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4日，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離開位於溫哥華的住所，前往加拿大卑詩省最高法院參加引渡聽證會。（圖片來源：DON MACKINNON/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9月11日訊】（看中國記者尹華綜合報導）歷時近八年的法律纏訟，中國科技巨頭華為所涉「敲詐勒索陰謀案」於9月9日在紐約布魯克林聯邦法院正式開庭審理。而這場備受矚目的訴訟，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卻未曾以被告身份出庭。據加拿大獨立記者薩姆．庫珀（Sam Cooper）披露的一份加拿大情報評估顯示，北京當年之所以極力阻止孟晚舟被引渡至美國，正是擔憂她一旦身處紐約，可能配合美方調查、交代更多機密信息。
檢方控華為「偷竊、撒謊、掩蓋」
美國司法部檢察官斯托在開庭陳詞中用"偷竊、撒謊、掩蓋"六個字概括本案核心，指控華為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持續竊取美國技術、欺騙全球銀行，並隱瞞其與伊朗政權的業務往來。
檢方傳喚的首位證人巴赫什蒂是一名美籍伊朗裔人士，曾在2009年伊朗政府暴力鎮壓示威期間在當地工作。據美聯社報導，他向陪審團作證稱，華為代表曾向其提出"分析伊朗民眾及其網路行為"的合作意向，這令他深感震驚與憤怒。此後，他向美國政府提供了有關華為業務往來的信息，並於2011年在得知自己正遭調查後離開伊朗。他的證詞，為檢方關於華為協助伊朗政權從事國內監控的指控提供了一個真實的人證。
華為首席辯護律師赫伯利則在陳詞中反駁稱，檢方是在扭曲正常的全球商業行為，並把個別員工的失當行為放大，藉此將一家跨國企業塑造成犯罪組織，他強調華為的行為背後並不存在所謂的"犯罪藍圖"。
案件源起：從秘密立案到孟晚舟被捕
本案由主審法官安．唐納利負責審理，其源頭可追溯至2018年的秘密立案，隨後因孟晚舟在溫哥華被捕而公開曝光，並於2020年擴大為一宗全面的敲詐勒索案。第四次修訂後的起訴書共列14項罪名，但檢方在開庭前不久表示，將不再就其中兩項制裁相關罪名提起訴訟；同時，在9月4日的一份文件中，檢方也表示不再將涉及"公司2"（據報導即摩托羅拉系統）的一起商業機密案例，作為支持敲詐勒索指控的預定行為之一。案件餘下的指控包括敲詐勒索共謀、竊取商業機密共謀、銀行及電信欺詐、洗錢以及妨礙司法。
此案的地緣政治意涵遠超一般企業刑事訴訟。美國官方長期懷疑，華為的技術與全球布局服務於北京的戰略利益。儘管主審法官唐納利提醒候選陪審員，"中國及中國共產黨並未受審"，但圍繞本案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仍將矛頭直指北京。
北京的施壓行動：貿易報復、政治滲透與「營救」孟晚舟
據庫珀援引的一份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機密評估顯示，中國國家安全部門曾在孟晚舟引渡案期間，在加拿大發起一場高強度的施壓與干預行動，目的正是阻止孟晚舟被引渡至美國——北京方面擔憂，一旦孟晚舟身處美國司法體系之內，她可能與調查人員合作，透露對公司不利的機密信息。
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皇家騎警根據美國的引渡請求，在溫哥華國際機場逮捕了華為首席財務官、創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九天後，中國當局以間諜罪嫌疑拘留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凱（Michael Kovrig）與商人邁克爾．斯帕弗（Michael Spavor）。這份標注為「加拿大絕密」的評估報告指出，加拿大情報部門認為，兩名加拿大公民遭拘留與孟晚舟引渡程序，是中國國家安全系統最高層部署的施壓行動的組成部分。
該評估稱，中共國安部下屬多個地區分支曾相互競爭，力圖在此事上造成「最大可能的衝擊」，而習近平也直接從情報部門獲取相關進展匯報。整場行動綜合運用了貿易報復、對與加拿大政界關係密切的商界人士施壓、在2019年加拿大聯邦大選中進行秘密干預，以及拘押康明凱與斯帕弗等多種手段。
評估文件還提到，中方駐加使團被指根據對時任加拿大領導層的不滿，調整其在2019年大選中對自由黨候選人的支持力度；與此同時，中方也被認為在向加拿大三大主要政黨的候選人提供秘密支持，以在選情不明朗的情況下"兩面下注"，最大化其在加影響力。
CSIS認為，北京將兩名加拿大人被拘一事視為報復行動，但同時也可作為繞開正常外交渠道、與渥太華方面進行"私下溝通"的籌碼，並預計這一多維度施壓行動將持續至孟晚舟引渡程序終結為止。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情報部門當時研判，北京其實預期加拿大最終仍會同意引渡孟晚舟。評估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點是，據"未經證實的單一情報來源"顯示，若被認為將對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害，北京不排除考慮將孟晚舟"秘密帶離"甚至採取極端手段的可能性。
從學界建言到司法部認罪協議
多方公開報導還原了事件後續的發展路徑。2019年6月，加拿大學者姜文然曾提出，渥太華可依據加拿大《引渡法》第23(3)條終止引渡程序；隨後，加拿大前總理克雷蒂安開始公開倡議由聯邦司法部長出面干預。據報導，華為方面認為姜文然的相關言論有助於其影響加拿大輿論的行動。
同月，在大阪G20峰會期間，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據報曾向習近平遞交一張中文字條，提議私下會談。數日後，特魯多的經濟顧問、後來出任加拿大駐華大使的鮑達民（Dominic Barton）在北京與中方進行非正式會晤，會中一名中方官員特別提及第23(3)條條款。
2020年11月拜登勝選後，特魯多在與新任美國總統的首次雙邊會晤中，將康明凱與斯帕弗問題列為首要議題。據報導，到2021年年中，鮑達民與中方對口官員已在朝著一項能讓孟晚舟返回中國、同時釋放兩名加拿大人的解決方案推進。中方律師據稱於2021年9月19日提供了美方暫緩起訴協議的擬議文本，次日加拿大舉行大選，特魯多率領自由黨再度以少數政府形式獲勝。
9月24日，孟晚舟確認了一份長達四頁的事實陳述，其中詳細列出她曾就華為對Skycom公司的控制關係及其伊朗業務，向一家國際銀行作出的不實陳述。美方隨即撤回引渡請求，加拿大時任司法部長拉梅蒂依據第23(3)條終止相關程序，孟晚舟隨後啟程返華，康明凱與斯帕弗也在數小時內獲釋。
不過，這一協議並未終結美方對華為公司本身的刑事追訴。2026年6月，主審法官唐納利裁定，孟晚舟當年簽署的事實陳述可作為不利於華為公司的證據呈交陪審團——理由是孟晚舟當時（現今仍是）華為首席財務官，華為已經認可了她以公司高管身份所作陳述中所涉及的相關行為。華為及其三家子公司均已否認全部指控。
指控核心：竊密清單與伊朗業務
檢方指控，華為及相關企業自約1999年至2020年間，以欺詐、挖角及竊取等手段獲取美國企業知識產權，並對能獲取競爭對手機密信息的員工給予獎勵。2020年的起訴書還指控，華為曾在2009年德黑蘭示威期間安裝被用於"監視、識別與拘捕示威者"的監控設備，並將華為的相關行為形容為「蓄意且反覆的知識產權侵佔」。2019年的起訴書則指控，華為曾試圖將熟悉其伊朗業務的相關人員調回中國，並在美國境內銷毀、隱匿證據。
孟晚舟當年簽署的事實陳述亦確認，「華為實際控制著Skycom，Skycom員工實質上就是華為員工」，並且華為促使約1億美元的Skycom相關交易通過美國金融體系清算。
據公開報導，此案所涉知識產權受害企業包括思科系統、摩托羅拉系統、富士通、Quintel科技公司、T-Mobile及CNEX Labs，涉案技術範圍涵蓋路由器源代碼與操作手冊、天線設計，乃至一名華為員工據稱用手提包從T-Mobile實驗室帶走的機器人測試裝置。
案件的另一條主線聚焦於Skycom——檢方將其形容為華為用以開展對伊業務的「非正式子公司」。檢方指控，華為向匯豐銀行等多家銀行隱瞞了這一從屬關係，同時促使約1億美元的Skycom相關交易經由美國金融系統完成清算。
目前，庭審仍在布魯克林持續進行，預計整個審理過程將耗時約四個月。而據CSIS評估，北京當年圍繞孟晚舟案對加拿大採取的施壓手法，在今天的全球貿易博弈中仍可視為某種延續。評估文件在"利用貿易限制迫使渥太華讓步"一節中指出，中方曾借限制加拿大油菜籽與豬肉進口，作為迫使渥太華在孟晚舟引渡問題上讓步的手段，並稱此類做法並非臨時起意，而是北京的一貫策略，此前已先後對韓國（2017年）、挪威（2013年）、菲律賓（2012年）及日本（2010年）採取過類似行動。
評估還指出，此類經濟施壓的真正目標並非加拿大整體經濟，而是那些與政府高層有直接聯繫的商界人士。文件披露，中方在正式發布相關通知前，即已「點名」加拿大大型糧商理查森國際公司作為首個打擊對象，評估認為原因有三：該公司在中國市場獲利豐厚、其高管與加拿大政要有直接接觸渠道，且其體量尚不足以對中加長期貿易關係造成實質性損害。此外，中方還對加拿大另外三家農產品企業維特拉、德蒙德出口公司及奧利梅爾實施了進口限制，CSIS當時仍在評估這幾家企業是否符合同樣的選擇邏輯。評估強調，上述四家企業均未被指控存在任何不當行為，而更像是被用作施壓的工具，且這類針對性的貿易行動，很可能難以通過單純的貿易或技術手段得到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