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中矗立的四川喇榮五明佛學院（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對於中共對藏人的屠殺歷史，藏人們口耳相授，代代相傳，從不敢忘記。在那場歷經六年的殺戮中，各種各樣的運動結合在一起，波及到了每一個藏人的家庭，無論其階層如何，都不能倖免於難。對於藏人來說，這段歷史的慘痛記憶不是道聽途說，或者是文字的記載。而是深刻於骨的民族集體記憶與家族記憶。
1962年4月，全國民族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會議期間，時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喜饒嘉措對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說：「我今天要說句真心話，你們有些作法太失人心，毀壞寺院，焚燒經書，欺侮僧尼，濫殺無辜，甚至派飛機轟炸掃射。蔣介石、馬步芳沒有做過的事，你們做了。……你們這幾年的毛病：一說假話，二不認錯，三亂整人，四無佛心，不講人道……。」
就如同當年十世班禪喇嘛的那份仗義執言的《七萬言書》一樣，惱怒的毛澤東將《七萬言書》說成是「無產階級敵人的反攻倒算」。親自指示將班禪喇嘛進行各種批鬥、軟禁、以及文革中近十年的鐵窗生涯。敢講真話的喜饒嘉措也因此招來了「反黨叛國」的罪名，為自己的直言不諱讓付出了沈重的代價。1964年，喜饒嘉措被遣送回青海，並在文革被揪鬥，直到1968年含冤離世。
文革結束後，中共為了延續統治，平復民怨，對當年的藏區鎮壓進行了一些「改正」。
胡耀邦擔任總書記期間，中共正式對1958年對西藏「平叛」活動的擴大化進行了檢討，然後做了一次全面的平反。但是平反的範圍僅限於對中共「擴大化」的那一部分，其底層思路和中共「反右」擴大化平反的思路一致。也就是說，繼續堅持運動本身的正確性，僅僅承認問題在於運動過程中「殺的有點兒多了」。
據此會議精神，1982年中共青海省委公布了第（1982）[55]號文件，宣布全省共7萬8147人獲得平反，其人數占1958年被劃為「叛匪」總人數的92%，其中監禁、錯殺的人數為1萬8176人，當然這只是中共的統計數字。隨後青海省政府向藏人發出通知，要對1958年平叛擴大化造成的冤、假、錯案給予撫恤、救助和補助。但是補償的標準和力度到底有多少呢？
據當年代表青海省政府負責為藏人發放撫恤金的達瓦才仁回憶說：「那個地方50年代剛好是中共所稱的二號戰區，男人好像都打仗。男女老少都跑到山上去了，所以死亡的人很多，幾乎沒有沒死過人的（家庭）。上面規定的是，你必須證明你不是叛匪，用中共的話說，必須證明不是叛匪，不是戰鬥人員。還要有三個人證明他真的就是在戰場上被打死，或者是被抓走。那時候被抓走就等於是死亡。因為在他們那個地方，被抓走的好像沒有什麼人能活著回來，只要是抓去的，不知道死在哪裡，反正都死掉了。」
達瓦才仁還介紹了當時發放的撫血金分為幾等：一等不足300元人民幣，二等150元人民幣，三等80元人民幣，四等是慰問，只發一些茶磚和粉絲。而事實上，當地大多數的家庭已經絕戶。在厚達幾百頁的被捕後死在監牢中的藏人名單中，真正能夠為他們申領撫恤金的直系親屬寥寥無幾。
2012年5月，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一個新的建築項目破土動工。然而在地基挖開的那一瞬間，土層下方赫然出現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骨。同時期在玉樹州南部另一處房屋建設項目的開工現場，人們又發現了三處滿是人體遺骸的亂葬坑。當地的群眾都認為這些就是在1958年被屠殺的藏人的遺骨。
根據中共的宗教政策規定，所有寺院都必須有設有「民主管理委員會」機構，簡稱寺管會。寺管會取代了傳統寺院住持的權力，不但要管理所有的僧侶，而且曾經的僧侶都必須得到政府相關部門的重新認可之後，才能發放「喇嘛證」和「活佛（仁波切）證」。沒有喇嘛證和活佛證的僧人被視為「非法喇嘛」和「非法活佛」。中共公安的派出所不是設在寺院大門的對面，就是設在寺院的隔壁，有的乾脆直接設在了寺院的裡面，隨時監視和打壓藏族僧侶。
從1980年代以來，雖然藏區一半以上的寺院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修復，但修復之後的寺院模已經遠不及從前。一些修復後的寺院，表面上金碧輝煌，實則成為了發展旅遊業的基礎設施和旅遊勝地，早已失去了那份古老的神聖與純淨。如今的藏區，僧人的數量仍不及1958年間的四分之一。
當清晨的西藏，被第一縷陽光喚醒。雪山在天際連綿起伏，峰頂依舊覆著千年不化的白雪，在湛藍天空下閃耀冷冽的光。氂牛與藏羊緩緩行走，草原遼闊而安祥，風掠過草尖，只有經幡在高原的風中獵獵作響，大片的寺院廢墟仍然破敗地佇立在山谷和草原之上。
冬去春來，只有在斷壁殘垣中一茬又一茬的青草，在訴說著曾經那些寺廟的金頂在陽光中的莊嚴。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