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拍攝於1962年5月的照片顯示，中國難民在香港排隊領餐。在由中共「大躍進」政策引發的饑荒期間，有14萬至20萬人非法進入香港。（圖片來源：AFP via Getty Images）
在中國災荒史上，「逃荒」是窮人在生路斷絕時最後的自救方式。如果人們在家鄉沒有飯吃，便投親靠友，或沿著河道、官道、鐵路往有糧之處去；求工、討飯、典賣衣物，甚至攜家帶口流徙千里。無論是明清的黃河水旱災害，還是民國時期的華北饑饉，地方社會雖然冷酷，至少仍承認一個樸素的常識，人總得設法活下去。
抗日戰爭最艱苦的1942年，河南大旱並爆發嚴重饑荒，大批災民沿隴海鐵路、平漢鐵路等交通線外流。在戰爭、交通困難與政府財政窘迫的條件下，饑民離開災區尋找食物，仍被視為需要救濟和疏散的對象，而不是必須加以消滅的「社會問題」，當時，蔣介石下令鐵路不得向河南饑民索要車票。
然而，中共建立起統購統銷、戶籍與城市糧食定量供應相互扣合的制度以後，1953年，政務院發布《關於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同年，糧食計畫收購、計畫供應制度開始把城市居民的口糧與戶口、購糧證聯繫起來。1956年至1957年間，中央和國務院又連續發布多份限制農民進城的文件。1958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以法律形式規定：農民由農村遷往城市，須持城市勞動部門錄用證明、學校錄取證明或城市戶口登記機關准遷證明，才能辦理遷出手續。也就是說，農民不能隨便進城找活路。
不准人遷戶口，而人們沒有戶口就沒有口糧。城市糧食是計畫供應體制，不能自由購買，沒有城市戶口、沒有遷移證件的人，往往也無法取得定量供應。於是，農民一旦離開公社，縱使設法走到城市、工礦區或鐵路樞紐，也未必能以勞動換得食物。國家把人口身份、居住資格、就業機會與糧食供應環環相扣，農民被束縛在農村，被排除在城市配給之外。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將這一制度推到最殘酷的時刻。1959年春荒出現後，外流農民迅速增加。據當時中央文件所引各地不完全統計，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省外流農民約達300萬人。這些人並非所謂遊手好閒的「盲流」，而多是因公共食堂斷炊、口糧不足、家中已無可食之物，才被迫攜老扶幼離鄉求生。1961年鳳陽幹部檢討材料中便承認，有些農民外流，是因為「食堂停火沒有飯吃」；哪個願意離開家呢？沒有辦法才外流」。
但是，政權面對這一求生潮，優先處理的不是如何讓饑民活下來，而是如何使饑民不要出現在城市、車站與交通線上，不要讓饑荒的規模被外界看見，更不要使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的神話在流民潮中破產。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指示》；3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再發《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文件明令各機關、企業、事業單位不得再招用流入城市的農民；已招用而不符合條件者，原則上也要「動員」返鄉。文件並要求在外流嚴重地區的交通要道進行勸阻，對已流入城市、工礦區而未找到工作的農民，組織臨時機構「收容和說服動員」，盡快遣返原籍；同時反覆重申「沒有遷移證件不准報戶口，沒有戶口不供應糧食」。
饑民不能在原籍獲得足夠食物，逃到城市又不能落戶、不能買糧、不能就業，最後還要被收容並送回原來挨餓的地方。「遣返原籍」，是把人重新送回口糧早已斷絕、公共食堂早已無米的村莊。
到1960年，外流人口更多，各地的控制也隨之升級。火車站、碼頭、公路、渡口成為攔截饑民的前線，一些地方以民兵設卡、封鎖村口、嚴查渡口，阻止農民離開。饑民為逃避攔阻，只能改走小道、夜行，甚至攀爬貨車。1961年，內務部、公安部更提出以鐵路交通為中心限制人口自由流動，要求嚴格查票、查糧票，防止無票乘車、爬車，必要時增派武警甚至請駐軍協助，中共以國家機器堵截逃生通道。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收容遣送」並非後來1982年《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意義上的正式全國行政法規；但在1960年至1961年，城市收容遣送站、接收站與中轉站已迅速鋪開，對外流人口實施收容、轉送和遣返。1961年1月的《城市收容遣送站工作方案》甚至規劃了收容站、接收站、中轉站三級網路。僅江蘇11個收容遣送站，自1960年至1961年1月就處理流動人口52萬餘人次，其中被收容者逾24萬人次。這些數字的背後，是無數被當作「流動問題」處置的饑餓農民。
收容站的實際狀況也遠非官方文件中承諾的「解決臨時食宿」。有當事人對多個收容站的描述稱，九江站將人關在破廟中，沒有床板，人只能睡在潮濕土地上；門被鎖住，角落裡放著糞桶。南昌站則是漏雨的茅草棚，食具不足，衛生惡劣。另有材料顯示，鄭州遣送站在1960年發生嚴重違法虐待，內務部文件記錄有大量工作人員違法亂紀，並稱當年1月至9月有246人被折磨致死，其中5人被活活打死。對於已在饑餓與疾病邊緣的人而言，收容站哪裡是救助站，簡直是另一道死亡關口。
在河南信陽地區，大饑荒暴露後，地方當局立即將「人員外逃」視為必須消滅的政治問題。據相關史料整理，信陽地委曾要求「限期消滅人員外流」，村幹部與民兵在路口、渡口堵截，城鎮機關和工廠不得收留農村來人，並設置收容所和監獄。逃荒者被沒收財物、毆打、拘捕乃至餓死於羈押場所，「消滅外流」在基層成為政治目標。
饑民一旦出現在車站、城市街頭、外省公路上，便會「破壞」「大躍進」豐收、人民公社優越與社會主義幸福生活的宣傳。因此，饑民被命名為「盲流」，逃荒被描述為「不安心農業生產」，求生被懷疑為破壞秩序，向外界求救則可能被政治化為「反革命」。
安徽鳳陽農民王家來在1961年批判原縣委書記的會議上所說的一段話，揭穿了這種制度性殘酷：「我們大隊原有五千多口人，現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來了我們也沒死這麼多。那時我們還能跑，一九六○年我們哪兒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戰爭中的百姓尚可逃難；在和平年代、在號稱代表農民的政權之下，農民卻被戶籍、糧票、民兵哨卡、收容站和遣返制度困在饑餓的原地。
中共寧可讓民眾餓死，也不讓人逃荒。中共為掩蓋大饑荒，把人禍說成「三年自然災害」；把浮誇徵購造成的斷糧說成「大豐收」；把逃荒求生的農民污名為「盲流」；把揭露饑餓、向外求救者視作「造謠」與「反革命」；再把責任推給蘇聯撤走專家和所謂「逼債」，目的只是為了掩蓋歷史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