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仁於2026年6月7日代表海外中國人權律師聯盟參加中國民主黨在紐約法拉盛圖書館前紀念六四活動。（海外中國人權律師聯盟提供）
【看中國2026年7月10日訊】（看中國記者金言採訪報導）2015年7月9日，中國爆發了震驚國內外的「709大抓捕」事件，數百名人權律師、維權人士及其家屬遭到公安機關傳喚、監視居住乃至刑事拘留，被認為是近年來針對中國維權律師群體規模最大、最系統性的一次打壓行動。十一年過去，當年身處漩渦之中的親歷者張仁律師於7月9日接受《看中國》採訪，回顧了那段歲月的所見所聞，也談及流亡海外後為推動人權律師聯合、應對中共跨國鎮壓。
一起毆打事件
張仁回憶，2015年前後，他與唐吉田律師、江天勇律師等維權同仁往來密切，彼此聲援、協作辦案，共同關注當時國內多起引發社會關注的重大案件。他提到，自己正是在那一年，經由余文生律師的介紹，加入了逐漸成型的維權律師群體，從此開始更加深入地參與到具體的維權行動之中。
就在此時，北京發生了一起法官毆打女律師的事件，成為點燃當年一系列維權行動的導火索之一。據張律師講述，事件發生後，中國人權律師團指派他擔任受害女律師崔慧的代理人，向公安機關提起訴訟。「法官打律師，當時我們的律師報警了，公安不立案。」他隨後又嘗試就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的行政不作為提起相關訴訟程序，希望通過法律途徑討回公道，但正如他所說，「告公安無果」，同樣沒有得到實質性的結果。
這起代理也讓他此後付出了執業上的代價。他透露，由於自己堅持起訴通州公安分局的行政不作為，北京市司法局隨後利用職權向他當時所在的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那時北京規模最大的律師事務所之一）施壓，最終迫使他離開了該所。
與此同時，中央電視臺對該事件進行了報導。張仁認為，這一報導未能客觀呈現法官與律師之間矛盾的全貌，反而在敘述角度上存在明顯的偏向性，未能如實反映當時律師群體所面臨的困境與合理訴求。
在他看來，這起衝突暴露出的核心問題在於程序公正的缺失。他直言：「法官和律師矛盾呢，那麼這樣的矛盾呢應該由第三方出來做一個調查，結果這個北京市高級法院成立調查組進行調查，說這個程序很不公正。你法官和律師矛盾呢？你就法官做調查，應該由第三方，檢察官或者怎麼去查嘛。」他強調，這類「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做法，正是當年律師群體與司法機關矛盾持續激化的一個縮影，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彼時律師維權所面臨的制度性困境。
風起雲湧的維權年代
張仁描述，2015年前後是中國維權律師群體相對活躍的一段時期。彼時社交媒體特別是微博尚有一定的言論空間，媒體環境也相對寬鬆，公眾得以通過網路較為及時地瞭解到不少重大事件的進展。他提到，黑龍江發生的「三江事件」，以及山東等地發生的多起個案，都曾引發律師群體的密切關注，一些律師主動請纓代理相關案件，為當事人爭取合法權益。
伴隨智能手機的普及，信息傳播的速度和廣度都發生了顯著變化，律師們藉助新興的傳播技術手段，積極組織聯署、聲援等行動，為一些身處弱勢地位的當事人和重大案件發聲，逐漸形成了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維權網路。他認為，正是這種日益壯大、漸趨組織化的維權力量，引起了有關方面的高度警覺，也為隨後發生的大規模打壓埋下了伏筆。
在張律師的敘述中，那個年代的維權律師群體雖然人數有限，但彼此之間的聯絡與協作卻相當緊密。無論是針對個案的聯合代理，還是面對突發事件時的迅速響應，都體現出一種自發形成的團結精神。這種精神,在「709」事件爆發前後，經受了極為嚴峻的考驗。
鋒銳律所被查 四處奔走尋人
訪談中，張律師回憶起「709」事件爆發前後的緊張局勢。他提到，中央電視臺當時播出報導，宣稱公安機關成功打掉了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為代表的一個所謂重大團夥案件，多名律師及相關工作人員被帶走調查，一時間人心惶惶,大量律師及其家屬處於失聯和恐慌之中。
面對同行接連「失聯」的嚴峻局面，張律師和其他維權律師沒有選擇沉默或旁觀,而是迅速行動起來，四處奔走，試圖確認被抓律師的具體下落，並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張仁回憶：「我們就是尋找被抓律師被關押的地點。我們到了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向他遞交我們的律師證的介紹信，要求會見。」他強調，這一系列行動始終是在依法履行律師應盡的辯護職責。
然而，這樣一份於法有據的合法會見請求，最終仍未能得到公安機關的准許。他坦言，這段經歷讓他深刻體會到，在當年的高壓態勢之下，律師依法履行辯護職責、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空間正在急劇收窄，公權力對律師群體所採取的打壓手段也日趨嚴厲——從程序上的阻撓、拖延，到對被羈押人員軟硬兼施的施壓手段，均使得律師的正常執業活動舉步維艱。
他進一步透露，一些被抓的律師和維權人士最終在種種壓力之下被以各種罪名定罪判刑。部分人被要求寫下類似「保證書」的文件，聲明自己「身體沒害」，方才能夠獲得相對較輕的判決結果或最終獲釋。這種在羈押期間被迫作出特定聲明的做法，也從側面反映出當年辦案過程中程序正當性存在的諸多爭議。
代理農民維權案：從執業受阻到被迫離境
除了2015年前後的經歷,張仁還透露在國內執業面臨的持續打壓。
2020年，他代理了河北省固安縣李胡莊村300戶農民集體起訴固安縣政府的案件。此案代理之後，固安縣政府隨即向北京市司法局發函，指控他"帶領農民集體到國務院上訪"，並稱他是"端著中國的鍋、砸中國的碗"。張律師表示，在此之後，北京市司法局下令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扣壓了他100多萬元的律師報酬，並禁止事務所為他出具律師執業所需的相關函件，導致他實際上"無法執業、無法生存"。他最終於2023年底被迫離開中國，來到美國。
法輪功案代理往事：便衣圍堵律所
張仁還回憶了一段他主動為法輪功學員提供代理的經歷。2002年,他擔任北京市仁海律師事務所主任期間,北京市司法局曾下發通知，不允許律師接受法輪功學員的相關案件,當時北京各大律師事務所大多因此拒絕了法輪功案件的委託。
他當時作出了不同的決定："我命令律師事務所的工作人員打開大門迎接法輪功案件的當事人。"此舉隨即引來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關注，公安部門派出便衣人員對律所進行跟蹤，並一度包圍了律所所在地，阻止法輪功當事人前來委託，最終迫使律所放棄了對相關案件的代理。張仁認為，這段經歷也是他此後在體制內執業空間不斷被壓縮、並最終選擇遠走海外的一個重要縮影。
流亡海外 推動律師聯盟建設
如今身處美國的張仁是「海外中國人權律師聯盟」的發起人之一。談及成立這一組織的初衷，他表示，海外華人維權力量長期以來處於相對分散的狀態，各自為戰，缺乏有效的橫向聯絡與協調機制,這在客觀上使得針對海外異議人士、維權人士所展開的所謂「跨國鎮壓」行動更容易得逞。
張仁在訪談中反覆強調「團結」二字的重要性。他認為身處海外的維權人士和律師群體，如果繼續各自為政、彼此隔絕，很容易在面對外部壓力時顯得力量分散、難以形成合力；反之，一旦能夠建立起緊密的聯絡網路，不僅能夠在信息通報層面實現及時互助,也能在遭遇突發狀況時相互支援，從而在整體上提升應對跨國鎮壓的能力。他因此呼籲，海外的律師、維權人士乃至港臺社群，都應當加強彼此之間的聯繫與團結,唯有形成合力，才能更為有效地抵禦跨國鎮壓所帶來的現實威脅。
他還強調，聯盟願意持續為相關群體發聲、提供支持。他期待，未來能夠有更多類似的團體願意加強橫向聯絡,共同探討如何在保持各自獨立性的同時,實現資源和信息的有效共享。
「法律戰」與應對策略
在被問及「海外中國人權律師聯盟」具體能為跨國鎮壓受害者提供哪些幫助時，他表示，聯盟將致力於協調海外各方律師資源，為受害者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與專業支持。當前中共跨國鎮壓的手段中包含「法律戰」，即依托雄厚的資金實力，通過聘請經驗豐富、能力出眾的律師團隊在海外提起訴訟,試圖藉助法律程序本身的複雜與耗費,拖垮、消耗身處海外的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使其在時間、精力和經濟上均承受巨大壓力。
對此，張律師認為,該聯盟有責任在專業層面發揮應有的作用，協助受害者以合法的法律途徑進行反制,爭取應有的權益，避免其在缺乏專業支持的情況下,單獨面對來自資金和專業力量都佔據優勢一方的法律壓力。他表示，無論是普通的海外維權人士,還是同為律師身份的同行,只要遭遇類似的跨國法律打壓,聯盟都願意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提供幫助。
從北京法庭內的一場衝突，到如今在海外持續推動人權律師聯盟建設，張仁的經歷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了一代中國維權律師的命運軌跡，這條路充滿艱辛,也考驗著每一位709親歷者的信念與堅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