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豆豆的三次自杀

我只见过她二、三次。一次是图书室初具规模后她来过一次，怯生生的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问我有没有《千家诗》这本书，我说没有。她来去匆匆，像伯什么人看见似的，很快就走了，以后再也没来。

那时她在《空军报》社工作，我以为她经常下部队转，没时间来，“9·13”后才知道，不是因为没时间，而是因为她跟叶群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所以凡是叶群调来帮助工作的人，林豆豆均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以免招惹是非。

另一次见到林豆豆，是林彪接见我那一次，她和林立果都在走廊头上站着。

还有一次就是间接接触了。

那是1969年春节前后，我刚进毛家湾没有几个月。有一次，林办秘书李××带着两篇文章到我住的小后院来说：“这是豆豆最近写的两篇文章。你是专家，叶群主任说让送给你看看，请你给提提意见。主任说，处长不要客气，大胆提，还希望你今后多在写作上给豆豆一些帮助。”

说实在的，我从来也没把自己看成“专家”，也深知林家一女一子当时在我们空军的“崇高”地位。那时候正是“不可分”论最猖獗的时候。所谓“不可分”，就是毛主席跟林彪不可分；江青跟毛主席“不可分”；叶群跟林彪“不可分”。以此类推，林家的子女自然也就跟林彪不可分了。因此，当时的空军首长，空军领导机关的－些部长、处长们，对于林豆豆、林立果都是绝对尊重，不敢妄加评论的。

但既然叶群让看，让提意见，而且叶群在找我去上课时，又当面提出让我给林豆豆的作品提意见的要求，我也就只好“勉为其难”了。我客气了几句，便将这两篇东西接过来了。一篇是《井冈山人民想念毛主席》，一篇是《最新最美的人》。都是春节前后林豆豆在江西采访时写的，后发表在《解放军报》上，我仔细看了一遍，认为主题好，文字也不错，但人物写得单薄，可能与作者深入时间短，对人物不够熟悉，而又仓促成篇有关。我把这些意见写出来，附在两篇作品后面还给了李××。

以上就是我在林办一年半时间内，跟林豆豆之间的几次直接与间接的接触。

然而，由于我的这段特殊经历，由于这之后几次震动中外的大变故，使我，也使林豆豆等所有当年在毛家湾呆过的人的生活道路，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大曲折、大变动。因而当这些人若干年后意外地再次会面之时，产生一些特有的兴趣、情绪与好奇心。当然，也仍有对不幸遭遇心存余悸，因而在偶尔“狭路相逢”之时，是避之唯恐不及的。

我是属于充满好奇心的一类。我很想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虽然报上有了，文件中也讲到了，党的若干问题的历史决议也出来了。我做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拥护党的决定。但对于一些事件的细节，可能由于职业的习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总想要知道一些，也总想从中探索一些历史的教训。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直倡导的思想路线，所以我没有避讳，见了面时，我总想问长问短，想多知道点“内幕消息”。当然，如果人家不愿意谈，我们就只好尊重人家的意愿，自觉地决不纠缠了。

1981年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两天前刚下过一场雪，天气奇冷，我的上呼吸道感染，患了感冒，咳嗽得厉害。当时我还住在长椿街北京市卫生局的宿舍，在西郊复兴路61号院，报社临时借的房子中上班。

那天下午，我正在带病写时事讲话稿，经济部的一位王同志来到我的办公室说：“老官，下边来了个同志要见你。”我说：“请他上来吧。”他说：“他不上来，在那里等你。”

是谁呢？我放下笔站起来，边想边下到一楼会客室。推门进去一看，从沙发上站起一位身穿陆军棉大衣、棉军服、高个子、黑皮肤、大眼睛的陆军军官，他上前一步伸出手：“你是官伟勋同志吗？”他说话带点湖南口音。

“你是？”我握住他的手问。

他说：“我姓张，外边有个同志想见你，你有没有时间出去见－见？”

他没讲是什么人，看样子他不想讲，我迟疑了一下，便说：“可以。”跟他出了门。一出门，他立即戴上一个几乎捂住半个脸的大口罩。这个动作引起我的注意，我心中就更加嘀咕是什么人要见我了。

我问：“你从哪里来？”

他说：“河南。”

他个子大，走得又快，显然不想与我交谈。出大门来到加油站前的自行车道上，他便在一位个子不高的女同志面前站住了。

我看了一下这位女同志，她穿一身旧黄色军棉袄，蓝棉裤，黑旧布棉鞋，脖子上围一条长而宽的白色毛线围巾，一直围到鼻子上，只露出两颗乌黑的眼睛。

我走到她面前，就是这个人要见我？她是什么人？

没等我问，这位女同志抬起一只手，轻轻地把围巾往下拉了拉，露出了她的整个脸庞，她淡淡一笑，轻轻地问道：“还认识我吗？”

啊？是林豆豆！

她不是已经得了精神病，关进精神病院了吗？她不是已经死了吗？她不是……一连串的传闻立即泛上我的脑海。

噢，原来她还活着！

这位当年全国二号人物的掌上明珠，毛家湾大院中唯一的“千金”，走到哪里都被前呼后拥地保护着，当做贵宾接待的人物，如今在寒风呼啸中，穿着一身旧棉袄，立在街头。她虽然还只有三十来岁，但比起当年来，显得更小，更瘦了，干涩的没有光泽毫无修饰的短发，随便结了个短辫贴在脑后，面色憔悴，两颗黑黑的眼珠，深邃而且埋藏着忧伤。

地上到处是残雪，西下的太阳已毫无暖意，我看着眼前这位当年帅府小姐，孤独而落魄的神情，“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那首旧诗，蓦然涌上心头。

“你好吗？”我问她，又补问了一句：“身体还好吗？”我又上下打量了她一眼。

“还好。”她似笑非笑地说。

她见我又看了看旁边的那位自称姓张的同志，便指了指他说：“他就是张清林。”

噢，我心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在北戴河与她订婚，后来在审查期间与她结婚的那位医生了，我伸手再次跟这位张同志握了握手。

“你现在在哪里？”我问。

“在郑州。”

“这次来北京是－－？”

“来看病，顺便办点事。”

“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一个熟人家里。”

这个回答显然是有保留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完全可以理解她的谨慎，因而毫不介意，也就不再问了。

“听说你在《中国农民报》，还看到你写的文章，今天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你。怎么样？还好吧？”她说话还是那么从容，冷静。

我告诉她我在这里很好，并简单地告诉她，我转业到重庆，调回北京的经过。

她苦笑了一下说：“你还是不错的。当时我就对王××说，官伟勋这个人还是能看出叶群的一些问题来的，你早早离开了毛家湾，离对了。”

“你知道你是怎么离开毛家湾的吗？”她问我。我说我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审查我的时候，专案组让我交代过你是怎么离开毛家湾的。还就是×××让我交代的。你没听说？”

我说我一点也不知道。

“都是叶群搞的，”林豆豆说，“叶群不是让你搞文物来吗？你不愿意给她搞，还跟别人说了，是郭××向叶群汇报的。叶群一听就火了，把你赶走了。我那时候不在北京，回到北京听秘书说了，我就对王××说，官伟勋这个同志不错，他还能看出些问题来。当时我们很想找你谈谈，安慰安慰你。又怕你把我们说的向叶群汇报，就没敢找你谈。这些事都在交代材料里写了。”

我听她这么一说，很高兴我曾怀疑过，搞文物是导致叶群赶我出来的原因，但仅仅是个猜测，没有证据。今天一听，果然如此，而且她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经向组织上写了这份证明材料，所以我不但高兴，而且很感谢她能如实提供情况。

“还有个事你不知道吧？你从林办回来后，家里的一些人要抓你。说你一定在上边犯了错误。他们来找我打听，问你出了什么问题？想整你。我让王××告诉他们，说你在那里干得挺好，是因为工作需要回来的，他们才没整你。”

有人可能趁机整我，我是想到了，却没想到豆豆为我说了话，保护了我。整，倒是没整，对我的使用和任命却受了影响。在“文革”期间，许多人飞黄腾达，扶摇直上，我一直蹲在1960年的任命与级别上，一动未动。但后来看，这也未尝不是好事，所以我对谁都不恨。

我们三个一直站在马路边上谈着。也不知是因为天冷，我出来时没穿大衣，还是因为突然遇到这位传奇般的风尘孤女，心情激动，所以我感到有些浑身发冷。也快到下班时间了，我还要回去收拾收拾，写完我必须写完的时事讲话稿。林豆豆大约看出我的心情，就说：

“再见吧。”

我问她还要在北京住多久？她说还要住几天，办完事再走。她没有说什么时候再来找我，也没说让我到什么地方找她们。她不讲，我也不好问。我考虑到这次见面后，不知还能不能再见面，也为她今后的前程担心。我想，她难免还会遇到许多曲折与坎坷，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应该对她说说我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希望她对自己的前途，能有信心，希望她能继续坚强地活下去。

在分手之前，我告诉她：“我看现在的路线政策是正确的。早就该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我们国家只会更实事求是，更民主，更讲法制，这个势头不可能逆转的，我们应该对未来充满信心。”

她静静地看着我，静静地听着。她没点头，也没摇头，她是个看问题很敏锐的人，后来我曾猜想，她当时一定在想我为什么突然向她讲这些话。等我说完，就跟我握手告别了。

时已黄昏，西下的太阳已淹没在一片阴霾中。我望着他们两个远去的身影。逐渐在暮蔼中消失。远了，我才看出，她的脚有点跛，走得慢而且吃力。心中不由泛起一种怜悯之情。她一会儿被说成“9·13”的功臣，一会又被说成“林彪留下来的钉子”。真难想象这个弱小身躯的心灵，承受了多么巨大的压力！

不错，她现在过的生活，跟一般群众的生活相比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是，她的“落差”毕竟是太大了。她是从高空完全被动地被突然掷向地面的，落体加速度，她竟然没有粉身碎骨，而且坚毅地活下来了！

这有多么不容易！

没想到，五年半之后，她又来到了北京。1987年7月14日，一个星期二的晚上，我刚从东郊报社开完编委会回到家中不久，为去北戴河参加一个会议做准备时，她突然来访。我没想到，这位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来无影去无踪的传奇式的人物，居然知道我的新居。

她穿一件普通的的确凉白上衣，蓝裤子，黑色圆口布鞋，那天正下雨，她的鞋和袜子都湿透了。进屋后，我爱人找出一双布鞋给她。这位当年的帅府千金，在接受别人馈赠照顾时，纯朴得从不知道说句什么客气话。我从北戴河回来后得知她是重感冒卧病在床时，曾送去些点心饮料之类，她也没有一句客套话。

她告诉我，她这次来京是为了治病并落实政策调回北京分配适当工作的。她说有希望解决。

从神情上看，比五年半前相见时，已经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的变化。她说话比较流畅了，偶尔也有点笑容。从初步交谈中，我获悉她曾得到不少老同志的关怀帮助。她这次能在中央某机关招待所住下就是某位很有名望的老同志关照的结果。

从她的谈话中我还知道，中央某机关对她的态度还是不错的。虽然还没有考虑接受处理她的问题（像她这样的人物没有高层领导的指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是不会过问的，这虽不能说是正常的，却是可以理解的），能让她在这里住着，就已经很不错了。

林豆豆告诉我，她上次来京时，亲戚朋友都不敢见她，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她。这次好多了，许多人不再像上次那样害怕了，敢见她了。

这是些小小的变化，但决不可小看这些“小小的变化”。由于她的特殊身份、特殊地位，就使她具有一种政治气候测试仪、温度表的作用，她的环境、处境的变化，反映了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进步、理智与健康的新趋向。

还好，她这次来京奔走、申诉，终于有了结果。她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信，中央领导同志很快就做了指示，指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找她谈话，帮助她解决问题。

现在，她和她爱人张清林的工作问题，他们迁回北京的户口问题，都已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怀下，基本得到了解决。

由于她在奔走期间，恰好多次经过我所在的地方，所以使我有机会了解了若干我一直不了解的问题。她谈的一些情况由于都是第一手材料，是亲闻目睹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想，我把它记录下来，对于后人了解这段历史，也许不无用处。

罕见的母女关系

1974年“批林批孔”一开始，林豆豆服药自杀，对于这个刚刚30岁的帅府千金来说，谁也难以想象，这已经是她第三次自杀，第三次死而复生了。在这之前林豆豆已“死”过两次，一次在1964年，一次在1968年，这两次都是与叶群有关，尤其是第二次，是由叶群一手逼成的。

1964年林豆豆整20岁，又是名牌大学“北大”的学生，这本应是一个人生命旅程中最充满活力最富于美好幻想的时期。然而，回到家便被圈在高高围墙之内，在母亲严厉管教之下，长期处于与人世隔绝状态，没有朋友，没有常人所有的社交活动，尤其在听了父亲对党和国家所发的一些令人沮丧的议论后，这位正在妙龄的少女却第一次萌发了轻生的念头，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由于发现及时，因而使她的生命得以延续下来。

1968年这一次，叶群将林豆豆毒打得最惨，打得死去活来。由于豆豆从小性格内向，倔强，不肯屈服，又不肯讲话，叶群就更加恼火，越打越很。狠到先是拳打脚踢不过瘾，不解气，竟狂暴到揪林豆豆的头发。把林豆豆关在黑屋里，一关三天，不给吃的。这些情节，不仅豆豆自己跟我讲过，原林办秘书也给我讲过，说：“叶群心狠手辣，在养蜂夹道打豆豆那一次，把豆豆的头发都揪下来了，一把一把的，豆豆指着地上的头发给我看，我抓起一把看，上边还带血，我都哭了！”

这是1968年夏天的事。就在这次毒打之后，叶群又来找林豆豆叫骂，让豆豆开门，不见开门，叶群又歇斯底里大发作，在门外用最脏最下流的语言撒泼地骂，边骂边砸门、踢门。骂了很久，不见任何动静，她感到有些异样了，急忙命人砸开门，进去一看，豆豆已躺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她这才发现豆豆已经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急急忙忙去医院洗胃抢救。

豆豆住院期间，叶群对豆豆自杀一事采取严密的封锁措施。除了在场的人以外，严禁向任何人传播。更禁止向林彪透露。

林彪在他这一家的三个人中，最喜欢的是林豆豆。他认为只有豆豆还能给他讲点真话，谈得来。时间一久见不到，他就想他这个唯一跟他谈得来、能给他带来一些愉快的女儿。他几次问豆豆哪占了？得到的回答是“到外地去了”。林彪是容易骗的。问过的事，过一会儿他就忘了。这正是叶群肆无忌惮地指使办公室人员一起说谎骗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林豆豆出院后，叶群把她关在毛家湾，让她“好好休养”。豆豆想见林彪，叶群怕她见了林彪泄露出她挨打自杀的事，不让她见。说林彪“又出汗了”，等林彪好了再说。豆豆虽有怀疑，但也无可奈何。

骗林彪的“理由”说得太多了，林彪也不太信得过了。“为什么出去这么久，也不回来看看我呢？”内勤发现，林彪这位全国的第二号人物。“最高副统帅”，想女儿想得竟然拿着女儿的照片掉眼泪。叶群只好再编谎言，说豆豆已经回来，但得了肺炎，怕传染“首长”，所以现在还不能见，等她好了就来看他。

几个月过去了，叶群看豆豆恢复得差不多了。她估计不会出现什么难以驾驭的意外事故了，才决定让豆豆去见林彪，但这次见林彪，却由她自始至终陪伴着。林彪能见到林豆豆，已经非常高兴，很放心了，还没说几句话，叶群便以两个人身体都不好，都应当注意休息为由，结束了这次见面。而且，即使在这短短的会面中，林彪问了几句话，大都还是叶群代答的。

“关于这次自杀的事，林彪一直不知道吗？”我问。

“不知道。一直到他死，也不知道。”

使我惊奇的不仅仅是她父亲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曾遭受如此可怕的折磨，还有林豆豆在讲起这件事时的冷静。

她缓缓而谈，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激动。我不由地想，是不是她的眼泪早已哭干了？还是她那已经饱受12级摇憾震荡的心灵，已经不再能由常情激起波澜了呢？

叶群为什么对她那样狠？

叶群这个人，虽然没有曹操的胆识、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但在学习曹操的“人家哭时他能笑，人家笑时他偏哭”，以及瞪着眼说假话这些方面，倒学得很像。

我进毛家湾不久，在一次讲课时，叶群听着课，便又随意瞎聊起来。她忽然问：“你看豆豆长得像不像我？”

“像，既像主任又像首长。”

“是嘛，人家都说她长得像我。可是她就是不相信，老怀疑她不是我生的。都是让‘坏人’挑拨的！”这个刚刚还唉声叹气的女人。忽又“咯咯咯咯”地笑起来，说：“到现在还是个黄花闺女哟！结婚是怎么回事，她还不知道呢！”她突然转过头看着我问：“在你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合适的？给豆豆介绍一个？”

我迟疑了一下，说还没发现。

她叹了口气，说“做个母亲不容易。她是我在战争年代生下来的。那时候条件很苫，生下来才三斤半重，没法带，送在老乡家里养着，后来听说那家成份不好，吓得赶紧又要回来了。没想到能把她养活大。现在又为她的婚姻操心。我们看上的，她看不上。她看上的，我们一了解，又有病。一家子尽是病号怎么行？唉，为了这些事……”

为了这些事怎么了？她没说下去。

那天上课，她为什么突然谈起这些？直到“9·13”事件过去多年以后，在我见了原林办的秘书和林豆豆时，才解开这个谜。原来，她一方面是为了察看她毒打林豆豆，导致林豆豆自杀的事，是不是泄露出去了？一方面是为了在我们面前掩饰并歪曲她之所以对林豆豆下毒手的原因。

她把她们母女之间政治上、原则上的分歧，在闲聊间说成是为“找对象”有不同的看法引起的。

林豆豆和叶群的根本矛盾是政治上的矛盾。

叶群学生时代在北京师大附中上学，家境比较清寒，那时她还是比较用功的。学习成绩还比较好。

全国解放后回到北京。林彪一直有病，正如她经常叨唠的，她和林彪实际上只不过是“政治夫妻”，生活几乎根本不在一起。这对于一个养尊处优年华正盛的贵夫人来说，自然是难以忍受的。

不仅如此，这个从小就争强好胜、不甘寂寞、充满虚荣心的女人，见当年的同学一个个赢得了更高的荣誉，更大的名声，她为自己一直是个十一级的干部，充其量不过是个办公室主任，而深感“不平”，耿耿于怀，难以忍受。她渴望出风头，渴望获取更大的权力。然而．她的强烈欲望却受到了林彪的压抑。林彪自从进了城，不仅一直在病中，而且一直反对“串门子”，反对交往应酬。他自己闭门索居不肯交游，也不许叶群出去“活动”。这就更使叶群感到“有志难伸”，增强了满怀的“生不逢时”的愤懑情绪。

好！机会来了。自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地位日益显赫之后，水涨船高，狐假虎威，叶群的地位也开始日渐升腾。人们想见林彪见不上。就是个别能见上的也不能不通过她这个办公室主任。所以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了。尤其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她竟趁“大动荡”、“大分化”、“大折腾”、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之机，青云直上，达到了她尽管素有野心但也未欲想像的高度，成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政治局的成员。

叶群“既得陇复望蜀”，贪得无厌往上爬时，经常会遇到一个障碍、干扰，就是林豆豆。

林彪出于自己的官场经验，出于他对毛泽东的“认识”，他一再告诫自己“不要轻易骑上去”；叶群却千方百计想骑上去。

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毛泽东的安排（很难说是真是假），毛泽东说，重要会议你来参加，一般会议可让叶群代你参加，林不赞成，叶却求之不得。

在所有这些方面，林豆豆都站在林彪一边，叶群为控制空军，控制吴法宪，把一儿一女安插到空军，并背着林彪暗示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豆豆为空军报社副总编，是林豆豆在一年之后跟林彪说的。林彪大怒，熊了叶群，叶群为此大动肝火，臭骂了林豆豆一顿。从此，她更把林豆豆视为她往上爬的“丧门星”、“眼中钉”。处处限制，事事挑剔，而且，特别在两个方面下力气：一是包办林豆豆的婚姻，硬是要找一个自己满意的，认为可以协助她操纵控制林豆豆的人；二是严格限制林豆豆跟林彪的接近，以免林豆豆向林彪透露叶群封锁林彪的、不想让林彪知道的东西。

“我很想多给他讲些情况，开始还可以，后来越来越不行了。”林豆豆回忆起往事，安静地、不动声色地谈着：“一是叶群限制的越来越严，再是林立果知道了也不高兴，所以我有时去北戴河看他（林彪），都不敢在那里多住，多住几天，李××他们就催我走，说再不走，林立果有意见。”

“还有就是，你给他讲什么，过一会儿他就忘了。忘得干干净净。有一次我告诉他一件事，我嘱咐他，千万不要跟叶群讲。我刚走，他就忘了。忽然又想起这件事，把叶群叫来问是怎么回事。叶群一听就知道又是我给他讲的。下来又是骂又是打，把我整了一顿。从那以后，我就更不敢给他讲什么事了。他记不住。”

在这母女之间还发生过一件更难令人相信的事。

1962年，林豆豆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她对我们党的领导，对全国形势，尤其对毛泽东本人，由于受林彪的影响，都有了一些否定性的看法。

“我把这看法写在日记上，关光烈看了我的日记，非常害怕。对我说，你不能写这些东西，写这些东西不得了！后来，不知怎么搞的让叶群知道了。1966年，叶群趁我到外地去的时候，让郭××把日记翻出来拿去给她看。只她一个人看，别人谁也不让看。她看后，从中选了一些，让郭××找人拍照。拍后，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去了，然后便把我所有的日记和我的皮包，统统放进厨房炉膛里烧掉了。”

她苦笑了一下，摊开双手：“多可惜！那年我18岁，你现在让我再写，也写不出当年那个样子来了。多可惜！现在就看等到哪一天，看看能不能把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些照片找到了。”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要是能找到再看看，该多好啊！”

“办公室所有的人都参加了骗林彪。有一次，叶群参加政治局会议去了，林彪问她哪里去了，老保姆王淑媛不小心盗苏婊埃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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