式已到破產邊緣。目前，中共只能靠最後一條腿——更加殘酷地壓榨勞工——維持出口和GDP，這解釋了近年來加班文化的愈演愈烈。他呼籲，中國應向韓國轉型：在法治、民主和公平分配基礎上，讓企業自由發展，由消費驅動增長，讓國民擺脫「牛馬」命運。
一代人信仰崩塌
與以上觀點相呼應的是北大張維迎教授。近日，他的一段講話聚焦中國經濟週期下行對社會價值觀的影響、房地產市場的變化、國有企業改革的必要性，以及體制改革的緊迫性。他直言，中國未來「有且只有一條路，那就是體制改革」，否則就是「死路一條」。
講話從日常生活切入，描述一代人信仰的崩塌。許多曾經堅持買房的人如今接受租房，甚至考慮住酒店，因為酒店提供收拾、安全和餐飲保障。過去，人們視買房為「剛需」，與戶口、孩子、結婚、醫療掛鉤，高位接盤也在所不惜。但短短三五年內，這些觀念瓦解，「剛需」一詞銷聲匿跡。
房地產是典型例子。新中國成立僅70年，人們卻被30年房貸洗腦，認為買房才有安全感。如今，週期下行，政府喊消費卻效果差，甚至調控政策反噬，透支消費力或養成依賴。對比韓國：生育補貼數十萬人民幣、周工作4.5天，而中國差距巨大。但他樂觀，若中國經濟持續下行，也會享受到類似待遇，如勞動法落實、漲工資、育兒補貼，甚至分配方式變革。前提是「手裡的牌不要輕易打出去」，否則價值盡失。中國人的苦日子恐怕才剛剛開始，轉型過程痛苦，甚至犧牲一代人幸福，但時代如此，只能寄希望決策層做對事，幫助民眾度過難關。
張維迎質疑國有企業作為共產黨執政基礎的邏輯：先有共產黨執政才有國有企業，而非反之。蘇東共產黨垮臺正是完全控制國有企業時，而中國共產黨強大得益於過去30年發展非國有企業。若無此，中國共產黨命運或不同。張教授強調，從特權走向人權是關鍵。中國官員有特權卻無人權，一句不慎就消失。體制已到政治家出自官僚的地步，導致幹部「幹事為當官」，而非「單方為幹事」。
他以官僚晉升為例：從大學畢業生到副縣長，再到縣委書記需5個台階，每台階至少兩年，10年過去；再到市委書記、省級，又各需10年，30-40年磨平棱角，有領導力者早被淘汰。80-90年代幹部為幹事，現今為提拔，幹事者難升遷，「當官不幹事，幹事不當官」。腐敗成摧毀體系的「擠兌銀行」效應，貪官子女外逃預示不穩。
他批評國有企業太強大，佔GDP 35-40%，擠佔要害部門，破壞公平和道德。國有企業資產佔工業42%，產值僅27%，資源多但非生產力高。改革不難，從上市企業入手，逐步減持股份至50%、30%，讓民間力量進入。政治上需承認普世價值，如天理、自然法，遵守憲法實施憲政法治民主。民主是長期過程，未來30年若按此理念，中國可變好。
綜上所述，中國模式正面臨合法性危機。經濟週期下行導致價值觀崩塌：從買房剛需到租房接受，從努力工作到明搶資源。國有企業改革勢在必行，減少其比重，促進私有企業成長，恢復社會公平道德。體制改革是唯一出路，從政治、經濟、法律多層面推進，建立憲政民主，否則，統治根基動搖，只有死路一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