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3日，法國作家埃里克·澤穆爾抵達新書發布會時與他的支持者握手。（圖片來源：Chesnot/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8月15日訊】（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綜合）《紐約郵報》8月15日刊登保守派學者丹尼爾．馬奧尼（Daniel J.Mahoney）的評論文章，借法國右作家埃里克．澤穆爾（Éric Zemmour）的著作《法國自殺》（The Suicide of France），重新審視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留下的政治與文化遺產。馬奧尼認為，當年學生運動雖然沒有推翻戴高樂政府，但它所代表的反傳統、反權威和文化解構思想，此後逐步進入法國政治和社會制度，並經由法國哲學家傳播至美國大學，對美國近幾十年的身份政治和進步主義產生深遠影響。
這一說法在歐美思想界並不新鮮，卻一直存在巨大爭議。支持者把1968年視為法國傳統秩序瓦解的起點，批評者則認為，將移民、女權、歐洲一體化乃至美國校園政治統統歸因於「五月風暴」，是把半個世紀複雜的社會變化壓縮成一條過於簡單的因果鏈。
「五月風暴」沒有奪取政權，卻改變了法國社會語言
1968年5月，法國學生抗議從巴黎大學校園迅速擴散，街頭出現路障和警民衝突，隨後演變為席捲全國的大規模罷工。學界普遍認為，這是法國戰後最嚴重的政治危機之一，也是法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群眾運動之一。
當時激進學生挑戰的不只是戴高樂政府，也包括大學權威、家庭倫理、宗教規範、性道德以及傳統社會等級。「禁止禁止」「在鋪路石下面，是海灘」等口號，後來成為這一時代文化反叛的象徵。
《紐約郵報》文章沿用澤穆爾的判斷，把運動的精神概括為「解構、嘲諷、摧毀」，認為1968年的激進份子雖然未能完成政治革命，卻在文化領域獲得了更持久的勝利：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家庭、宗教、民族和權威逐漸失去約束力，個人解放與權利政治則進入主流。
澤穆爾的《法國自殺》最早於2014年在法國出版，今年由內森．平科斯基（Nathan Pinkoski）翻譯成英文重新進入美國市場。這本書的核心論點，是法國自戴高樂時代結束以後不斷放棄自身傳統、主權和文化認同，而1968年則構成這一變化的思想分水嶺。英文版於今年7月出版。
不過，把1968年的遺產完全理解成「摧毀」也受到不少歷史研究者質疑。《衛報》在回顧這一時期時指出，五月風暴同時推動了法國藝術、電影、音樂和公共表達方式的重大變化，其影響並非只有政治激進主義，還包括對文化權威的挑戰以及更自由的藝術實驗。
換句話說，1968年確實改變了法國，但「解放」還是「瓦解」，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觀察者站在哪一邊。
從墮胎、移民到歐洲一體化，澤穆爾把法國轉型歸結為同一條線
澤穆爾最具爭議的地方，是把隨後幾十年看似不同的政策變化串進同一套「國家衰落」敘事。
他認為，戴高樂之後的法國中右翼並沒有真正抵抗1968年的文化革命，反而不斷接受其價值觀。1975年法國將墮胎合法化，家庭制度發生變化；此後移民規模擴大，傳統天主教影響減弱；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法國又把越來越多的國家權力置於歐洲一體化框架下。
法國2024年進一步把女性獲得墮胎的自由寫入憲法，成為全球首個明確以憲法形式保障這一權利的國家。《美聯社》當時報導，修憲在法國國會以780票贊成、72票反對的壓倒性結果通過，而且墮胎權在法國左右主要政黨和公眾中都擁有廣泛支持。
這恰好說明澤穆爾敘事中的一個爭議點：他所描述的許多「1968年激進主義遺產」，幾十年後已經不再只是激進左翼的主張，而成為法國社會相當廣泛的政治共識。
澤穆爾同樣把法國的大規模移民與國家認同危機聯繫在一起，認為歷屆政府在殖民歷史留下的負罪感以及普世主義理念推動下，未能有效維護傳統法國文化，最終導致穆斯林移民群體與主流社會之間長期存在摩擦。
這一問題在法國現實政治中的確越來越突出，但把它全部追溯到1968年，同樣存在爭議。《紐約客》在《法國自殺》首次出版後評論稱，澤穆爾抓住了失業、經濟停滯、全球化衝擊以及移民融合困難等法國社會的真實焦慮，但他的解釋方式把避孕、墮胎、女性權利、同性戀權利、移民、歐盟乃至美國消費文化幾乎全部納入一幅「國家衰敗」的總體圖景，因此結論遠比問題本身更加絕對。
這也是理解澤穆爾影響力的關鍵：他的論述並非憑空製造法國的社會矛盾，而是用一種高度統一、同時也高度選擇性的解釋，把幾十年來不同來源的危機歸結為「法國放棄了自己」。
福柯、德裡達進入美國大學，「法國理論」在美國被重新塑造
《紐約郵報》把最值得美國人警惕的一條線索放在大學校園。
文章認為，法國的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思想後來越過大西洋，進入美國人文學科。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德裡達（Jacques Derrida）、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等法國思想家的著作成為美國文學、文化研究和社會理論課程中的重要文本，並最終為身份政治、性別研究以及今天所謂「覺醒文化」提供部分思想工具。
法國思想對美國大學產生巨大影響，這一點本身並不存在太大爭議。
哥倫比亞大學有關戰後學術思想史的資料顯示，早在1960年代中期，法國結構主義和隨後出現的後結構主義就已經開始進入美國學術界；此後，美國出版機構、大學系所和知識份子網路進一步推動福柯、德裡達和德勒茲等人的作品傳播。
社會學研究也發現，德裡達在美國的影響尤其集中於文學和人文學科，美國的專業學術機構、期刊和大學網路在「解構主義」擴散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這裡存在一個容易被忽略的歷史反轉：今天美國人熟悉的所謂「French Theory」，並不完全等同於這些思想家在法國原本的政治主張。
思想史研究者弗朗索瓦．屈塞（François Cusset）長期研究這段跨大西洋傳播史。他指出，福柯、德裡達、德勒茲等人在思想上原本存在巨大差異，美國大學卻把他們重新組合成一個相對統一的「法國理論」體系。這些思想在美國與種族、性別、少數群體政治結合後，又產生了法國本土原本沒有的理論形態。
因此，與其說法國思想家簡單地「把美國大學變成今天這樣」，不如說美國學界選擇、翻譯並重新塑造了法國理論。
更有意思的是，當這些經過美國重新包裝的理論幾十年後以「woke」、身份政治和反種族主義運動的形式返回法國時，一部分法國知識份子和政治人物反而認為它們過於美國化。
於是形成了一種頗具諷刺意味的思想循環：理論從法國出口，在美國重新加工，然後再次出口回法國。
「法國摧毀美國」過於簡單，真正發生的是歐美激進思想相互塑造
馬奧尼在《紐約郵報》的文章最後，把這段歷史直接連接到今天的美國政治。
按照他的解釋，美國校園中的身份政治、政治正確和「覺醒文化」，與1968年法國思想革命之間存在清晰的思想血緣，而美國近年的反種族主義運動又反過來輸入法國，侵蝕法國強調「不分種族、不分宗教的公民身份」的共和傳統。
這種跨大西洋影響確實存在，但如果因此認定「法國激進份子滲透美國學校」，就容易把複雜的美國國內政治發展解釋成一場單向的思想輸入。
美國自己的1960年代同樣經歷了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女性主義和學生運動；身份政治後來興起，也與美國獨特的種族歷史、奴隸制度遺產和民權鬥爭密不可分，並非從巴黎大學課堂簡單移植而來。
甚至法國「五月風暴」本身也不是純粹法國製造。1960年代席捲歐美的反戰、青年文化、馬克思主義、新左派以及性解放原本就是跨國現象，法國和美國長期彼此影響。
真正值得注意的，或許不是究竟哪一國「腐蝕」了另一國，而是半個世紀以來，歐美的激進思潮不斷在大西洋兩岸來回傳播，每到一個新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又被重新解釋。
澤穆爾以及《紐約郵報》代表的是其中一套越來越有影響力的保守主義解釋：1968年以來的西方把「解放」推得太遠，以至於傳統、家庭、宗教、民族認同和社會約束遭到持續削弱。
反對者則認為，這套說法忽略了同一時期女性權利、少數群體權利、個人自由以及社會開放程度的提高，把所有社會變化都包裝成文明衰落。
法國社會今天對1968年的爭論之所以始終沒有結束，正因為雙方討論的其實已經不僅是一場發生在近60年前的學生運動，而是在爭論一個更現實的問題：過去半個世紀西方社會獲得的究竟更多是自由，還是失去的東西已經超過所得。
而隨著類似爭論進入美國校園、選舉政治和文化戰爭，「五月風暴」早已不只是法國歷史的一頁，它仍在以另一種形式參與今天西方社會關於權威、身份、自由和文明歸屬的爭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