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说，我们知道非洲有爱滋病；我们知道泰国肮脏的夜市有爱滋病；我们知道纽约下东城有爱滋病。但现在世界上最令人吃惊的爱滋病问题出现在平常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它在中国出现，并正在恶化。今年爱滋病毒感染上升将近百分之七十，而数百万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爱滋病是什么，更不用说他们知道自己是否感染。
直到现在，北京的一贯手法都是阻止新闻界，否认地方政府失职是个因素，严重低报中国公民感染人数。但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这个星期试图承认。他说，“就像其它许多国家一样，我们也面临严重的爱滋病流行问题。”
当中国可能希望通过殷大奎的记者会试图平息批评的时候，甚至它最近解决问题的努力也非常不充分。例如，殷大奎声称中国有六十万人感染爱滋病毒，但这种说法同中国地方和国际卫生专业人员的说法相抵触。根据可靠消息来源，中国河南农民不是通过吸毒共用针管或者性关系感染，而是由于国家经营的献血站渎职而感染。有些小村庄的感染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联合国最近一份报告估计中国爱滋病人高达一百万。
北京承认爱滋病的时机也有问题，这并非偶然。当中国多数媒体暂时不打算把问题捅出来的时候，西方媒体最近几个月报道了那些悲剧。甚至今年6月，中国政府仍然试图对外界掩盖真相。当74岁的高耀洁医生赢得全球卫生理事会奖的时候，政府不给她出国领奖的护照。
这种做法施得其反，把高医生变成国际名人。但即使随后出现的压力带来某些小进步，北京仍然试图回避自己对于悲剧的责任。它还没有惩罚失职的河南地方政府官员，是他们允许地方血液交易盛行而没有受到任何卫生机构的监督。
中国政府还宣布它将每年投入一千二百万美元防止爱滋病，今年投入一点一七亿美元加强血液鉴定。但这笔资金同泰国相比也仅仅相当于桶中的一滴水，更不用说同美国相比。北京的姿态进一步证明它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北京处理问题的手法将导致不久之前其它国家出现的情况。当八十年代爱滋病刚刚出现的时候，包括法国和日本在内的几个国家都经历了大量诉讼案：病人控告说他们由于输血感染爱滋病。中国人民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利用法律解决问题。在西方团体愿意帮助的情况下，受污染的血液可能成为法律问题。
那不是报复，而是进步。如果中国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被容忍的成员，它就必须放弃某些坏习惯。政府处理爱滋病流行的做法显示它对生命的漠视已经超越政治麻木和中国侵犯人权问题。爱滋病很难控制，但如果政府履行他们的公共卫生责任，污染血液不应当成为传染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