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俊仁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後公開宣稱：「我讓誰破記錄，誰就能破記錄。」（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在薛蔭嫻後來向外界披露的資料中，1982年12月是一個關鍵節點。她回憶，當年中國國家體委向全國體校以及各省、市級專業運動隊下發了統一通知，要求運動員通過藥物手段提升競技成績。這一要求並非個別項目的臨時行為，而是覆蓋整個競技體育系統的整體部署。
按照後來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的說法，相關態度被概括為一句話：「我們不反對興奮劑，我們利用興奮劑。運動員成績不行就服用興奮劑，只要查不出來就是成功。」在這一邏輯下，是否符合體育倫理不再是核心問題，關鍵看結果。
在明確的行政指示下，執行幾乎沒有遭遇阻力。乒乓球、舉重、田徑和游泳項目率先開始系統性使用興奮劑，隨後迅速擴展至足球、排球、籃球、體操等幾乎所有競技項目。由於不同項目對力量、耐力、爆發力的需求不同，各運動隊開始「因地制宜」地探索各自的用藥方案。
例如中國女排，為了提高耐力和攜氧能力，開始長期大量服用硫酸亞鐵。鐵劑原本是針對貧血患者的處方藥，正常劑量通常為每日10至15微克，而女排運動員的日攝入量卻高達600至800微克，遠超醫學常規。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做法並非隱秘操作，相關隊醫甚至在1982年的《體育科學》雜誌上公開發表論文，對這一「發現」進行學術化闡述。
在游泳項目中，為了讓女性運動員獲得更接近男性的體能水平，部分隊伍開始對女運動員注射雄性激素。籃球項目則嘗試通過生長激素干預青少年運動員的身高發育。這些手段在當時被視為「科技支持」的一部分，而非違規行為。
薛蔭嫻指出，興奮劑的使用不僅在各隊內部常態化，隊與隊之間還形成了信息共享機制。不同項目的教練和隊醫會私下交流各自使用的藥物種類、劑量和效果，彼此「切磋經驗」，以尋找最有效、最不易被檢測出的方案。
這一說法後來在中國田徑界的一支著名隊伍身上得到了印證。
1993年，一支名為「馬家軍」的女子田徑隊突然崛起，迅速席捲國內外賽場。該隊由遼寧省田徑教練馬俊仁帶領，運動員主要從事中長跑項目。在當年的斯圖加特世界田徑錦標賽上，馬家軍奪得三項冠軍，隨後又在國際馬拉松賽事中獲得團體冠軍，並在中國第七屆全運會上多次刷新世界記錄。
短時間內的爆發式成功，使馬俊仁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他公開宣稱，「我讓誰破記錄，誰就能破記錄。」當外界詢問訓練秘訣時，馬俊仁將成功歸因於「傳統食補」和「仿生學研究」，聲稱自己從梅花鹿和鴕鳥身上汲取了跑步靈感。
多年後，馬家軍核心運動員王軍霞才披露了另一面真相。她證實，運動員的飲食確實由馬俊仁嚴格控制，每個人的食譜各不相同，而在正式進餐前，每名隊員都必須服用一杓粉末狀物質，號稱由虎骨、人參、鹿茸、冬蟲夏草等名貴藥材組成。
但這些「食補」只是掩護。真正決定成績的，是系統性的藥物注射。根據後來披露的信息，馬家軍使用的包括多種固醇類激素，如丙睪酮、雙氫睪酮，以及紅細胞生成素等，這些藥物在國際反興奮劑體系中均被明確禁止。在當時的中國，這類藥物屬於高度管控資源，只有頂級運動員才能接觸。
用藥效果立竿見影。馬家軍的女運動員在力量、耐力和恢復能力上迅速接近甚至超過男性水平，疲勞恢復時間顯著縮短，訓練強度得以成倍提升。但代價同樣清晰：代謝紊亂、情緒失控、停經、失眠、肝功能異常、男性化特徵逐漸顯現。部分運動員出現鬍鬚、喉結等不可逆變化。
在「為國家爭光」的敘事框架下，這些副作用被視為可以接受的犧牲。直到2000年悉尼奧運會前夕，馬家軍七名運動員被查出使用興奮劑，整個體系才迅速被切割。曾被奉為「成功範本」的隊伍，很快從中國體壇消失，而後來相關責任並未被系統追究。
與此同時，薛蔭嫻在體制內部的角色也發生了變化。長期記錄讓她逐漸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她注意到，長期使用興奮劑的運動員普遍出現難以解釋的身體反應，包括慢性疼痛、易傷體質以及嚴重的組織損傷。
1986年，一起傷病事件成為她態度轉變的決定性節點。體操運動員李東華在一次測試賽中完成後空翻後落地即倒，經診斷為雙側跟腱斷裂。進一步瞭解後，薛蔭嫻得知，該運動員此前已連續一個月服用激素類藥物。
次年，她以體委全體醫務人員名義，在專業期刊上發表論文，分析體操運動員跟腱斷裂的病理機制，並明確提醒激素類藥物可能導致血管老化、膠原蛋白流失，從而顯著增加肌腱和骨骼損傷風險。這篇文章以學術語言呈現，但在體制內部，被視為對既定路線的隱性挑戰。
此後發生的多起著名傷病案例，使薛蔭嫻的判斷顯得更具現實指向。2008年，劉翔跟腱斷裂；隨後，姚明因長期傷病提前結束職業生涯。薛蔭嫻認為，這類高頻、嚴重的組織損傷，與長期藥物干預存在高度相關性。
然而，個體醫生的反對不足以改變系統。1980年代中後期起，中國體育代表團在多項國際賽事中接連爆出興奮劑違規事件：漢城亞運會、卡爾加里冬奧會、巴塞羅那奧運會、廣島亞運會，幾乎每隔數年便有新的案例出現。隨著檢測技術升級，用藥手段也不斷「進化」，更隱蔽、更複雜。
當薛蔭嫻在1988年拒絕為李寧注射激素後，她迅速被邊緣化，失去實際影響力。同年退休後，她仍持續遭受壓力，其多年記錄的工作筆記成為被重點關注的對象。最終，即使已屬於高齡人士，她還是選擇了離開中國。
回看2021年東京奧運會前的檢測爭議，許多看似偶發的問題，實際上有著清晰而漫長的歷史軌跡。在這一體系中，金牌並非單純的競技成果，而是一整套制度選擇的最終呈現。問題不在於某一代運動員，而在於支撐他們走上賽場的那套邏輯，究竟願意為勝利付出更高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