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0日，騎著電動車的市民經過深圳世界之窗地標（圖片來源：Chen Xin/Getty Images）
7月17號，凌晨一點。深圳的雨下了好幾天，空氣濕得像擰不干的毛巾。阿堅（化名）把最後一批快遞搬上貨車，靠在車廂邊點了根煙。火光在黑暗裡晃了晃，照亮一張蠟黃的臉。
凌晨兩點多，他拖著兩條灌了鉛的腿回到出租屋，老婆孩子已經睡了。狹小的房間裡，奶粉罐、幼兒園繳費單、一堆列印出來的法律條文，擠在同一張桌子上。手機裡存著法院的傳票，上面白紙黑字寫著：索賠38萬。
對一個月掙四五千塊錢的快遞員來說，三十八萬是什麼概念？
不吃不喝乾七八年。而這個男人唯一的「罪過」，是在他已經倒閉的網店裡，賣過一個七塊九還包郵的透明手機殼。
一場蓄謀已久的「狩獵」
二〇一八年，二十一歲的阿堅從潮汕來深圳打工，跟哥哥一起經營一家拼夕夕網店，賣手機殼。
頭兩年生意還湊合，二〇二〇年之後銷量一路下滑。到了二〇二五年下半年，店裡的流水連房租都兜不住了，阿堅只好去幹快遞兼職。那會兒他兩個娃，一個兩歲，一個剛落地。二〇二六年四月，網店正式關門。倉庫退了，貨下架了，店舖註銷了。他跟哥哥，一個送快遞，一個回老家屠宰場殺豬。
日子本來就夠難了。結果今年五月，一張法院傳票像磚頭一樣砸過來。
原告是一家做手機的大廠，案由是商標侵權，索賠三十八萬。
阿堅第一反應是詐騙。「我一個賣七塊九手機殼的，這麼個巨頭來告我？」
直到上法院官網查到了開庭通知，他才確信這是真的。「胸悶，又委屈又害怕，手一直在抖。三十八萬，我這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多錢。」
他翻出那個被起訴的手機殼鏈接。就是一款全透明的硅膠殼，沒有任何圖案，沒有任何文字，沒有品牌標識。
唯一的「問題」出在商品標題上，寫著「某品牌手機殼」。
阿堅說：「我們這行都這麼寫，就是為了讓消費者搜得到。手機型號那麼多，每個字都金貴，誰會去搜‘適用於某某手機殼’？」
這家公司顯然不這麼認為。起訴狀說，你把「某品牌」放在標題最前面，搜索排名第一，這就是侵權。
但阿堅只賣了七單，還有兩單退了款，成交額三十來塊錢。他也承認店裡刷過單，但那點銷量跟一百多萬件的顯示數字差了十萬八千里。
問題是，這樣的事不是頭一回發生，也不是只發生在他一個人身上。
天眼查的數據不會騙人。前面說的那家手機大廠，司法案件數量六百五十七起，其中百分之八十七是當原告，侵害商標權糾紛佔了將近六成七。而且絕大多數案子都以原告勝訴收尾，被告基本不出庭，請不起律師，耗不起時間。
合法的外衣，非法的刀子
這家公司最近密集起訴了一批手機殼小賣家，阿堅認識的朋友裡就有四五個被盯上。有人選擇和解，賠了八千塊。對方勸阿堅也認栽：「官司耗到最後可能還是輸，時間太長，不想耗了。」阿堅也想和解，雖然心裏一百個不樂意。但他連六萬五都拿不出來。
一個大公司，手裡握著完整的商標法務團隊，對付一個賣七塊九手機殼的前網店店主，操作細節值得掰開揉碎了看。
不發律師函，不向平臺投訴，不給任何事先溝通的機會。直接悄悄取證，集中起訴。
而且索賠金額，三十八萬，卡得剛剛好。比小商戶能承受的高出幾十倍，但比請律師打到底的成本又低那麼一點點。
這個數字算得比財務報表還精準。你拿不出來？那就分期。你不和解？那就耗著。反正你有兩個孩子要養，有房租要付，你耗不起。
商標法第五十七條寫得清清楚楚，侵權要同時滿足三個條件：服務類似、商標近似、易造成混淆。一個沒有任何品牌標識的透明殼子，標題裡寫明適配型號，這是侵權？
律師說了，如果你在標題里加上「適用」兩個字，風險就大幅降低。但阿堅說，他入行這些年大家都這麼寫，是最近一兩年出了起訴案件，大家聽到風聲才開始改。
換句話說，這個行業慣例存在了多少年，這家公司早不告晚不告，偏偏挑在店舖倒閉之後集中起訴？
溫水煮青蛙，煮的是誰的命
阿堅在開庭前熬了一個月通宵，自學法律，自己上庭。他沒請律師。「七塊九包郵的手機殼，哪有這個錢？」站在被告席上，他手抖得拿不住材料。
法官問話時，他聲音發顫，但還是把話說完。一個初中文化、靠體力餬口的快遞員，被逼到跟大公司的專業法務當庭對線。
這不是法治的驕傲，這是法治的悲哀。
他知道，這個社會對打工人從來談不上溫柔。但他沒想到，這麼大的公司會用這種方式來「收拾」一個已經關門歇業的小賣家。
他現在變得特別膽小，做任何事都畏首畏尾。白天騎電動車去攬件，晚上收貨分揀干到凌晨兩三點，不敢停下來。他說少干一天，就少一天奶粉錢。不讓自己停，就不用想那麼多。
記者問他，如果官司一直打下去最終還是輸了呢？他沉默了一會兒，搖了搖頭，然後輕聲說：「如果一審輸了，我會繼續上訴。」他知道這條路難走，但如果現在退縮，三十八萬的陰影會壓他一輩子。
可問題是，這樣的故事上了熱搜又能怎樣？那些沒上熱搜的呢？
壞，就是壞，不用找藉口
有人會說，品牌方有權利維護自己的商標，這是合法合規的。沒錯。但合法不等於合情，更不等於合理。
一個擁有完整法務團隊、年營收幾千億的大公司，選擇最狠的方式去收割一個賣七塊九手機殼的前小店主。這中間的邏輯，跟「維權」二字沒有半毛錢關係。
這家大廠自己在國際上被制裁，裝出一副受害者的可憐相，轉頭收拾國內小商戶的時候，下手比誰都狠毒。
這不是維權，是欺軟怕硬。
這不是保護商標，是拿法律當生意。
這不是法治精神，是用資本的力量把司法機關變成自己的催收部門。
阿堅還在等判決。他更希望和解金額能降到他能承受的範圍。但不管判決結果如何，這個凌晨兩點搬快遞、一個月掙四五千、家裡兩個娃等著交學費的男人，已經被這場「維權」改變了。
而那些提成拿到手軟的訟棍們，那些拍板決定起訴的高管們，不會看到一個七塊九手機殼背後，是一個父親凌晨一點在路燈下搬貨的身影，是一個家庭在溫飽線上掙扎的日常。他們看到的和解金到賬的數字。
這不是維權。這就是壞。純粹的、赤裸裸的、明目張膽的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