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1日，湖北武漢市武漢病毒研究所校園內P4實驗室L的鳥瞰圖，正值中國確診首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五週年。（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8月22日訊】大家好，今年1月份，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在瑞士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活動。他公開表示通過衛星看到了中國發生的驚人一幕。
他說，「有人告訴我要密切關注，中國發生了非常糟糕的事情。」「武漢到處都是屍體，就在我們之前提到的那棟大樓周圍。」
「我一直說（COVID）病毒是從武漢來的，那些屍體是用裹屍袋裝的。我們通過衛星看到了，他們說中國發生了奇怪的事。他們說中國發生了奇怪的事。事情就是這樣開始的，最後我們遇到了COVID疫情，全世界都遭受了苦難。」
對於這場殃及全世界的巨大災難，無數人在等待著一個時刻，那就是誰應該為這一切負責？
8月17日，就在習近平即將訪問美國前夕，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發表文章，標題就是《中國共產黨必須為武漢慘禍負責》。余茂春的這句話可謂說出了無數人的心聲，包括那些因為這場大災難而永遠無法發出聲音的人。共產黨必須要為這件事作出交待。
中國共產黨必須為武漢慘禍負責
直截了當的文字永遠是最有力的。在文章的開篇，余茂春教授說：在COVID-19讓世界陷入癱瘓的六年之後，使用委婉措辭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中國共產黨對這場致命病毒的爆發、在疫情爆發初期關鍵階段對信息的系統性隱瞞，以及持續阻礙世界獲取關於武漢所發生一切的完整記錄，負有直接責任。
自大流行爆發以來，關於武漢病毒研究所與研究相關之源頭的證據大幅增加且不可辯駁。
多年來，中共以驚人的野心追求在病毒發現和實驗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而該國的生物安全狀況卻依然令人毛骨悚然地嚴重不足。
武漢成為了這一努力的中心。武漢病毒研究所收集了超過15,000個蝙蝠病毒樣本，這是在其成為中國首個BSL-4實驗室之前全球最大的此類資源庫，並獲得中共中央衛生主管部門的批准，可以存儲和處理風險等級為4級的微觀生物，也就是世界上最危險的病毒。這其中包括冠狀病毒及其經過實驗室增強、更具致命性的變異株。
然而，中共科技部自己的評估僅將武漢病毒研究所評定為中規中矩的「良好」等級，未能擠進該國20個「優秀」生物與醫學實驗室之列。儘管如此，中共官方依然認證其為中國唯一可以處理世界上最危險病原體的生物實驗室。
時任武漢病毒研究所BSL-4實驗室主任的袁志明博士曾多次對中國缺乏生物安全規範提出警告。他指出，存在生物安全管理不善、實驗室運行機制不足、專業生物安全人員匱乏以及培訓不到位等問題。
在2018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袁博士及其合著者做出了極具預見性的警告：生物安全實驗室是一把「雙刃劍」，既能造福人類，也可能引發「災難」。他們列舉了中國生物實驗室令人堪憂的生物安全缺陷，涵蓋操作標準與專業指導不足、廢棄物處置、消毒、污染監測以及實驗室安全程序不完善等多個方面。
隨後，余茂春在文章裡提到了著名的SARS疫情，它就是從位於北京的中國實驗室泄露的。
誰應該為SARS疫情災難負責
說到這裡，我們要插一句。SARS疫情之後，曾任人民日報社總編輯和社長的胡績偉隨即撰文指出，這場薩斯災難，就是一場隱瞞真相的慘劇！胡績偉說這場災難「害了國人，害了港臺，害了二十幾個國家，在世界上造成了一場薩斯恐怖」
胡績偉更指，當時的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是遵從上級‘不准泄漏真相’的嚴厲指令。真正隱瞞不報的責任者還在幕後。」
那麼，真正的責任人是誰，就是江澤民和他的親信。
SARS最初是在2002年11月16日在於廣東出現，民眾一片恐慌，但是當時正值江澤民主導中共十六大和積極連任中央軍委主席期間，江澤民為了欺騙世人、營造一種所謂」盛世景象」，以便順利連任中央軍委主席，他的親信，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配合江澤民命令，極力掩蓋真相，從而導致SARS疫情在世界範圍內擴散，從而讓世界陷入災難之中。真正的罪魁就是江澤民和共產黨。
而在今天的這場COVID疫情中，習近平和中共再一次重演了這一幕。
中共一句黨八股，不打自招
余茂春教授在文章裡說，對於危險病原體遭遇不合格的生物安全防線時會產生何種後果，中共早已接獲了充分的預警。然而，武漢病毒研究所依然繼續針對恰好具備引發另一次類SARS疫情能力的那類病毒，開展高精尖的科學研究。
2015年，現以「武漢蝠王/蝙蝠女」之名為世界所知的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博士，參與了一項構建類SARS嵌合體冠狀病毒的研究，旨在探究其感染人類的能力。
結果，疫情就在武漢爆發了。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也不是採集了大量攜帶類SARS冠狀病毒蝙蝠的雲南。它偏偏發生在武漢，這座擁有中共國研究此類病毒最高機構、並針對這些病毒開展更具致命性的「功能增益」實驗的城市。
正如我們剛才所向大家介紹，中共這個體制再一次重演了它在SARS疫情中的做法。余茂春在文章裡說，北京的第一本能不是透明，而是控制。
從一開始，武漢病毒研究所就被中共中央衛生主管部門噤聲。2020年1月1日，該研究所被勒令銷毀所有收集到的冠狀病毒樣本。幾天之內，中共軍隊便接管了該設施。
余茂春說，當武漢病毒研究所發表公開信回應有關基因工程、實驗室泄露、軍方介入以及據傳失蹤的前員工等指控時，未提供任何能夠化解疑問的詳細證據。相反，所有研究所員工都被要求「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這種回應精確揭示了問題的根本所在。
剛剛這段話非常重要，他說「這種回應精確揭示了問題的根本所在」。很顯然，問題的根本所在就是共產黨的這個政治體制。就是這個「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中共等於是不打自招。
中共隱匿證據、掩蓋真相
余茂春指出，一家能夠影響地球上每個人健康的實驗室，存在於一個集權政治體制之內；在這個體制中，中國共產黨對科學家、檔案記錄、新聞媒體及學術機構擁有最終決定權。甚至連習近平本人也承認該體製出現了失察。
2020年2月14日，他在疫情爆發後的首次公開講話中表示，武漢的疫情暴露了中共國在生物材料和生物安全管理方面的「短板」與「漏洞」。他要求出臺一部新的生物安全法，並指示將生物安全納入中共國的國家安全體系。
此外，還有被北京隱匿的證據。中共下令銷毀早期武漢患者的樣本，使得還原病毒源頭變得更加困難。
這種阻撓至今仍在產生影響。2025年，即疫情爆發五年後，世界衛生組織披露，中國仍未提供數百條早期SARS-CoV-2的基因序列、關於武漢市場銷售動物的詳細信息，以及所調取關於武漢實驗室研究與生物安全狀況的數據。
這也是為什麼北京不能將「不確定性」作為開脫罪責的藉口。一個政府不能在銷毀或隱匿證據之後，又因證據缺失而要求免責。中共的責任也不應僅僅由實驗室內部發生的事情來衡量。
中共的責任延伸至事後發生的一切。一個集權政體在面對新興傳染病時，展現出了集權政體的本能反應：封鎖消息、嚴明政治紀律、掌控話語權並抵制獨立調查。
因此，對COVID-19的追責應當指向政治權力真正歸屬的地方：中國共產黨及其控制下的機構。
中共必須對COVID-19承擔責任
余茂春在文章裡沉痛指出，面對一種具高傳染性的呼吸道病毒，失去時間就意味著失去生命。而最終付出的代價幾乎令人無法想像。根據世衛組織的數據，全球共有1,450萬個生命隕落。無數家庭破裂。數萬億美元的財富和經濟活動化為烏有。整整一代人經歷了一場本不該發生的浩劫。
國際社會應當要求全面獲取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病毒資料庫、實驗室筆記、實驗記錄、樣本庫存、生物安全檔案及相關人員卷宗。知曉疫情內情的科學家和員工，應被允許在不受中共監督的情況下接受獨立調查人員的詢問。
各國政府還應針對任何隱瞞具有大流行潛能之疫情信息的國家，建立具備強制執行力的國際懲戒機制。
COVID-19證明了主權國家內部的生物安全絕非僅僅是該國的內部事務。一個城市的實驗室事故，可以讓倫敦的學校停課，讓紐約的醫院不堪重負，讓東京的企業倒閉，並奪走布宜諾斯艾利斯祖父母的生命。
主權絕不意味著擁有危及全人類的合法權利。對於開展可能引發全球性後果之研究的實驗室，是否還能被允許在缺乏實質性國際監督的情況下運行，全世界應當重新審視。
不應允許中國共產黨在未被追責的情況下，將這場浩劫化為歷史塵埃。
余茂春最後指出，世界需要知曉真相，受害者需要獲得公正。中共必須在道德、法律和經濟層面，對COVID-19承擔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