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奔了三十岁，还没写出长篇的东西，心里着急。在我看来，短篇是小东西，要想立住，必须有大部头的。我觉得自己能把握长篇了，而且昌乐的所见所闻总在我脑中萦绕，我像有一肚子故事要写出来。我的那些农民朋友们一下子都来到了我身边。
写萧长春时，老朋友萧永顺仿佛就坐在我对面，我能清楚地看到他，听到他，感受到他的呼吸。在东村晒场、护秋，我也都写了进去，有了那些亲身经历，我觉得自己写得相当活。写了改，改了写，我抄一遍稿子改一遍，一共三遍感到满意了。
《艳阳天》出版后，反响很大。我心中非常得意，觉得自己三十而立了！
读者喜欢我，每天都收到好多来信。单纯谈文学的很少，都是从政治上谈。有些人说我还写马立本这种人的感情生活没必要。我自己不这么看。如果把这些所谓不符合形势的部分都去掉，《艳阳天》肯定要大大逊色了。不过当时正闹“革命”嘛，读者怎么说都可以理解。
《金光大道》：我最偏爱
从1966年到1970年底，这五年间，我跟全国所有的作家一样，是在斗批改、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中度过的，完全放下了笔。197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重新返回了北京，于是在顺义箭杆河边南彩卫生院闷头开始写我的第二部长篇。
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爱这部《金光大道》。不是从艺术技巧上，而是从个人感情上。
因为从人物故事到所蕴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至今我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后来有文章说，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至于“文革”中把“高大泉”作为写作样板，让大家都这么去写，说实话，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我。
这个路子是我趟出来的，最合我的脾气，对别人就不那么合适了。而且今天看来，这样做抹杀了生活和创作的多样性。
但人们更喜欢《艳阳天》。我多少有点失望，那时觉得《金光大道》比《艳阳天》要成熟多了。但现在想来，读者是有道理的，当时受观念和水平的限制，过于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点我是二十年后才认识到的。
我开始懂事时，正是农村开始实行互助组的时候，它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在这一两年关于我的争议中，有人指责我在80年代的作品中依然留恋互助组。其实写《金光大道》时，互助组已过去十多年了。而70年代初，农村已走得太快了，太左了，我已经接受不了。所以我只能返回头来写50年代。
人们喜欢《艳阳天》也许还因为它的手法更像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更生活化、个性化。但在《金光大道》中我没有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现在想来有点可惜。还有，在《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中我非常突出血统论。今天我当然不这么看了。时间会使人改变很多。
《西沙儿女》：应付差事
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着风浪颠簸，所以这一段的历史脚步是复杂的、险峻的，而且表面上丰富多彩，内含着各种滋味，非是几页稿纸所能说清道明的。
以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看了我的档案，认为我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便把我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实权位置，由此开始毁誉不一的几个月造反日子。
有一天我们正开会，端木蕻良跑来说，红卫兵要抄书。我们商议，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并由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通知外边的人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外面的人抄家要先到机关登记。
“四人帮”倒后，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开会背靠背整我。
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我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江青和我聊天，大都是关于《艳阳天》的，她说看到小石头的死，心里很难过。
江青调用海军飞机送我们去西沙群岛。我们三个人穿了军装，每人配了警卫员，坐直升飞机跑遍西沙诸岛，一天跑两三个岛，开了十几次会。我一个月写完《西沙儿女》之后就交给上面，这事就算应付过去了。
江青对于会咏他们说：“你们几个有搞音乐，搞舞蹈的，没有搞文学的，你们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党的工作。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江青指着我说：“你太客气了……”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
我对官场事情不太感兴趣，我干不了这事。开会还要记录，连皱眉头都要记。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
《苍生》：回归乡土
苦闷和寂寞成了那段生活的主要特征。那时我不去文联了，工资都让孩子们替我领。我对过去岁月的看法是：那种处境下有一度辉煌，在一个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但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我赶上了那个时代，并有幸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我对当时的创作不后悔。
在这种心境下，我来到三河县段甲岭，挂职段甲镇的副镇长，夜晚和老乡们睡在一条炕上，聊到深夜，那些动人的故事，像一股股热流激发起久已尘封的创作欲望。我又找到了自己的根－－－精神上和生活上的。我在这种情况下写了《苍生》这本书。这书写得不是很好，我也不满意，艺术都是遗憾的吧。
写这本书的时候不是战战兢兢的，而是小心翼翼的。那时正是农村的一片大好形势，许多作品写到农民富得有钱都不知怎么花了，坐飞机旅行，住高级宾馆，在沙发上跳一跳。在这种情况下我写《苍生》，同志们可以想像我这种小小翼翼。
１９８８年，６００页的长篇小说《苍生》悄然地摆到了新华书店的书架上。第二年国庆，又获了建国40年文学作品征文头奖。《苍生》的出版的确把我从无人理睬的境地一下子又推到热闹的文坛。评剧表演艺术家赵丽蓉和我同是宝坻老乡，她找到我，说：“你的《苍生》把我的戏瘾勾上来了，我一定要演你笔下的田大妈。我要为河北老乡塑造好这个形象。你一定要把《苍生》搬上电视呀！”
《苍生》虽然拍了电视剧，看的人很多，但肯定没有我以前的作品影响大。这一点我心里明白，也并不感到失落。时代变了，我已过了虚荣的年纪，只要乡亲们喜欢，我就满足了。
这时我已住到了“泥土巢”，是三河县委县政府给我在县招待所盖的小院，在这个“巢”里我创办了《苍生文学》。我老了，再老下去就得死。然而，文学事业不能老，更不能死。我太爱这个事业，爱得发昏，爱得成癖，爱了足足一生。这样的深爱，将会跟我的生命并存亡。
我忘记了一点：年龄不饶人。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５日上午，半杯啤酒、半碗面条下肚之后，脑梗塞（老百姓叫中风）这个恶魔突然向我扑了过来。
以后在一连串的抢救中经历了失语、嘴歪、右半身失去知觉……在整个过程中，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心情是平静的。我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知道可怕的后果。但我没有恐惧和悲哀，心灵上倒有一种解脱感，轻松感，我本该给社会、给家庭、给自己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余下的不能做了，也不需要做了。
几天来，我想了很多，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好多事情。第一次知道健康与残废、活着与死去它们之间的距离是那样的近，只是一纸之隔。
关于我的争议还在持续，有些人加入争论但对我的事情并不了解，许多作为攻击要点的细节不准确。
早在70年代末，“文革”后文艺界对我的批判风刮起来时，我便意识到，自己必须站出来，把自己说清楚。于是从1982年开始动笔写自传体小说《乐土》、《活泉》、《圆梦》。
本来打算写五部，但1993年、1997年两次脑血栓，使我被迫放下了笔。只能以口述的形式完成这个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