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3日，日本總務大臣高市早苗在東京參拜靖國神社，紀念戰爭死難者後，聆聽提問（圖片來源：TOSHIFUMI KITAMURA/AFP via Getty Images）
在標誌二戰結束（日本稱之為終戰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東京的靖國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沒有去，只是自費獻了"玉串料"（祭祀費），而且是以自民黨總裁身份，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場，她會去祭拜；這次明顯是為了不刺激中國，而特意選擇沒去。但是，她對中國釋出的一番善意，還是被中國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後就是一頓批判。
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多年來都被中國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問題，近年更演變成詆毀日本、煽動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鞏固中共專制統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參觀靖國神社。隨後撰文比較了靖國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紀念館（我在夏威夷住過一年半，曾兩次參觀珍珠港紀念館）。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對靖國神社內當時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兒擺姿態喊口號的現象及講解影片頗批評，更欣賞美國人對二戰事件的理性、平和審視的人生哲學。
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靖國神社已經大為改觀，尤其是我對靖國神社的歷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問題的進一步理解，越發感到，中國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兩國人民對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過壟斷媒體，在靖國神社問題上洗腦毒化中國人，目標清晰地煽動仇恨。
對靖國神社，可從這幾個層次來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靈觀。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為常見，可謂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觀念是，人死後成為神靈，被祭祀後成為"守護神"的一部分。在這種觀念下，靖國神社供奉著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246萬戰歿者的名冊（神社內既無骨灰也無牌位），他們祭祀的是"靈"，而非個人的道德審判。這就是為什麼即使包含甲級戰犯，也被視為"戰歿者的靈"。在宗教層面，祭祀不等於為其歷史行為背書。
此外，日本社會還有"死者淨化"的傳統，主張避免對死者過度批評，重視"成佛"與"安息"，認為對亡者過度指責會招致不祥。這種觀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與神道的祖靈觀。因此會出現這樣一種現象：生前可受嚴厲批判，死後隨即轉為"追悼對象"。日本沒有"鞭屍"，或像中國那樣製作跪像供人唾罵（如秦檜像）的習俗。
日本這種宗教哲學跟西方也有很大差異。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恆性審判意義，"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傳統文化更重視"和解"與"安魂"，較少強調"永遠的罪"。這導致對歷史責任的語感差異。對中國和韓國而言，戰爭記憶仍屬歷史創傷，祭拜被理解為榮耀戰爭。但對日本人而言，祭祀亡靈並非道德肯定。兩種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來操作成保住自己權力的工具。政客可恥，百姓可悲。
據日本憲法第20條：政教分離。國家不可給宗教以特權，但同時也不可干預和剝奪宗教自由。這與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強調政教分離、但保護宗教自由的原則幾乎一樣。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國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對象，不能強制分祀甲級戰犯，也不能改變其祭祀方式；這些權利屬於神社自身。1978年靖國神社合祀甲級戰犯（如東條英機）後，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確表示：合祀後不可撤回，這是宗教儀式，不是政治名冊。所以法律上政府無權強制。
雖然無權干預神社內部事務，但政府可以決定：首相是否參拜。這是政治選擇，而非宗教儀式問題。例如：小泉純一郎多次參拜，安倍晉三曾在任內參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職身份"參拜，可能被質疑違反政教分離。但日本法院歷來傾向：不明確判定違憲，視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斷範圍。所以這是一個灰色地帶。
日本首相的拜謁，本質上是出於對戰死官兵的傳統追思，而非肯定二戰中的侵略行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後轉化為靈，便與生前的罪錯脫鉤，獲得了某種程度的解脫與超越。
回顧歷史，中方曾經熱情款待二戰時日本軍政人物，毛澤東曾在北京招待二戰時侵華戰爭主要指揮官之一的遠籐三郎中將；周恩來也曾多次接見二戰時日本陸軍中將籐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時把周恩來贈送的中山裝作為壽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靖國神社將14名甲級戰犯入祠合祀時，中國官方並未立即抗議。次年日本首相參拜，北京方面也無顯著反應。直到七年之後的1985年，北京才開始把此議題政治化，以此煽動反日民族主義情緒來鞏固國內統治。
第二個層次，中國官媒和御用學者熱衷渲染的是，日本對二戰責任"不認錯、不謝罪"。但這完全不是真實情況：
二戰後，日本政府對"侵略與殖民統治"向中國及亞洲多國正式或準正式道歉過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內閣級正式表述"，一般學界與媒體整理大約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長官與國會決議也算上，超過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首相田中角榮）表述：日本方面痛感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訪問中國時表示，"日本過去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不幸，我們對此深感遺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訪華時說：日本過去有一段時期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苦難，我對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訪問中國。
1993年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承認日本軍方與慰安婦制度有關，表示：衷心道歉與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過去某一時期的國策下，走上戰爭道路，對亞洲諸國人民造成巨大損害與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與由衷道歉。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聯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淵惠三：對過去侵略戰爭造成的損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戰後60年講話：對殖民統治與侵略給許多國家人民造成巨大損害與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戰後65年談話：對殖民統治造成巨大損害與痛苦表示深刻反省與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本過去的戰爭給許多國家人民帶來巨大損害與痛苦。對此表示深刻反省。並表示：歷代內閣的道歉立場將繼續堅持。
而且，1995年日本國會戰後50週年正式通過決議：對殖民統治與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總結來看，首相或內閣正式談話約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聯合聲明等）約5次；國會決議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計約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國際學者的評價是：日本是二戰戰敗國中道歉次數最多的國家之一。德國雖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數反而沒有日本這麼多，因為德國更強調國家制度與法律層面的責任。
中國政府對日本的這些道歉刻意迴避，官媒不予報導。所以日本社會，尤其保守派認為，日本這種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繼續了，應該擺脫二戰陰影。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至今仍是專制國家，仍在做殘害中國人民的事情。二戰期間，因為日本侵略，確實造成中國軍民死傷慘重，中國政府最高估計是3500萬人。但是，在沒有任何外敵侵略的和平時期，在共產黨統治下，中國可能多達8000萬人非正常死亡，死於政治迫害、槍殺、人為政策造成的飢荒，以及各種政治運動導致的自殺等等。造成如此大眾死亡的中共政權沒有道德資格譴責日本。它應該先向本國人民謝罪，退出歷史舞臺。
第三點，中共官方多年給民眾灌輸：日本沒有賠償二戰給中國造成的損害。這更是故意扭曲事實。
真實是：在毛澤東、周恩來掌權的七十年代，中國和日本簽署聲明，中方正式放棄了對日本的二戰索賠。這不是毛澤東們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後的政治算盤，或者說是"交易"。北京政權用正式放棄對日索賠，換取日本政府同意一個中國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放棄和臺灣"中華民國"的邦交。
而在中國正式放棄對日索賠後，日本卻做出了變相的賠償行動。在中國經濟開放起步時，日本向中國投入各種援助，包括低息貸款，無息貸款，還有無償援助等，高達3.66萬億日圓。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項目結束，前後跨度長達42年！
日本援助資金重點投入中國的基礎設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擴建工程，秦皇島港煤炭碼頭擴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鐵路（北京—秦皇島），廣深鐵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亞灣核電站（技術與融資），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等。
僅以中國上海為例，如果沒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結構性影響"排序，中國最得益於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島（能源樞紐），廣州／深圳（間接），北京（公共與環境）。據專家推算，如果沒有日本的援助，中國的工業基礎建設會延遲約5-10年，出口起飛可能晚一個五年規劃期。
但這些中國官方媒體都不願報導，甚至有意迴避。所以至今大多數中國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這些，還在跟著政府的指揮棒"反日"，跟著抗日神劇"仇日"。
中國的經濟開放，當然得力於鄧小平的改革決斷。但若只談"改革勇氣"，卻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資金來源，那就是選擇性地講歷史。經濟轉型不是口號工程，而是資金工程。
中國在1978年之後，能夠避免社會崩潰式轉型，靠的不是單純制度設計，而是兩筆關鍵性外部資源。第一筆，是來自香港、臺灣、美國等地的海外華人資本。這些資金既有文化連結，也有風險承擔能力，成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筆，更關鍵——是日本長期、大規模的低息貸款、無息貸款與無償援助。這不是象徵性姿態，而是實打實的基礎設施投資：港口、電力、交通、環保工程。沒有這些工程，中國沿海出口體系不可能那麼快成型。中國經濟騰飛，背後站著日本的融資支撐，這是結結實實的事實。
對比俄國，更凸顯中國的超級"幸運"。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推行"震盪療法"，價格放開、國企私有化，結果經濟急劇萎縮，社會秩序崩壞。為什麼？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外部啟動資金托底。俄國沒有自己的"香港、臺灣"，也沒有一個日本式的鄰國，願意長期低息融資。
當年推動俄羅斯改革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傑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在電視受訪時說，他當時多次向美國政府提出，應該向親西方的葉利欽總統領導的俄國提供類似"馬歇爾計畫"的支持，幫助當時俄國一下子經濟私有化（震盪療法）度過資金缺口的難關，但遭到老布希政府，以及隨後的克林頓政府的完全拒絕。與白宮高層有相當關係、深知內情的薩克斯教授後來說，這是因為美國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強，阻止俄羅斯再次強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為當時葉利欽政府的頭號美國經濟顧問，薩克斯在波蘭等好幾個前東歐國家推動的經濟私有化"震盪療法"都相當成功，因為美國在關鍵時刻給了這些國家援助，尤其是對波蘭幫助最大。薩克斯當時以為美國一定會同樣援助俄國、力挺俄國成功進行市場經濟轉型、進一步鼓勵支持俄國當時非常親西方的立場。但完全出乎薩克斯的意料，美國一口拒絕了。這是俄國那場震盪療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國因缺乏外部資金托底，沒有像中國那樣有香港、臺灣、美國的華人投資，更沒有中國那樣的鄰居日本，在關鍵的經濟起步階段，大量給予低息、無息貸款，甚至無償援助。而日本就沒有防範中國經濟強大的那種美國防範俄國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國人的這種對比，太多中國人，甚至學者們完全不知道，當然就更不知道領情、感恩。
結果因為缺乏外部資金支持，葉利欽總統的經濟私有化震盪療法失敗，俄羅斯的經濟近乎崩潰，民眾生活水準劇降。後來普京當選總統，力挽狂瀾，才開始經濟復甦，這也是很多俄國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對葉利欽多有批評的原因之一。
同樣是共產大國轉型，結果巨大差別，有無啟動資金是最重要一環。就如同大家都在創業初期，誰拿到銀行貸款或資助，決定了誰能成功。所有創業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決定性作用。否則，無米之炊誰做得出來？
更諷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給蘇聯造成約2700萬人死亡。這是一個極其慘烈的數字。但1990年冷戰結束後，已經相當繁榮富有的德國，並未對俄羅斯提供長期、有規模的經濟援助。德國選擇的是什麼？是姿態政治。當時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確實震撼。但那是一個動作，一個象徵，一個歷史鏡頭。象徵感人，卻不能當錢花。
德國的歷史反思，在道德語言上高度鮮明；但在實際經濟補償層面，並沒能給俄羅斯托底。而日本呢？沒做戲劇化的懺悔場面，卻在長達42年期間持續向中國提供低成本融資、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和完成援助項目。這種方式，不夠上鏡、不夠讓媒體鼓掌，但它是實實在在的經濟支持。下跪，是瞬間。融資，是幾十年。
如果要比較"實質性謝罪"，那麼長期資金投入與基建支持，遠比一次政治動作更具有實際意義。
問題是——在中國的官方敘事中，這段歷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簡化為"正常往來"，卻在需要動員情緒時，重新高喊"對方從未謝罪"。這種敘事選擇，不是歷史評價，而是政治需要。中國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認外部資金與合作的作用，那就是違背現實，否定真實，沒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體的閃光燈上，而在幾十年流動的資金上。日本選擇的是實質性補償；德國選擇的是象徵性懺悔。誰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誰對經濟命運產生直接影響，答案並不複雜。
真實且完整的歷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畫面，更應該同時列出融資數字。否則，那不叫記憶，而叫選擇性記憶。所有選擇性記憶，都是為了意識形態服務。
中國當局利用對官方媒體的控制，對社交媒體的管制，在靖國神社、日本援助、二戰是否道歉謝罪等問題上，都不僅是"選擇性記憶"，而且是"選擇性攻擊"，以扭曲事實來攻擊日本，煽動中國人的仇日情緒。而被仇恨燒焦的靈魂，絕無法建出一個健康的社會。
儘管被視為強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審時度勢的一面。在拜謁靖國神社問題上，她表現得相當謹慎。例如在去年10月的靖國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並未現身，當時她還沒有當選黨總裁和首相。雖讓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為了避免日本與中、韓關係惡化，並防止國內左翼媒體的攻擊。這種"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標時，仍會優先考量國家的大局利益。這次她在"終戰日"仍然選擇沒有去靖國神社拜祭，也是在顧全中日關係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國官方媒體的攻擊，說她給靖國神社交了"香火錢"。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紀念館，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記歷史，但嚮往與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國神社，連任何靈位都沒有，只是一本花名冊，裡面是自明治維新以來、過去150多年日本246萬戰歿者的名字而已。靖國神社今年6月還推出新規，禁止穿軍服（現役軍人除外）、帶軍械、以及奇裝異服等進入靖國神社，就是阻止極右翼破壞靖國神社的設立初衷。
高市早苗當選首相後首次訪問白宮時，特意去美國阿靈頓國家公墓拜祭獻花，那裡可是有二戰時轟炸東京、向廣島扔原子彈的美軍官兵屍骨，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沒有道德和政治評價，對於日本人來說，人死了，就變成了神靈，無數的神靈彙集一起，就成為活著的人們的保護神。而共產黨是無神論者，他們什麼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權力、煽動仇恨，而有了眾多義和團，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們。一個煽動和製造仇恨的國家，形成世界的奇觀：韭菜們在歡呼鐮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