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杂志报道，中国青年报是一份办得颇有特色、招读者喜爱的报纸。特色之一是，它经常发表一些独家特有的报导或评论。以少年儿童的教育问题为例，我手头留下了几份今年的剪报，对了解这方面存在的严重情况十分有益。
政府不给钱岳阳拍卖学校
二OO一年一月十七日的《岳阳君山：部份中小学“公转民”》一文，该报实习生叶铁耕、记者吴湘韩报导说：从去年上半年开始，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以拍卖、租赁等方式对部份中小学实施“公转民”。为甚么要进行改制？君山区委、区政府的领导说：“财政连吃饭都难保，我们是逼上梁山了。”君山区是岳阳市的一个新区，成立后财政收入连吃饭都难保。全区人口十五万，教育系统师生就有二点八万:尽管该区将可用财力的一半投入到教育中，但教师的基本工资仍不能按时发放，福利待遇得不到保障，更谈不上硬件设施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形成了“名师往外跑，优生往外流”的恶性循环。于是，区里决定，对现有学校采取拍卖、租赁等形式进行改革。改革试点工作首先在君山中学进行。去年四月三十日，君山区政府举行君山中学整体转让竞标大会，三位竞标者先后上台演讲，最后由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君山中学的老师代表等投票，岳阳屈原大学附中董事长李育坤最后中标。记者采访了几位教师、学生和家长，他们都对改革制持肯定态度。一位曾向该报编辑部投诉的老师也承认，“比以前有改观，管理正规，秩序井然。师生的精神面貌变化很大，一些教师不再是每天打牌，不思进取，而是整天忙功课，给自己充电；以前学生打架斗殴的较多，现在学生文明守纪。”岳阳市政协教育考察团就君山中学转制工作召开了专门的座谈会，对“民办公助”这种体制给子高度评价，认为是办学体制改革的有益尝试，是一种“双赢”体制，于公于私于民都有好处。受益最大的是老百姓，是渴望接受好教育的学生。君山中学转制后，其他一些学校也开始试行，计划今年民办学校的面要达到百分之二十。报导也谈到这种做法会出现许多新问题有待摸索：但是，它透露出基层教育无钱的情况却是普遍性的:义务教育的义务落到基层政府和老百姓头上，是当前普遍存在的危机之一。
青年报表扬杨华自费办村学
湖南君山的老百姓读得起显然比公办学校学费高的民办公助学校，他们远比那些虽交了教育附加费却交不起学杂费因此公办学校也读不起的贫困农村儿童幸福多了。于是，在中央电视台曝光过辍学率高的安徽利辛县，有着一问让人读后不禁掉泪的极端特别的学校。四月二十五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蔡平一篇占一整版的长篇报导《我愿长跪不起》给读者介绍了这间学校。“校长”杨华把自己的几千元（包括他工作两年积攒的钱，母亲卖猪卖小麦卖豆子准备给他结婚的钱，妹妹的十五岁出外打工挣来的钱)和欠着亲戚的几千元办起一间“复兴学校”。教室是花钱租来的，黑板是往墙上刷的黑漆，板擦是学生家长缝的，课桌和凳子是学生从家里搬来的，课本是别人用过的旧课本。老师是两位不要工资的大学毕业生（吃住在学生家里，布鞋是学生家长给做的，衣服有学生给的，也有自己带来的)，他们忙时一周要上四十节课。学校没有任何设备，只有两台旧五八六电脑，学生每星期能轮上十几分钟上机时间。如此简陋的学校，理所当然得不到官方的承认，蔡平自己开始也持怀疑态度。但是，学生家长却给予很高评价：“华儿不容易，让我们孩子都学好了。”而过去，村里的孩子不上学，十几岁整天在打架。“现在开家长会，我们都愿意听，老少爷们都抢着去，让去一个全家都跟着去。老师讲孩子的优点缺点，都讲到心里，让人心服口服，还给学生买奖品，现在不让孩子念都不干”“我们当家长的没别的能力，只能给老师洗洗衣做双鞋。”经过具体考察，蔡平笔下的学生素质确实不同凡响。
新桥村这间极不正规的“复兴小学”结局如何，人们很难预料。但是，新桥村的村民有杨华和他的两位同志，他们比那些因为交不起昂贵的学费而辍学的孩子们幸福多了。一位在河南农村调查了三个多月的教授写了一本《黄河边的中国》，此书告诉我们，乡镇至县政府都为教育经费缺乏而叫苦连天。一位县长说，九年制义务教育，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一位副乡长说，把乡财政全部收入部用教育这块都不够。此外，农民更是大叹孩子因为负担不起过于沉重的学杂费而不得不辍学的苦经。五月二十一日《中国青年报》还向读者讲了另一个值得忧思的失学群体：从农村进入北京城打工者孩子的入学问题，困扰着打工一族。他们中只有很少数人能交得出为数不菲的“供读费”和“赞助费”进入当地正规学校就读，大部份孩子则只好专为打工子弟开办条件极差的“非法学校”读书。因为不被认可，得不到任何教育信息，打工子弟学校只能摸索着进行教学，而且不时会遭到被迫搬迁流浪的打击。
青年报不得已自打嘴巴文过饰非
诸如此类给中国（特别是农村)教育发出警报信号的报导当然不止这几篇，但是，六月八日，还是这家《中国青年报》，竞发表了一则《我国基础教育创造辉煌，中小学入学率居发展中人口大国前列》的消息，说我国“目前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基本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截至二OOO年底，全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百分八十五。小学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初中入学率达百分之八十八，如此等等。凡多少了解农村情况的人，读过《黄河边的中国》的人，肯定会对这些数字持怀疑态度。读过《中国青年报》关于农村教育情况报导的人，再一读这则新闻，肯定会不明白《中国青年报》何故自打嘴巴ܨ然而，仔细一看，人们不难从新闻开头的“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找到答案。类似的事，还不止发生过一次。今年二月中旬，该报曾经发过一则河南一位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博士后刘佑全英年早逝的新闻，批评当地领导在刘佑全生前对他使用不当、照顾不周，死后却在报上大唱赞歌来文过饰非。认为“面对这样痛心的问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教训。我们的科学家和各种专家还不多，应当把他们放到一个能尽其才尽其用的地方，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让他们为祖国为人民工作得更久，奉献出更多的科研成果。”五月六日，该报在头版头条刊出《一位留美归国博士后的生命辉煌－─记原河南厦邑县科技副县长刘佑全》，一反二月份那篇报导的基调，大唱赞歌，原先对当地政府批评的内容全没有了。似乎二月份他们压根没有发表过甚么有关刘佑全的新闻。
在这种种尴尬的后面，同报刊有接触的人不难猜到这样做的苦衷。一些官员知道自己的某一丑闻有可能曝光了，马上派人疏通，务必使之胎死腹中。人们形象地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老是“排”着两列队伍，一队是上访反映情况要求曝光的，一队是设法压住这些消息不让在屏幕上播放的。报刊的情况也差不多。一旦有损政绩的丑闻见报了，被曝光而有权威的，就会通过各种渠道对报刊施加压力要求更正，甚至要求给予更严厉的处置。最近盛传，由于刊出关于《张君案检讨》，湖南省官员告状到中宣部，说《南方周末》的这一报导完全抹煞了他们为了提高湖南人民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加上其他积怨，得罪了不止一个地方政府的《南方周末》又召来重创ܯ检讨，有关人员滚蛋。此外，报刊还经常得到上头这个不准说，那个不能见报的“打招呼”。当总编辑的如履薄冰地审查每一篇可能给他捅漏子的稿子，为加大保险系数而批上“免登”字样。
新闻自由状况就是如此。
官员〈谦称‘公仆’）们可以做，但记者们不得说。这就叫符合中国国情的“舆论监督”。在如此这般的“监督”下，腐败势力的宽松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