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前进或后退
江先生首先阐明“西方国家和领导人似乎全部认为中国成功进行了经济改革，但是从未进行过政治改革，这种讲话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我们的政治改革一直没有间断过，我们政治改革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加强民主和法制。另外，我们需要加强和拓宽保证民主权利实行的渠道，这其中就包括媒体的角色，但是我需要澄清一点，中国的民主与西方人民所接受的西方世界民主不可能完全一致。”
“事实上”又是怎样呢？自从江先生“登基”后，只要和胡（耀邦）、赵（紫阳）体系对比，就可以作出历史结论，中国的民主和法制，没有加强，而是削弱，胡、赵时期一些较为民主和法治的改革都被“间断”，政治改革不是向前进，而是向后转。至于说到媒体在加强保证民主权利的渠道，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如所周知，这些年来，为加强民主权利而发言的多少报刊被停版关闭，多少（国内外）记者被拘捕判刑--（以致一个国际传媒组织，为江先生保留“报人之敌”的三连冠），可见敢说真话的传媒在中国大陆是被安排于“被告人”的席位。民主是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权之一，与生俱来，没有国界，硬要说中国和西方（应该说是世界大部分国家，如今许多东方国家的人民，不也接受西方世界的民主吗？）有什么不同之点，那就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民主是“以民为主”。中国大陆的民主乃“为民之主”。或谓江先生最近宣布欢迎资本家入党是否也算是政治改革，我们认为改变党的成分是一回事，惟只要仍“坚持”一党专政，不论是无产阶级专政，抑或是资产阶级专政，都是不民主，甚至反民主。
中国不需要反对党吗？
在答覆中国为什么只有一个党派--中国共产党此一问题，江先生又重新搬出“标准答题”曰：“非也，我们还有另外八个民主党派……没有一个是反对党，因为他们全部参与国家事务的讨论与管理。我们的宪法非常明确地规定，中国采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
对此，我们有若干疑虑要请教一下：(一)大陆上现仍存活的八个民主政党，都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成立的（连民社、青年两党）共有十个，只有民盟与台盟后期被列为非法组织），他们那时都提出民主改革，反对（国民党）一党独大，确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和反对党。而到了中共执政以后，这些党派许多领导人和精英，在双百时期，向党建言，却在“反右”、“文革”中被强行入罪，惨死冤狱的不计其数，是否证明国民党还可以包容的民主党派，共产党却不许他们说一个“不”字？(二)二十多年前这些民主党派恢复活动，不仅受共产党领导，而且由共产党“摄政”，一些领导人须经党中央委任，甚且就是共产党干部兼职。中共和他们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上级和下属的联系，只许“合作”，不准“反对”。一个党却要另一个党领导，那不就等于名存实亡吗？(三)中共自封为执政党，而将其他“党派”赐名“参政党”，却又规定他们的任务是共产党领导，和共产党合作，参政也者，虚有其名，“参”而不“执”是也。从这里是否足以透视出来，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可以监督一党专政、阻止滥用特权的反对党，而中共走封建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需要的却是一党专政和其副产品的特权制度。因此，不需要也不能要反对党的不是中国，该是中共？
民主造成饥饿混乱吗？
江泽民先生被问及中国为什么不能进行全民直接选举，采用民主议会制度的关键问题上，“神”话连篇，“妙”不可言。例如人口论的“中国有十二亿六千万人口，至少有一亿人仍然没有读写能力。我们怎么能够进行直接选举呢？我是通过间接选举，由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推举为国家主席的，我现在还是全国人大上海代表。”例如宿命论的“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如果中国采用了西方国家的民主议会制度，其唯一的结果将是中国十二亿人民仍然处在饥饿状态，国家陷入混乱。”
那么，请问：一、十二亿六千万人口中，有一亿人没有读写能力，亦即约占十三分之一的比率。为什么为了一个文盲，就要剥夺另外十二个非文盲的选举权？难道要等到全中国没有一个文盲时才能进行选举？二、文盲人口在乡村中占有更高比率，何以乡村可以试行直选，而知识水平较佳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反而不能？三、半个多世纪前中国文盲数率比现在为高，何以中共当时却坚持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实行普选？四、印度人口也超过十亿，文盲数字恐不止一亿，多年来实行大选，并没有出大乱子，又该怎样解释？五、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含中国人的台湾、香港、澳门，非中国人的印尼、菲律宾、泰国，实行了西方民主议会制度，并没有产生全民都处于饥饿状态的负面结果，台湾、印尼、菲律宾在实现民主初阶，纵然出现示威碰撞事件，但都能在民主中学习民主，以民主法治解决问题。相反地，在一些一党专政，拒绝直接选举的国家，却经常发生人为饥荒，或饥饿输出，如北韩政权只要面子，不要里子，饿殍载道，灾鸿遍野，如有世界米仓之称的印度支那半岛三个国家，“解放”后人民吃不饱，还要伸手向外国要求“米”援。就以共产党统治后的中国大陆来说，“红”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大规模饥民潮连绵不断--也正是由于没有民主法治，才会发生有如“反右”、“文革”以及六四屠城惨剧，搞到天下大乱，举世不安--中共或者会说，天安门事件是不安分的学生和市民搞乱的。其实他们提出的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推行民主改革，完成天下大治的正当诉求，并且一直保持静坐请愿的和平状态，而中共当权派为了维护特权，不惜大开杀戒，以致全国人民群众先进入混浠的乱局，继“处于”聋哑的困境。
一言以蔽之，江先生之将西方议会民主法治和饥饿混乱凑在一起，把共产主义特权统治与稳定温饱画下等号，已经属于“非常”。
非常识之高论，其目的就在于长远维持一人专一党之政，一党专一国之政耳。(一个老人家兼全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岂非十三亿中国人都是“愚公”吗？)民主法治是历史主流和世界大势，不是一个人天花乱坠可以扭曲或改变的。以一亿文盲为由峻拒政治改革，简直把其他十二亿人视为“睁眼瞎”，而记者先生若要从中探索“道理”，那不也近于“问道于盲”了？(世界日报/陈奇／旧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