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被捕的示威者 (圖片來源： ANTHONY WALLACE / 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2月13日訊】判決書之後緊接著的白皮書
2026年2月9日，香港法院依照《香港國安法》與本地法律，判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20年有期徒刑。這是國安法實施以來最重的一宗刑罰，也被許多觀察者視為香港「從此與內地無異」的象徵性時刻。
第二天，北京公布白皮書《「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強調中央對香港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並宣稱香港已經擁有「高水平的安全保障」，能夠在動盪世界中保持「磐石般穩定」。
把這兩件事連在一起看：判決向整個城市示範了違抗國家安全紅線的代價，白皮書則把這套實踐包裝成一種成功經驗，對內對外同時給出解釋。前者是「案例」，後者是「教科書」。要理解今天的中國、香港與臺灣問題，這本白皮書提供了一個很直接的窗口。
從公開文本來看，這份白皮書延續了近年中央對香港問題的一貫敘事框架，大致可以拆成四層：第一層，是一個「從危機到轉折」的故事。白皮書回顧回歸以來香港在國家安全領域的「長期空白」，把2019年反修例運動定性為「嚴重暴亂」，認為這是外部勢力與本地「反中亂港分子」聯手，「把香港推到極其危險的境地」。在這套敘事裡，2019年不是一次社會治理失敗，而是一場「顏色革命」的雛形。
第二層，是「中央出手」作為轉折點。白皮書反覆強調，全國人大通過《香港國安法》，以及之後對香港選舉制度的「完善」，是「扭轉局勢」的關鍵步驟；中央在香港設立國安機構、強化駐港國安公署與本地執法、司法的協同，被描繪成「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制度基礎。
第三層，是對國安法的功能重新命名。白皮書把國安法稱作「法律盾牌」，聲稱它既「有效防範、制止、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又「更好保障香港居民和在港機構的各項權益」。安全不再是「緊箍咒」，而被塑造成護身符和「發展助推器」。
第四層，是對現實效果的總結。白皮書宣稱，香港已經「由亂到治」，社會秩序恢復，營商環境改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固，「‘一國兩制’實踐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並把維護國家安全上升為「一國兩制」的首要任務之一。
換句話說，這份白皮書在做兩件事：一是把2019年以來的系列舉措合法化、合理化；二是把「國家安全」從一項防禦性工作，推到整個香港政治與制度架構的核心位置。
白皮書折射的中國政治邏輯：安全優先的國家敘事
白皮書描繪的是一個「高安全水平」的香港，但現實圖景明顯更複雜。一方面，街頭大規模抗議的確消失了，立法會不再上演拉布，金融市場也在疫情之後逐步復甦。中央和特區政府強調，新的選舉制度保證了「愛國者治港」，決策效率提高，政策協調更順暢。
另一方面，國安法實施以來的執法記錄卻很難與「正常城市」劃上等號。大量民主派人士、記者和活動者被捕，《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等媒體被迫停運，一些長期存在的工會和民間團體也自行解散。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甚至用「被恐懼統治的城市」（a city ruled by fear）來形容今天的香港。
人口流動的數據也反映了另一面。英國為香港居民開放的BNO簽證，截至2021年以來已有超過16萬人移居英國，整體獲簽人數更高，規模在持續擴大。這只是移民潮的一部分，其他目的地的出走難以完全統計，但趨勢已經很清楚：有條件離開的中產和專業人士在不斷外流。
在這樣的背景下，白皮書把國安法視為「營商環境的保障」，認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沒有受損；國際評級機構、跨國企業則一邊繼續利用香港的平臺優勢，一邊開始布局「備胎城市」，把部分職能分散到新加坡、東京等地。兩種現實並行存在，構成了香港當下的微妙局面。
也就是說，香港確實在「由亂到治」，但這種「治」的含義，大幅遠離原先社會對「法治城市」的想像，更接近一種以安全為最高前提的政治秩序。白皮書把這一轉向寫得理所當然，卻留給城市未來一個難以迴避的問題：沒有公開政治競爭、沒有強有力的獨立媒體，香港還能否維持長期創新與制度活力？
如果把視野從香港拉回整個中國，就會發現白皮書與近十年中央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高度同構：安全概念不斷外溢，從傳統的領土主權、防間諜，擴展到政治、文化、科技、經濟乃至意識形態全領域。
在這套邏輯裡，「文化」「歷史」「經濟」都被重新納入安全框架。香港問題在白皮書中不只是一個城市治理問題，而是中華民族復興道路上的一個「風險點」：如果處理不好，既可能拖累經濟金融布局，也可能被視為「分裂勢力突破口」。因此，白皮書不厭其煩地強調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強調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是「憲制責任」，不再只是地方自治層面的事務。
這對理解今天的中國政治有兩個直接含義。其一，「發展—安全」的順序發生了變化。過去改革開放時期，官方敘事強調「發展是硬道理」，安全很重要，但通常作為發展的條件出現；現在安全本身成了最高目標之一，發展越來越要為安全讓路。金融監管、網際網路平臺整頓、對教育和文化產業的收緊，都可以放在這一框架下理解。
其二，制度的正當性越來越依賴「風險管理」敘事。白皮書不斷強調，中央出手讓香港「絕處逢生」，把「一國兩制」的失敗風險壓下去。這種敘事會反向推動政治體制強化對「不確定性」的控制，寧可犧牲制度制衡與公開討論，也要保證權力運轉時「不出事」。從這個角度看，白皮書不僅是香港文件，更是當代中國國家安全敘事的縮影。
從「恐懼型穩定」到「恐懼主義統治」
外界談論香港時，經常會提到「白色恐怖」「寒蟬效應」這些詞。白皮書本身也承認，維護國家安全「必須依法嚴厲打擊極少數人」，這等於明說：日常政治生活的紅線被拉得很高，而且不容試探。
從統治技術的角度看，這是一種典型的「恐懼型穩定」模式：通過少數高調、重刑的案例（例如黎智英案），塑造足夠強的威懾；再配合寬泛而不完全清晰的法律條文，使社會精英、媒體和學界主動自我審查；同時用持續宣傳把這種狀態包裝成「穩定」「安全」，把不安與焦慮轉嫁到「敵對勢力」的陰謀上。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沃爾克．圖爾克在黎智英案宣判後公開表示「深切遺憾」，認為國安法及相關判決「與國際人權法不相容」。這類批評指向的正是這種「恐懼型穩定」的代價：法律不再只是規範行為的工具，而成為製造不確定感、迫使社會沉默的手段。
這種統治方式短期內確實提高了政治安全係數，但長期風險也同樣清楚。信息反饋渠道被堵塞，權力層級之上難以及時獲知社會真實情緒；專家和媒體的批評聲音在被邊緣化之後，政策糾錯能力隨之下降。香港只是一個縮影，在內地，這套安全邏輯已經延伸到網際網路、校園與文化產業等各個角落，很多人學會了「自我消音」，把心照不宣當成生存常識。
黎智英案和這份白皮書，還在香港之外發揮著「樣板間」的作用。對內地官員而言，它們展示了一套可以複製的打法：用國家安全的名義，把政治反對、媒體監督和跨境聯絡統統納入同一框架；用少數「標誌性判決」樹立標桿，讓地方在處理本地維權人士、律師、網民時有了可以對照的尺度。對企業家和知識份子來說，這也是一個鮮明信號：香港都如此，內地其他城市不會例外，「安全紅線」隨時可以壓過一切其他考慮。
「恐懼型穩定」的邏輯，一旦被當作「成功經驗」，在更大範圍內複製，下一步就不再只是技術選擇，而會自然滑向一種「恐懼主義統治」。白皮書所總結的這一套做法，本身就帶有這種擴張傾向：制度表面上越穩固，權力越習慣用安全的理由消滅不確定性，就越害怕來自社會的正常風險與噪音；越怕風險，就越依賴高壓與重罰，把本來可以通過協商、問責、妥協來化解的矛盾，統統壓到刑事和國安層面；越依賴高壓，越難恢復日常溝通和社會信任，任何鬆動都會被視為「前功盡棄」。久而久之，整個體制就被鎖在一個難以自我退出的循環裡，只能不斷加碼恐懼，拿更多人的自由去維持一套看上去穩定、其實極度脆弱的秩序。
對香港本身來說，未來的關鍵字很可能不是「動盪」，而是「收縮」。政治空間收縮，反對派被清空之後，制度內部缺少真正的制衡者；公共討論收縮，媒體、大學和專業團體的自我審查變成常態；人才和資本的選擇空間收縮，有能力離開的家庭加快外流，留下的人則在適應與沉默之間反覆權衡。在地圖上，香港會越來越深地嵌入大灣區，成為一個重要的金融與物流節點；在制度上，它卻離「獨立法域」「自由港」的傳統形象越來越遠。
這種前景本身，也是一種面向內地社會的「示範」。香港曾經被視為改革和開放的窗口，如今更像一塊被精心佈置的展板：一座城市在短時間內從開放多元，轉向高壓穩控；從「自由樣板」，轉向「維穩樣板」。這對許多仍然心存幻想的人，是一記不言自明的警告。
白皮書試圖給出一個結論：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只要把國家安全擺在更高位置，香港就能在穩定中繼續繁榮。但黎智英的重判、媒體與民間社會的收縮、持續不斷的移民潮，都在提醒外界：安全敘事與個人自由之間的張力，並不會因為官方寫下一份厚重的白皮書就自動消失。香港未來的社會活力、創新能力、代際認同，都會在這種長期緊繃的結構中被重新塑形，其代價和後果目前還看不清。
這份文本會長期存在，它既是北京自我理解的一面鏡子，也是一份供世界觀察中國政治走向的樣本。對香港來說，它標記了一個新的時代起點；對內地來說，它提供了一個可以照抄又難以後退的震懾樣板；對外部世界來說，它是一封寫在國安話語裡的來信。如何閱讀它，如何在其中識別風險與機會，將決定外界在未來十年如何與這個安全優先的中國打交道，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香港究竟走向一種怎樣的「穩定」。
給臺灣看的「樣板」：一國兩制的想像與破產
白皮書在字面上並沒有直接談臺灣，也沒有使用「武統」這類詞語。但其中對國家安全的極端優先，以及對中央「全面管治權」的強調，卻與對臺政策的走向緊密相連。
從一開始，「一國兩制」就是為解決臺灣問題而設計的政治構想，香港與澳門只是先行示範。2022年國務院發布《臺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時，還在強調「為臺灣探索一國兩制的具體實現形式」。
但是，對臺灣社會而言，香港已經變成最直觀的反面教材。多項長期民調顯示，贊成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統一的臺灣民眾比例常年停留在個位數；2019年以後，這一比例更被壓到極低水平。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白皮書，不只是國內法制文件，也客觀上成了一份「對臺樣本說明書」：一旦把「國家安全」置於「一國兩制」之上，自治空間可以被隨時重新定義；一旦選舉制度與媒體生態完全按照「愛國者治港」的標準重寫，多元政治聲音就很難再有制度化空間；一旦「由亂到治」的成功經驗被包裝成統一敘事的一部分，「香港化」的治理模式完全可能複製到其他地區。
這些事實對臺灣選民的訊號非常清楚：所謂「高度自治」「原有制度五十年不變」，在安全壓力之下可以被迅速重構。白皮書強調的是「安全基礎更堅固」，臺灣社會看到的卻是「承諾的彈性更大」，信任的成本更高。從這一點看，白皮書在政治效果上更像是一份「對臺威懾文本」，而不是「和平統一的廣告冊」。
近年來，解放軍在台海周邊的軍機、軍艦活動顯著增加，多次圍島軍演已經把「軍事脅迫常態化」。在一個權力制衡機制較弱、決策高度集中、內部信息高度不透明的體制下，安全部門對威脅的判斷，很容易在封閉的回路中被不斷放大。
一旦「和平統一」在內部評估中被認為前景渺茫，而「一國兩制」在臺灣社會徹底失去吸引力，決策層就可能把「以戰逼和」甚至直接動武視為唯一可行路徑。白皮書把香港模式描繪成「一國兩制」成功樣板，但在臺灣眼裡，這種樣板本身正在加速走向「只剩武力」的選項。
權力越不受約束，決策者在計算戰爭代價時越容易低估外部世界的反應，也越容易高估自身的承受能力。這種誤判風險，不僅存在於台海，也存在於任何一個被歸入「國家核心利益」的地緣點。
因此，白皮書一方面展示了國家安全體系的自信，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一種危險的可能：當安全被絕對化，法律和制度就可能被拉去為戰爭準備，讓整套政治機器向「為一場可能到來的衝突做準備」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