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日加拿大國慶日，前中國警察董廣平第四次逃亡，成功被營救到加拿大，他高興的舉起加拿大國旗，慶祝自己終於獲得自由。（看中國攝）
【看中國2026年7月3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餐桌上飄著餃子和熱菜的香氣，盛雪一早忙進忙出，香噴噴的餃子、酸菜白肉、燒鵝、炸魚、擺了滿滿一桌。窗外楓葉旗迎風飄揚，恰逢7月1日加拿大國慶日，屋裡卻更添了幾分接風的暖意。董廣平望著眼前久違的家常味道，想起海上漂流的四十個小時，一時有些恍惚。朋友們陸續落座，舉杯相碰，談笑風生。這頓遲來十年零八個月的接風飯，終於熱氣騰騰地擺上了自由的餐桌。
2026年7月1日，盛雪於加拿大國慶日為董廣平接風。（看中國攝）
「我一直想要到自由世界。」採訪一開始，68歲的董廣平告訴我。這是他第四次嘗試逃離中國，此前三次全部失敗，兩度被遣返，其中一次還曾在泰國移民監獄裡，眼看著即將簽署赴加文件卻在當夜被中共人員直接帶走。今年5月，他孤身一人駕駛一艘橡皮艇，從山東威海出海，在茫茫大海上漂流近四十個小時，九死一生，最終輾轉抵達韓國，再轉赴加拿大。
原計劃赴日 中途臨時改道
董廣平回憶，5月24日凌晨4點半，他駕駛橡皮艇從威海出發，原本的目標是日本。「因為日本比較熟悉一些，所以想往日本那邊去，」他解釋道，「因為韓國離中國有點近，覺得這個可能會有點風險，會遣送，主要是怕遣送回中國的風險。因為我已經遣送回來兩次了，所以就考慮去日本比較安全，保險一些。」
按照他自己的估算，威海到日本的直線距離「不到700公里，600多公里」，「按照我的計算是30多個小時就應該能到」。然而，由於所用發動機並非進口高性能設備，「因為那個貴，所以開不快」，「我不敢開快，怕開快了以後就壞了，壞到海上就麻煩了」，只能以中低速航行，「這樣就把時間都耽誤了」。
到了5月25日中午一兩點，意外接連發生：「我一看手機沒電了」，隨身攜帶的充電寶也在此前一天已充過一次電，「這一次再充一回看，不行了，沒電了，充電寶壞了。這次我就慌了。」與此同時，海面天氣也急轉直下，「到25號那天陰天，還下著小雨，到處都是霧濛濛的，看不清方向」。董廣平形容，在茫茫大海深處迷失方向極其可怕：「到深海裡面，沒有方向很可怕，你不知道往哪開……很有可能走反了，你本來往南走的，你往北走了，很危險，很可怕。」
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得不放棄原定赴日計劃，「乾脆就往韓國的方向開吧……就往韓國海岸那邊靠」，又行駛了數個小時才最終接近韓國沿岸。
海上漂流近四十小時 做好失去生命的準備
被問及當時的心情，董廣平只用了六個字回答：「很恐怖，非常恐怖。」那時他已連續航行三十多個小時，「應該也很累，很疲憊」。他坦言，自己當時已設想過多種最壞的情況：「發動機隨時會壞，隨時有可能會壞，船也有可能會漏氣……手機電池沒電了，認不清方向，也沒法走。」而茫茫大海之上，「方圓見不到船，見不到人，什麼都看不到，如果動不了了，可能很長時間都得不到救助」，「我也沒有求救電話，衛星電話之類的，信號彈之類的，我也沒有那些東西，這就非常可怕了」。
他透露，隨船攜帶的食物和淡水僅夠支撐兩天，是按照原定兩天兩夜抵達日本的行程準備的。他坦承，如果被困海上等待救援，情況將極為危險，「那就等死了」。而當被問及是否想過生死問題時，董廣平直言：「首先（想到的）就是死亡，如果說在海上得不到救助，那就等死，就等死。」
當被追問這一次逃亡中最害怕的究竟是死亡還是被遣返時，他的回答出人意料：「送回中國，送回中國很恐怖，送回中國你還要再嘗試。死亡呢，死了就死了，我就覺得跟睡覺一樣……沒什麼可怕，死沒什麼可怕的，但是隻要能夠堂堂正正像一個正常人那樣活著，那才是值得活。」
天黑之後，轉機終於出現。「後來早上天黑了以後，天黑了以後看到燈光了，一看到燈光，我心裡就放心了，」董廣平說，「一見燈光，就會有人救你了，這一切都解決了。」他隨即關掉手機以節省電力，「一直向著燈光開去」，心中的恐懼才「徹底放鬆了」。
抵韓後仍心懷忐忑
即便靠岸，董廣平心裡的石頭並未落地。「到韓國以後，韓國警察抓住了以後，會不會再給遣送回去，這個擔心是非常大的，」他說，「因為前面已經有兩次這種經歷了……這一次也是非常非常擔心，那時候說真的，心裡沒有把握，沒把握。不知道後面結局會是什麼……但是也沒有辦法，只有硬著頭皮往上闖。」
抵達韓國警局後，董廣平憑藉此前從影視作品中獲得的知識，當即向警方提出必須有律師陪同才願配合問話：「我就說，不行，我要見律師，你們要提審我，必須有律師陪同。」他透露，「韓國警察還很客氣，他也沒發火」，同意了他的請求，並允許他連上警局WiFi聯繫外界。
董廣平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多年來持續幫助他的民運人士盛雪，但電話未能接通。他隨即致電女兒，同樣沒能打通，只留下文字訊息：「趕快跟盛雪阿姨聯繫，我已經到韓國了，趕快幫我，給我找律師，聯繫加拿大政府，聯繫聯合國難民署。」情急之下，他在Facebook上看到另一位民運人士朱虞夫在線，趕緊求助：「你趕快，你聽我說……你現在趕快跟盛雪聯繫，給我找律師，然後趕快跟那個加拿大政府，聯合國難民署趕快聯繫。」
「這下，放下電話，我的心裡基本上都放鬆了，」他說，「我想到這個，到這時候，去加拿大的希望，至少是60%以上，已經超過一半了。」他解釋自己的判斷依據：「韓國基本上還算是民主國家，它還是遵從法治的，所以它只要讓你找律師，那律師就會起很大的作用。」不過他坦言，当时完全沒想到事情進展遠比預期的迅速，一個月就拿到了去加拿大的機票。「這完全出乎意外」。
當律師拿著機票交到他手中時，「我一看機票，好了好了，心裡徹底放鬆了。」機票上寫著：「首爾到多倫多，加拿大航空」。
踏上自由土地的一刻無比激動
6月26日，董廣平順利抵達多倫多機場。「一名女加拿大移民官員來接我，問您是董先生？我說是，她說歡迎歡迎，歡迎你到加拿大……Welcome to Canada，我一聽這，徹底放心了，真是非常激動。」他說，此後辦理手續時，「那警察呀，官員呀，一見我都說是，Welcome to Canada，Welcome to Canada……都非常熱情」。
談及與國內生活的對比，他感慨萬千：「完全是不一樣的，在這呢，可以說就跟天堂一樣。」
他提到國內空氣污染嚴重，「一出去以後呢，看著整個城市全都是灰濛濛的一片」，加上「預製菜呀，食品添加劑呀，非常的嚴重。所以在那就跟活在恐怖當中一樣，什麼都感覺害怕」。相比之下，「這裡的人對你都很熱情，都很真誠相待。」
他還提到一件小事：辦電話業務時錢包不慎掉落，「有一個老先生撿了我的錢以後，攆著過來送給我」。
「哪怕淹死在海上，我也要走」
這是董廣平第四次出逃，此前三次全部失敗。被問是否想過還會有第五次時，他的回答斬釘截鐵：「這個概率非常大，失敗的概率非常大……但是我想了，這是無論如何是要到自由之地去的，要到自由國家去，因為國內這種環境、那種狀態，真的不適合生存，我是一定要走的，無論如何都要走，哪怕在路上我就死了，就淹死在海上我也要走的，這個決心是下定了，失敗了還會再有一次。」
從體制內警官到「決心要走」
董廣平出生於河南鄭州一個軍人家庭，曾擔任警察督察，也曾是一名軍人。
他回憶，上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社會相對開放，「那時候書，雜誌，很多各種各樣的雜誌都有，那時候甚至連香港出了幾本雜誌，國內都有」。他自幼愛好讀書，「尤其是沒有看過的，關於政治的，關於社會的人生的，我都喜歡看」。正是這些閱讀經歷，讓他對官方歷史敘事產生了根本性的質疑：「看了以後那時候就受一些啟發，就是說，以前中國的歷史，跟我們在教科書上學到的是不一樣的，一看，怎麼會這樣呢？包括對文化大革命，對三年大饑荒，對蘇聯的看法，完全不一樣。」
他坦言，自己曾反覆琢磨這些歷史真相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我就琢磨這個事情，看了很多，這才找到政治問題，制度問題，是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問題，是憲政民主和獨裁專制的問題，兩個對立面的問題，這我就知道了」。然而，認識到問題的本質之後，作為一名體制內的警察，他卻陷入了深深的自我矛盾之中：「但知道這個以後呢，警察是共產黨的工具啊，你當警察、當工具，要為它服務，心裡就很不舒服，我不能心裡有民主的理念，我再去為了專制統治去給它們做工具，就覺得特別不搭調。」
正是這種理念與職業之間難以調和的衝突，讓他逐漸對工作失去了熱情：「所以我就不想參加工作，不想工作，對工作基本上沒有什麼積極性了。」1999年，他因簽署一封紀念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公開信，遭警方開除公職，此後更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三年徒刑。這段牢獄經歷，成為他人生的重大轉折點：「判了刑以後，就開始下決心就是要走了，要到西方國家，要到自由國家去。」
此後，董廣平因持續公開紀念六四死難者、倡導政治改革與人權，長期受到中共當局打壓，多次被拘捕、監禁，也徹底告別了警察這份職業。從那時起，逃離中國、奔向自由世界，便成為他此後二十多年來從未動搖的信念與目標。
女兒是堅持出逃的重要動力
除了自身理念因素外，董廣平特別提到女兒也是他堅持出逃的重要動力。
他透露，女兒在他出獄後因學業壓力過大而厭學，與學校產生矛盾，恰逢面臨中考升學的關鍵階段，「這個事情很嚴重，她不去學，這個學業就廢了」。
「那在國內上不了學，我就讓她去國外上學，給她創造一個好的生活條件，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動力。」他透露，此次抵達加拿大後，父女二人一同吃過飯，但因家庭隱私，他不願多談。
「這個牢籠是思想的牢籠」
談到中國的體制，董廣平說出了受訪中最沉重的一句話：「這個牢籠不是實體牢籠，它是思想的牢籠，關鍵就是不讓你有任何自己的想法，你不能有。你不能懷疑共產黨，你不能給共產黨提意見，你不能說它不對，你就不能反對它。」
他強調：「你在牢籠之中，你都不知道你是在牢籠之中，這才是真正的思想牢籠。沒有思想自由，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出版自由，沒有人權……什麼自由都沒有。」
他呼籲仍身處國內的民眾：「就去多學習學習，看看國外的有關政治民主的書，接收不同的消息來源……要想保障自己的權利，就要敢於起來發聲，去爭取自己的權利。」
「西方最嚴重的失誤」
對於目前仍有西方國家與中共進行貿易往來，董廣平直言：「共產黨這幾十年到現在，西方最嚴重的一個失誤就是沒有看清共產黨的本質是什麼。」
他認為，「共產黨的本質是公有制，是要消滅資本主義的，消滅資產階級的」，是一個「利益集團」。「你是個體，你跟一個國家公司打交道，你怎麼可能打贏呢？」他建議：「西方國家應該建立自己的貿易規則，嚴格要求中共按照西方的這種公平公正的這種保障私有的規則，才能跟中共抗衡。」
對於中國實現民主自由的前景，他的估算相對謹慎：「五年之內，可能性也就是5%、10%。那麼十年之後，可能性可能達到50%，二十年之後，這一代人死了，希望就是80%了。」
「从未后悔 但对家人很內疚」
回顧長達十多年的逃亡歷程，可謂九死一生，但董廣平坦言：「從來沒有後悔過，但是我很內疚，很慚愧，因為我的家人都受到了牽連，尤其是我女兒也是，到處跑動盪，沒有一個穩定的生活環境。」
採訪最後，他特別感謝長期提供協助的盛雪、周鋒鎖、吳溫溫等人，以及在韓國全程嚴格保密、協助他順利脫身的韓國律師：「他做的保密非常嚴格，任何人他不說……所以他們起的作用非常大，我也在這裡特別向我的韓國律師表示感謝。」
這一次，他終於踏上了盼望已久的自由土地。雖然剛來幾天，董廣平已經開始對未來的加拿大生活做起了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