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習近平能夠在上臺之後不斷重構權力結構？（圖片來源：Buda Mendes/Getty Images）
多年以來，不少人在評論中國政治和政局時，總喜歡把習近平時代的形成歸因於一次「看錯人、選錯人」的政治誤判。
一種流行的敘事認為，當年無論是黨內元老、江派、團派，還是各方政治力量，都把習近平視為一位性格穩健、行事低調、容易協調、能夠遵循既有政治規則的人。原本各方都希望通過權力平衡實現利益最大化，卻沒想到最終推出的，卻是一位不斷突破既有規則、持續強化個人權力的領導人。
於是，很多人得出一個看似順理成章的結論：習近平的上臺，是江胡時代最大的政治誤判。所有派系都以為自己選擇了一個可以掌控的人，最終卻共同造就了一個無人能夠制衡的人。
這種解釋很有戲劇性，也很符合人們對於歷史轉折的想像。它把複雜的政治變化濃縮成一次識人失誤，把整個時代的轉向歸結於某場高層政治博弈中的意外結果。
然而，「看錯人」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麼是習近平上臺，卻無法解釋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為什麼習近平能夠在上臺之後不斷重構權力結構？
真正值得追問的，並不是他們為什麼選中了習近平，而是為什麼在改革開放以後形成的政治運行框架之下，一位最高領導人仍然能夠一步步突破既有約束，持續加劇權力集中。
如果一種政治秩序，僅僅因為出現了某一個強勢人物就能夠被迅速改寫，那麼問題或許並不在於出現了一個特殊的人，而在於這個秩序本身從未建立起足夠穩定的約束機制。
改革開放以後，為了避免再次出現毛澤東時代高度集中的個人權力結構，鄧小平試圖建立一套新的政治運行方式。集體領導、任期限制、幹部退休制度以及接班安排逐步形成。表面上看，中國政治似乎開始從個人統治走向制度治理。
但後來人們逐漸發現，這些規則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制度，它們更像一種政治慣例。
制度與慣例最大的區別在於，制度能夠約束個人，而慣例只能約束願意遵守慣例的人。
所謂集體領導，從來沒有形成獨立於最高權力之上的制度安排；所謂任期限制，本身也只是政治共識，而非不可突破的政治邊界；所謂派系平衡，也只是權力分配方式，而不是權力制衡機制。
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所呈現出的權力平衡局面，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幾個特殊條件之上：最高領導人願意進行自我克制，黨內元老仍然擁有足夠影響力，不同政治力量之間形成相互妥協。
但這些條件本身並不穩定。
隨著元老政治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原有的仲裁機制開始消失；與此同時，派系共治雖然能夠維持平衡，卻往往伴隨著決策遲緩和組織效率下降。權力分散在不同利益網路之間，既限制了個人權力，也削弱了中央的組織動員能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新集中權力不僅成為一種個人選擇，也逐漸獲得了體制內部的現實需求。
而習近平恰恰利用了這種結構條件。反腐運動成為重新整合組織權力的重要手段；國家安全敘事不斷擴大政治議題的邊界，使越來越多領域被納入統一領導；大量中央領導小組和委員會的建立，則進一步將原本分散的權力重新收歸中央。
從結果來看，習近平並不是從外部推翻了原有規則，而是在原有規則之內，利用規則賦予的資源，完成了對規則本身的重構。
因此，把習近平時代完全理解為一次「看錯人」的歷史事故，可能是一種過於簡單的解釋。因為如果問題僅僅在於看錯了人，那麼換一個人，也許歷史就會走向另一條道路；但如果問題在於制度本身缺乏對最高權力的有效約束，那麼即使不是習近平，也仍然可能出現另一個不斷擴張權力的人。
歷史上許多掌權者在獲得權力之前，都曾承諾克制、改革與開放；而在獲得權力之後，又不斷擴大自己的權力邊界。這並不是因為某些人的道德特別敗壞，也不是因為某些人的性格天生特殊，而是因為權力天然具有擴張自身的傾向。
所以人們不能把希望寄託於掌權者的善意，也不能寄託於既得利益集團的自我克制。因為權力幾乎不會主動限制自己，既得利益也很少會主動削弱自己。真正能夠限制權力的，從來不是掌權者的個人品質，而是權力與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真正能夠保障自由的，也不是某種開明統治，而是公民權利對於國家權力的制度性約束。
分權不是為了降低效率，而是為了防止權力失控；憲政也不是為了削弱國家，而是為了給權力劃定邊界。歸根結底，一個健康政治秩序的根本，不在於期待出現一個永遠正確、永遠克制的領導人，而在於建立一種即使出現最強勢的領導人，也無法輕易突破的制度結構。
看錯一個人，也許只是一次偶然；但把約束權力的希望寄託於權力自身，則往往是一種反覆出現的歷史悲劇。這個版本最後已經不是「政局評論」，而開始觸及政治哲學層面：權力——制度——權利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