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貨幣（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2026年10月28日訊】數字人民幣的全面推廣，遠不只是很多人說的，只是中國金融體系的一次技術升級，而是為習近平不久的將來進一步實施全面計畫經濟、恢復更加徹底的公有制，並建立數字化的極權統治體系，提供重要的制度基礎和技術工具。
習近平上臺不久之後，就提出了一個非常響亮的口號：「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當時聽到這個口號的時候，我就感覺，中國要出大事，很有可能要回歸毛澤東時代，回歸公有制計畫經濟和曾經的極權統治時代。當時，很多人覺得我想多了。但接下來的這些年，我的判斷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現實。
很多人當時沒有感覺到，其實，習近平所說的「初心」，核心並不只是維持中共的執政地位，而是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原教旨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支配地位。可能在他看來，改革開放這些年，中共已經忘了初心，就是實現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所以他上臺之後強調，共產黨要牢記當初的初心和使命。所以，他把重新實踐共產主義制度，視為自己的歷史使命。
我們來看看習近平上臺之後，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總體變化趨勢：越來越體現出國家權力對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的全面介入：想方設法不斷打擊私有產權，不斷實施國有資本對私營資本的吞併；與此同時，通過法律和政策措施，壓縮自由市場空間，強化行政權力對經濟領域的控制，並不斷提高中央政府對社會資源的調配能力。這些措施並非彼此孤立，而是共同指向一個方向：在不斷擴張公有制的基礎上，強化中央計畫對經濟運行的全面覆蓋。
所以，我們不能僅僅把數字人民幣看成是金融支付手段地升級，而是習近平重新走向全面公有制和計畫經濟的制度和工具準備。
傳統計畫經濟最大的難題，是國家必須掌握海量信息，才能決定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由誰生產，以及商品和資源應該分配給誰。過去，計畫經濟依靠行政命令、統計報表、單位制度和糧票、布票等配給工具運行，信息滯後、效率低下，難以精準管理複雜的現代經濟。改革開放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經濟面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讓市場價格、企業決策和個人選擇承擔了原本由政府包攬的資源配置功能。
數字技術正在改變這種局面。尤其是數字人民幣的發展，可能為未來重新建立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提供過去不具備的技術條件。
這就是我為什麼特別關注數字人民幣。它的意義不只是讓人們支付更方便，也不只是減少現金使用，而在於：當一種數字貨幣與統一的支付基礎設施、智能合約、數據系統和國家管理體系結合起來，它就可能成為國家調配經濟資源、落實行政指令，乃至控制個人經濟活動的重要工具。
2026年1月1日起，數字人民幣運行框架升級；同年10月公布的基礎設施升級方案，又進一步涉及統一賬本、跨機構支付結算、智能合約生態、統一數據和智能風控等能力。官方資料顯示，數字人民幣的應用正在向財政補貼、預付資金管理、供應鏈金融、工資發放等領域擴展。這些技術和應用的結合，意味著數字人民幣正在從一種支付工具，發展為能夠承載更多規則、連接更多機構、執行更多管理要求的金融基礎設施。
傳統貨幣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人們獲得貨幣以後，通常可以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自主決定如何使用。政府可以通過稅收、金融監管和行政命令影響經濟行為，但要直接控制每一筆錢的具體用途，仍然面臨很大的技術和管理障礙。數字人民幣與可編程規則結合以後，這種障礙可能大幅降低。
例如，假設政府向某個家庭發放一筆補貼。傳統方式下，補貼到賬後，家庭可以根據實際需要購買食品、支付房租、購買衣物，或者儲存一部分資金。可是，如果數字人民幣與特定規則綁定，政府就可以在技術上設定資金的使用範圍：這筆錢只能用於購買指定商品，只能在指定商戶使用，或者必須在規定期限內花完。若進一步與身份認證、商戶分類和實時結算系統連接，規則就可能由系統自動執行，而不再完全依賴事後的人工檢查。
這還只是一個相對簡單的例子。如果同樣的管理方式被大規模擴展到工資、補貼、消費、企業採購和生產經營，國家就可能不再只是通過宏觀政策影響經濟，而是能夠更加直接地干預經濟活動的具體過程。
再看糧票制度。過去，計畫經濟通過糧票限制糧食購買，通過布票限制布匹供應。今天，數字技術不需要重新印製一張張票證，也不必讓人攜帶不同的紙質憑證。理論上，只要將數字貨幣與商品分類、個人身份、配給額度和交易規則連接起來，就可以在支付環節實現類似的限制。例如，系統可以規定某類家庭每月能夠使用指定資金購買多少糧食、肉類或其他生活必需品，也可以根據行政規則調整額度。過去需要人工審核、紙質憑證和基層單位執行的配給制度，未來可能通過數字系統完成。
同樣的邏輯也可以用於企業生產。全面計畫經濟不僅要控制消費者如何花錢，更要決定企業生產什麼、購買什麼原材料、向誰銷售，以及資金應該流向哪裡。假如數字人民幣系統與企業賬戶、供應鏈、稅務數據、政府採購和行業監管相連接，國家就可能通過資金規則影響企業的採購和結算。例如，企業獲得的某筆專項資金只能用於購買指定設備；某些資金只能支付給符合政策要求的供應商；某類行業的貸款或補貼只能用於政府指定的投資方向。每一項規則單獨看，都可以被解釋為一種具體的金融管理措施，但當這些規則不斷疊加，並由統一系統執行時，它們就可能成為計畫經濟的組成部分。
由此可見，數字人民幣的關鍵不只是「錢在哪裡」，而是「錢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以及誰有權決定這些規則」。而一個失去權力制約地獨裁政府，當然能輕鬆地通過系統設定資金用途、交易條件、適用對象和執行期限，那麼貨幣就不僅是經濟交換的媒介，也成為行政命令的載體。政府不必直接命令每一家企業、每一個家庭的每一項行為，而可以通過控制資金流動的條件，改變他們能夠作出的選擇。
這正是數字人民幣與全面計畫經濟之間可能形成的聯繫。過去，計畫經濟需要龐大的行政機構逐級傳遞命令，基層執行者還可能拖延、變通，甚至隱瞞信息。數字系統則能夠把規則直接嵌入交易過程，讓部分行政要求在支付時自動生效。過去，國家想知道某項政策是否落實，可能需要層層匯報和檢查；未來，如果相關數據集中並實時更新，管理者就可能更迅速地掌握資金流向和政策執行情況。技術不能消除計畫經濟的所有信息和效率問題，但它能大大加強政府權力對經濟運行的直接操控能力。
而當這種經濟控制能力與習近平所追求的政治體制實踐結合起來，數字人民幣的意義就超出了計畫經濟本身。
全面計畫經濟意味著國家不只是管理市場，而是越來越多地決定資源如何分配；數字極權統治則意味著國家不僅控制公共權力，還能夠藉助技術手段深入個人生活，對個人行為進行持續識別、記錄和約束。二者相互加強：國家需要更完整的數據來執行計畫，而更集中的數據和支付系統，又讓國家更容易落實經濟控制。假如資金用途、個人身份、消費記錄和行政規則被系統性地連接起來，個人在經濟生活中的自主空間就可能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
例如，一個人如果主要依靠受規則約束的數字資金支付生活開支，那麼他能購買什麼、在哪些商戶消費、某筆錢能否轉給他人，就可能受到具體規則影響。如果企業的收入、採購和支出都必須通過受到同類規則約束的系統運行，企業經營者的自主權也可能隨之收縮。如果政府進一步把經濟管理與政治評價結合起來，經濟活動甚至可能成為實施獎懲和施加壓力的渠道。數字技術由此可能把傳統威權體制的控制能力推向一個更精細的層次：不僅通過法律和警察要求人們服從，也通過經濟活動賴以運行的基礎設施，限定人們實際能夠做什麼。
對習近平而言，這種技術條件具有特殊意義。他的政治目標確實是重新試驗馬克思原教旨共產主義，那麼數字人民幣就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工具。傳統計畫經濟曾經受制於信息不足、調配遲緩和執行成本高昂；而數字人民幣、智能合約、統一數據和自動化管理的結合，使未來的計畫經濟擁有更強的技術執行能力。過去的計畫經濟主要依靠行政機構來分配資源，未來的數字計畫經濟則把一部分分配規則直接寫入系統，由系統持續執行。
因此，我認為，不能只把數字人民幣看作一項金融技術創新，而應當把它放在習近平執政以來的整體政治路線中理解。單獨看，數字人民幣可以用於支付、結算、財政補貼和金融管理；但如果它與國家對國有經濟的強化控制、對民營經濟的持續干預、對社會數據的集中管理，以及習近平所強調的共產主義理想結合起來，它就可能成為一套更大制度工程中的關鍵環節。
當初，習近平提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時，我就認為，他不會滿足於簡單維持現有體制，而會試圖把中國進一步推向他所理解的共產主義方向。此後多年政策的演變，使我更加相信，這並不是一個可以輕易忽略的可能性。如果習近平把恢復馬克思原教旨共產主義視為自己的歷史使命，那麼全面公有制、全面計畫經濟和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就可能成為他試圖推進的方向。數字人民幣及其不斷擴展的基礎設施，正好可能為這種制度轉型提供傳統計畫經濟所欠缺的技術條件。
如果這條道路繼續發展，數字人民幣就可能不只是人民幣的數字化形式，而會成為未來全面計畫經濟的重要運行工具，並成為數字極權統治的經濟基礎設施之一。它能夠幫助國家權力更直接地操控資金流動、資源配置和個人選擇，使過去難以實現的精細化控制變得更具可操作性。
因此，我們得出結論，數字人民幣的全面推廣，不僅是中國金融體系的一次升級，更是習近平為未來全面公有制、全面計畫經濟和數字極權統治準備的重要制度條件。在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制衡的獨裁體制中，一旦技術被用於擴大國家對經濟和社會的控制，它就可能成為推動極權統治進一步深化的強大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