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十一北京天安門都是警察扎堆的地方 （圖片來源: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10月3日訊】十多年前，也是在十月一日。一位相識多年的朋友給我發來一句：「國慶快樂。」他是做公益的，博士學歷，曾經經歷過失獨之痛。後來夫妻二人都取得了香港身份，但工作、生活以及主要的社會交往仍然在深圳。他熱心公益，也一直有相當強烈的「愛國」情結。
我當時回了他一句：「我從不過這樣的節日。」就這麼一句話，沒有長篇爭論，也沒有互相謾罵。可是從那以後，他基本不再理我，我們的友誼也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斷了。
坦率說，當年的我心裏是有判斷的，而且判斷相當刻薄：一個讀到博士的人，經歷過人生如此巨大的苦難，也已經移居香港，為什麼對於「國家」「政權」「國慶」這些概念仍然不加區分？我甚至在心裏用了「高學歷腦殘」這樣的詞。
多年以後再回頭看，我仍然不同意他的政治判斷，卻不再那麼確信當年的自己就比他高明多少。我的那句「我從不過這樣的節日」，其實同樣帶著一種決絕。它表達了我的政治立場，卻沒有給對方的情感經驗留下多少餘地。他所說的「國慶快樂」，在他的意識裡，未必是在為某個黨慶祝，也未必是在為某種政治制度背書。他想到的可能就是「中國」——故鄉、親人、語言、文化、民族以及他幾十年生活於其中的共同體。而我聽到「國慶」兩個字，首先想到的，卻是1949年以後建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政治制度。
我們使用的是同一個「國」字，心中所指的，卻可能根本不是同一個東西。這段因「國慶」而失去的友誼，很多年以後仍然讓我覺得遺憾。
一、薄瓜瓜的一段話，又把這個問題帶了回來
今年十月一日，我看到薄瓜瓜的一段帖文。他說：「今天是國慶。從歷史看，我們的‘國’與西方的國不同。它凝聚的，是一個民族的文明與血脈。」隨後，他把這種理解繼續推演到海外華人的命運：中國如果不強大，華人在海外無論混得多好，也「站不住腰板」；最後用了那句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很快就有人批評他，認為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族、中國文明混為一談：「這個‘國’」只有77年，怎麼能夠代表數千年的中國？
這場爭論有意思的地方，不在於誰的「認知水平」更高。相反，我覺得爭論雙方實際上同時碰到了一個中國政治思想中長期沒有得到充分清理的問題：我們天天說中國、國家、祖國、民族、中華文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乃至黨和政府，可是這些詞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如果不是，它們之間的邊界又在哪裡？
二、十月一日究竟是誰的生日？
這個問題首先可以從最簡單的歷史事實說起。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決定自1950年起，以每年10月1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之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日」。此前全國政協的建議案甚至明確使用了「以代替十月十日的舊國慶日」的表述。所以，從嚴格的歷史意義上說，10月1日紀念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它不是中華文明的生日，不是中華民族的生日，當然更不是「中國」這個歷史共同體開始存在的那一天。
截至202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77年，這沒有問題；但如果因此說「中國只有77年歷史」，同樣把「中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混為一談。我們今天所說的一個「國」字，實際上經常裝著完全不同的東西。有時候它指的是故國——生我養我的土地；有時候是祖國——帶有強烈情感歸屬的歷史共同體；有時候是民族——共同的歷史、文化和身份認同；有時候是文化文明——語言、文字、經典、習俗以及跨越王朝興亡而延續的文明傳統；有時候是現代國際政治意義上的國家；有時候則明確指向1949年以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一些時候，人們在不知不覺中進一步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政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疊加在一起。
一個「國」字，承擔了太多東西。
三、為什麼這些概念如此容易混在一起？
這並不完全是普通人的邏輯能力問題。今天中國官方關於愛國主義的制度表達，本身就在有意識地建立這些概念之間的聯繫。2023年通過的《愛國主義教育法》一方面把愛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偉大祖國」「中華文化」等聯繫起來；另一方面又明確要求「堅持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相統一」。這就是一個非常值得觀察的政治現象。
愛土地，愛民族，愛文化，愛國家，愛一種政治制度，愛一個執政黨——本來是六個可以分別討論的問題，卻被壓縮進了一個「愛國」概念。一旦這種概念融合完成，政治判斷就很容易變成身份判斷。你反對共產黨，於是有人說你反華；你批評政府，於是有人說你不愛國；你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政治制度，於是進一步被理解成你否定中國。甚至像當年的我一樣，僅僅說一句「我不過這個國慶節」，對方聽到的也可能不是「我拒絕慶祝一個具體政治國家建立的紀念日。」他聽見的可能是「我不愛中國。」
這兩句話當然不是一回事。可是當「黨—國—民族—文明」長期疊加以後，它們在人們的情感世界裡確實可能變成一回事。現在回頭看，我那位朋友與我的決裂，也許就發生在這個縫隙裡。
四、薄瓜瓜真正提出了一個比他自己那段話更大的問題
我並不想簡單嘲笑薄瓜瓜的那段話。他說「我們的國凝聚的是一個民族的文明與血脈」，這裡實際上表達了一種古老而普遍的民族國家情感。問題在於：如果這裡的「國」是中華文明，那麼它顯然不始於1949年；如果是中華民族，也不能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壟斷定義；如果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麼它又不能自動繼承數千年文明的一切歷史意義。三者可以具有歷史連續性，卻不能因此成為三個同義詞。
更值得討論的是他的下一步推論：中國不強大，海外華人便站不住腰板。這裡麵包含一部分現實經驗。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經濟實力和外交能力，當然可能影響其國民的旅行便利、領事保護以及國際處境。但是海外華人的尊嚴顯然不能只從「中國強不強」推導出來。一個生活在法國的華人是否能夠挺直腰桿，還取決於法國的法治是否保護他；一個成為美國公民的華裔，其基本權利首先來自美國憲法和法律；一個取得香港身份的人，也可能同時擁有複雜的地方、民族、文化與國家認同。
人的尊嚴不能完全抵押給一個抽象國家的強弱，否則我們馬上會碰到另一個問題：如果一個國家軍事很強、經濟很強、國際影響力很強，卻不能充分保障其公民的權利，這個國家的人民是不是就因此更有尊嚴？「強國」與「強民」，從來不是天然的同義詞。
五、「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誰才是皮？
所以薄瓜瓜那段話裡，我最感興趣的其實不是「文明與血脈」，而是最後這八個字：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個比喻在中國國家主義敘事中極其自然：國家是皮，個人是毛；國家在，個人才在；國家強，個人才能強；國家沒有了，個人也無所依附。
但為什麼一定如此？現代國家理論完全可以提出相反的問題：如果沒有一個個具體的人，國家又依附在哪裡？甚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憲法第二條自己寫的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如果國家權力來自人民，那麼邏輯上的主體究竟是誰？人民是為了國家而存在，還是國家為了人民而建立？國家是目的，還是工具？如果把這些問題再推進一步，我們甚至會發現：也許人民才是皮，國家才是毛。
當然，個人也無法脫離共同體獨自生存。語言是共同體給予我們的，文化是前人留下來的，安全需要公共權力維護，市場需要規則，權利也需要制度保障。所以現代憲政並不是消滅國家，而是重新安排國家與人的關係。國家很重要，但正因為國家擁有軍隊、警察、監獄、稅收以及合法強制力，它才尤其需要回答一個問題：這些權力究竟為誰而存在？
六、國家會亡，民族可以繼續，文明甚至可能穿越所有政權
中國歷史尤其適合幫助我們理解這一點。秦亡了，中國沒有亡；漢亡了，中國沒有亡；唐宋元明清一個個成為歷史，中國文明仍然延續。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中國並沒有因此只有114年歷史；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國當然也沒有因此只有77年歷史。政治國家有具體的制度形態，政府有產生和更替，政權有興亡，而民族、社會與文明具有另一種更漫長的連續性。
這也正是「誰是中國」這個問題真正困難的地方。國家不是政權，政權不是政府；民族不是國家，文明更不是任何一個執政黨的私產。它們彼此交疊，卻必須能夠被概念地區分。如果不能區分，我們最終就很容易從「愛中國」一步一步推導出「必須愛某種制度」，再從「愛某種制度」推導到「必須擁護某個政黨」，最終甚至把對掌權者的批評理解為對祖國的背叛。這時候，「愛國」便不再只是人的自然情感，而可能成為一種政治忠誠測試。
七、多年以後，我也重新審視當年的自己
寫到這裡，我又想起那個已經多年不再來往的朋友。年輕一些的時候，我喜歡迅速給人下判斷。博士學歷又如何？受過那麼多教育，怎麼連國家與政權都分不清？經歷過那麼多人生苦難，又已經移居香港，為什麼還是那麼熱衷於「愛國」？於是我心裏給出了那個很粗暴的判斷：「高學歷腦殘。」
今天我不會這樣寫他。不是因為我改變了自己關於國家和政權的基本判斷，是越來越覺得：一個人的國家認同從來不只是知識問題，裡面有童年，有故鄉，有父母，有語言，有創傷，有利益，有安全感，也有幾十年政治社會化留下的痕跡。知識能夠幫助我們分析這些東西，卻不能自動消滅它們。
更何況，我當年的決絕何嘗不是另一種簡單化？我認為自己看穿了國家與政權的區別，於是便很容易認為沒有看穿的人都是愚昧的。這種「真理在我手中，所以我有資格審判你」的姿態，與我一直批判的政治文化之間，也許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遙遠。這大概是流亡以後，我才慢慢懂得的一件事情：反對國家主義，並不意味著必須反對別人對故國的感情；批判一個政權，也不需要把所有與自己政治判斷不同的人都逐出道德共同體。我們需要區分的，正是這些東西。
八、我們究竟在愛什麼？
再看到今年這場關於「國慶」的爭論，我已經不太想追問誰更聰明、誰更愛國。我更願意問：當一個人說「我愛中國」的時候，他究竟在愛什麼？是武漢的一碗熱乾麵，是四川的山河，是江南的雨，是母親說話的鄉音？是漢字、唐詩、《史記》和兩千多年綿延不斷的文化記憶？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十幾億具體的人？是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國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制度？還是中國共產黨？
這些東西可以同時被一個人熱愛，但它們不是一回事。同樣，一個人也完全可能深愛自己的故鄉、語言、文化和同胞，卻反對一個具體政府、政黨或者制度。把這些東西區分開來，不是為了讓中國人變得「不愛國」，它也許能夠使「愛國」重新成為一種不需要政治審查的自然感情。
十多年前，一個朋友對我說：「國慶快樂。」我回答：「我從不過這樣的節日。」我們因此失去了彼此。多年以後再想起這件事，我仍然不會補上一句「國慶快樂」，因為那不是我的真實想法。但如果時光能夠倒流，我大概不會再在心裏罵他「腦殘」。我會問他一句：你說的這個「國」，究竟是什麼？然後也允許他反過來問我：你拒絕的那個「國」，又究竟是什麼？也許真正值得一個民族慶幸的，不是所有人在同一天揮舞同一面旗幟，說出同一句話；是終於有一天，人們能夠面對同一個「國」，擁有不同的理解，彼此爭論，彼此批評，卻不必因此絕交，更不必因此成為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