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9年轰轰烈烈的街头民运失败之后，中国的民主运动勿论是在海内和海外，都经历过两次变化。第一次是从逃亡走向低谷，民运载寻找生存和走向成功的道路。第二次是找到了正确的生存方式，并逐渐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功。这些成功之中最成功的就是：他们的对手和持各种观点的旁观者，都在实际上把他们当作了中国专制政权的反对派。
民运逃亡海外的第一次转变的确是失败的。当时大家被海外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吹捧搞昏了头，真的以为很快就会回到中南海去执掌政权了。忙于争权夺利，似乎现在不争到一个师长旅长什么的，回去就怕来不及了。争权夺利靠什么手段呢？他们匆匆忙忙从港台报纸上学了一点西方政客三字经：利用媒体作秀拉选票，是击败政敌的最终方法。他们刻意把自己装扮成美国人(带引号的)，用美国慈善机构的方法跪在地上企求人家怜悯中国的受难者。“求求你们可怜可怜被屠杀的中国人吧，帮我们建立一个民主制度吧！”
慈善机构的老太太们陪着流了不少眼泪。但政治现实是冷酷无情的：从此没有人认真把他们当作反对派。他们的唯一价值是让人权组织把他们当作筹款的道具。
我刚来美国时的状况就是这样。华盛顿最关心中国民主的一名资深政治家说：“你来的正是时候，否则我们都准备撤退了，不再关心中国了。因为前边来的每一个‘学运领袖’都去帮中国政府说话，华盛顿的政治家们都拒绝谈论中国这个词了。一提到中国，人们就笑笑端着酒杯走开了。”
这就是当时海外民运失败的标志。国内民运也深受其害。一方面受“假洋鬼子”风的影响，以为民运就是到媒体上作秀。个人出名了，他的民运工作就算完成了，然后伸手要钱。国内各界朋友对此颇有讥评，降低了民运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则是先天不足。受89民运的请愿心态影响，认为老百姓搞民主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只能请求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恩赐给我们一个民主。他们热衷于出卖老百姓和民运的立场，两眼灼灼地寻找机会去和所谓的“党内改革派”合作。结果被中共的特务指挥的团团转。成为中共破坏国内民运的主要助手之一。他们不明白：中共内真正有民主倾向的人尚且处在常常受打击的状况中，谁敢和他们这种受公安局监视的“公开的民运人士”联络呢？这真是名副其实的“痴人说梦”。
因为这种种先天和后天的不足，十年来海外民运一直是海外媒体讥评的对象。同时也促使海外民运团体总结失败的教训，力图东山再起。经过低潮期的大浪淘沙，胆小的，没耐心的，失败主义情绪的和最关心个人名利的人一批批的退出了。剩下的人含金量越来越高。工作的方向也就随之越来越清晰。
海外民运作为中共专制政权的反对派的存在，也随之越来越成功。当然，该被淘汰的泥沙们也就越来越不能忍受民运的立场，公开扬言退出者有之；公开声言已失败，从而为自己退出辩解者有之；最无耻者是站在独裁者一边，替专制政权辩护的那一帮。他们希望亲共的外国资本家会出钱养活他们。
他们这些人一直在讥笑海外民运的联合体：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他们得意洋洋地指着自己的高工资和一大群专业助手说：看，这才像在工作。你们的成功在哪而呢？我们的成功在于：三年来，我们使得中国问题重新成为欧美各国政界的热门话题。我们使得欧美各国关注中国民主的政治家们的势力越战越强。我们使得中共专制政权想得到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轻易到手，甚至不能得手。
我们使得中共在各种外交活动中，都不得不认真地，全力以赴地对付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就是“联席会议”中国的反对派的成功之处。
前几天，中国理论界的老前辈，在海外坚决支持民主的苏绍智先生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讲演，意外地遭到中国领事馆的干预。他们威胁英国政府“不得接待中国的反政府人物”。
这使长期在家休养的苏老先生受宠若惊，他说：“中共现在的确认真对付你们海外民运了，甚至连我这样的退休老头儿他们也不愿放过。”我说：“这证明我们和那些准备到香港教书的前民运领袖的不同价值。”
2001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