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4日，在加拿大多倫多的伊朗裔人上街遊行，聲援伊朗人民爭取自由。（王浩宇提供）
筆者作為民主人士也是中國民主黨黨員，切實參與了於2026年2月14日在多倫多Yonge街舉行的伊朗反哈梅內伊抗議遊行，此次遊行實際參加人數超過30萬人，是加拿大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之一。我並不會波斯語，現學現賣，「اینآخریننبردپهلویبرمی;گرده「in akharin nabardeh ppeloye barmigardeh這是最後一場戰鬥，巴列維將會回歸，」تاآخوندکفننشود،اینوطنوطننشود「ta akhond kafan neshod in vatan vatan neshod教士不死，國之不國。扯著嘶啞的喉嚨一路走了4個多小時，天寒地凍，熱血難涼。整條Yonge街密密麻麻人山人海，喊聲如雷如潮水，發狠忘情，我感嘆海外伊朗人的團結；「48小時內死亡超過36000人」，標語如鯁在喉，觸目驚心，我驚訝獨裁政府屠殺的殘忍；警察分隔人群，救護車隨時待命，我欽佩加拿大對於言論自由示威遊行的支持。很多人質疑華裔為什麼要去為別的族裔抗議發聲，我只想說今日他人落難我若不為他人搖旗吶喊，往日誰又會為我站臺助威呢，這就是加拿大精神。
拋開宏大敘事與後見之明，即我們並不能預見到美國這麼快下場進行斬首行動，但是這場運動在當時無疑是極度震撼人心的，它首先酣暢淋漓地滿足了海外伊朗族群的情緒宣泄：愛國情懷與反獨裁的憤怒；其次是完成了呼籲美國以色列消滅神權政府的目標；同時弘揚了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
理性分析，海外伊朗民主運動可能影響輿論與制裁氛圍，但並不是美國打擊哈梅內伊政權的決定性原因，民主運動也不是單一因果論，但是在合適的歷史時機，一場恰到好處的民主運動好似順水推舟。
談論今天的伊朗離不開其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週期律一般的歷史，著名美籍伊朗裔社會學家Misagh Parsa在《Social Origins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論述到1979伊斯蘭革命不是貧窮造成的，而是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斷裂造成的；現代化並非削弱宗教，而是削弱了國家的合法性。
巴列維王朝趕上上世紀50年代石油危機後財政恰恰極為充裕，而他充盈的國庫並沒有為人民帶來發展的紅利。暴富單純源自於石油危機帶來的石油漲價，石油賺取的海量美元如洪水般衝垮了國內市場，最後本國其他產業全部吸乾衝垮，越富反而越窮，形成了經濟學上典型的荷蘭病，又叫資源詛咒。這個詛咒得名於荷蘭，蔓延於中東，在委內瑞拉達到極端：連衛生紙、牛奶都要進口，油價一跌全國瞬間崩潰。當然為了平抑物價，巴列維也是一樣大肆進口，洋貨又衝垮了伊朗傳統的巴扎，商人階層也走向了國王的對立面。王室和官員腐敗至極，百姓生活困苦，現代化快速破壞傳統經濟結構，宗教組織最有基層動員能力——一切在1979年達到了頂峰，革命是由多階層聯盟摧枯拉朽式的，並非偶然而是結構性的結果。
1979年伊朗人的共識是要打倒國王，他們做到了，接回了流亡海外的霍梅尼，而2026年伊朗人的共識是要打倒最高領袖，目標實現了，但是歷史還會重演嗎？
2025年初，伊朗政府對燃油價格抗議者的暴力鎮壓導致了數千人死亡。這一事件徹底切斷了伊朗民眾對「內部改革」的最後幻覺。民主運動的訴求從「要求減稅」轉向了「政權更迭」。以伊朗全國抵抗委員會（NCRI）和流亡王室為代表的組織，在2025年下半年頻繁出入華盛頓。通過提供德黑蘭秘密處決政治犯的衛星圖像和內部文件，他們成功說服了美國國會：哈梅內伊政權已失去統治的民意基礎
2025年底至2026年初伊朗因經濟崩潰和「一月大屠殺」引發了全國性抗議。同時，伊朗民主運動（國內抗議者與海外流亡組織）的強烈呼籲，為美以聯合打擊哈梅內伊政權提供了政治合法性。這種呼籲加速了特朗普政府從「極限施壓」轉向「斬首行動」的決策過程。
2026年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聯合發起的「獅吼行動」（Operation Sha’agat HaAri）消滅了哈梅內伊及其預定繼承人莫伊塔巴，打擊發生48小時內，德黑蘭及伊斯法罕的多個巴斯基據點被民眾佔領，證明了政權威懾力的瓦解，然而，軍事打擊只是民主化的開端，而非終點，真正的關鍵在於這一次能不能終結歷史的循環，在廢墟之上建立起一個伊朗人當家作主的民主政權。
同屬美籍伊朗裔學者Ali Gheissari&Vali Nasr在《Democracy in Iran:History and the Quest for Liberty》中指出伊朗長期互動的政治史塑造了民主與威權並存的結構，國家與民主力量之間的長期張力是理解伊朗政治的關鍵。
因此伊朗倘若想發展民主道路，必須是能與伊朗歷史宗教文化與政治制度共存的本土民主，不然還會重蹈覆轍，在不斷掙扎與重新定位中逐漸磨滅。歷史給了伊朗一次又一次機會，請務必珍惜，
目前的伊朗面臨最大的風險是敘利亞化或軍政府化。要避免這一點，民主運動必須迅速整合國內外力量：必須由國內抗議領袖（如學生、工會領袖）與海外具有國際認可度的反對派共同組成「臨時過渡政府」。該委員會的唯一任務應是在6個月內舉行制憲會議選舉，而不是長期執政。其合法性應來源於對「一月大屠殺」受難者的公正審判和人權保障，而非軍事武力。
同時必須完成分解和重組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借用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Lord Acton）的經典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任何一支軍隊一旦下海經商，和利益捆綁，就絕無忠誠，這個軍工複合體只忠於利益而非最高領袖，並且掌握著伊朗的經濟命脈和武裝力量。如果只是單純地打擊，他們會演變成恐怖組織，造成長期的更大更不穩定的人道主義災難。應該誘導其瓦解：利用目前的權力中樞真空，向IRGC的中底層官兵發出「特赦令」或「轉型激勵」，鼓勵他們倒戈或保持中立。伊朗的軍隊問題在於革命衛隊和常規軍同時存在，但是人數更少的革命衛隊拿走了絕大數軍費開支，必須軍隊國家化：必須將革命衛隊與常規軍（Artesh）合併，剝離其經濟職能，拆分軍工複合體使其只對新憲法負責，而非對神權或個人負責。
向其他部分海灣國家學習，剝離宗教與政治，目前世界上嚴格意義上的政教合一國家只有伊朗和梵蒂岡，梵蒂岡可以作為一個小城邦存在，但是伊朗必須回歸世俗政體。「一月大屠殺」證明了神權政治在極端情況下的殘酷。為了民主必須廢除Velayat-e Faqih（法學家統治）：需要在一場全國公投中正式廢除最高領袖這一職位。並且保障宗教自由：民主化不意味著「反宗教」，而是「宗教退出公共治理」。改革必須尊重廣大穆斯林信徒的信仰，同時保障世俗主義者的權利，防止因極端的「反教」情緒引發新的內戰。
伊朗民主運動能給華人帶來什麼啟示呢？絕大多數華人是不關心中東地區局勢和政治的，知之甚少。就算是加拿大華人，家住在Yonge街，雖然耳濡目染，很多人對於伊朗這麼大規模抗議的起因一概不知，甚至是自以為是憑空臆測：以為是支持穆斯林遊行，荒謬的是這就與事實天壤之別了。華人的民族性是冷漠的原子化的，是不相信民主也不敢於支持民主的，尤其是中國大陸的華人達到了談政治色變的程度。
伊朗的例子告訴了我們，經濟發展並不會自動帶來民主，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民主都不是從天而降的，是要人民自己去爭取的；中國人民不是不爭取民主，從89民運到白紙革命，抑或是再往前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民主憲政運動。但是無法達到大規模人民的思想的解放，每次運動的主導都是學生和知識份子，不能聯合起工人階級，：「不啻微茫，造炬成陽「，反之我們無法突破歷史週期律的高度集權思想，而思想就是最大的桎梏。
革命也不一定帶來自由，1979的伊朗伊斯蘭革命推翻了獨裁，但建立神權政體之後又走向了另一個獨裁，推翻一個舊政權很容易，但建立一個自由制度非常難；這點和中國的情況是雷同的，回到老生常談的黑格爾的說法，中國的歷史只是一個王朝不斷更替的循環，而不是自由精神逐漸展開的發展，即「中國沒有歷史「。雖然現在很多學者批評其明顯的歐洲中心主義有失偏頗，但其經典的內核還是被認可的。所以要自由精神關鍵是突破循環，由於現實只會向阻力最小的方向發展，長期來看，要麼儘可能增大在每次循環產生的變化，例如中國歷史中引入的制度創新：科舉制度、文官體系、商業經濟發展，每次循環時都增大變化，量變產生質變。要麼短期引入外部力量，例如西方近代思想的衝擊、被捲入世界大戰，會更快的突破循環。
我們要承認伊朗海外僑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不論是我頻頻引用的出自伊朗裔學者的珍貴文獻，還是廣大海外伊朗裔進行的各種政治遊說、抗議活動，他們是伊朗民主運動的中流砥柱。於中國而言也一樣，我相信華人華僑歷來是中國大變革的重要推手，從孫中山到中華民國再到改革開放的港商台商，民主黨派人士未來必有大展拳腳之時。
中國民主黨黨員：王浩宇
2026年3月3日
參考文獻：
1.《Social Origins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
2.White House Press Release:Statement on Operation Sha'agat HaAri,Feb 2026.
3.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The Internal Decay of the Islamic Republic,"2025.
4.Amnesty International:Report on the 2025 Iranian Human Rights Crisis.
5.《Democracy in Iran:History and the Quest for Liber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