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以来，有关中共十六大人事安排方案的谈话很多，焦点是自称“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究竟是全退还是袭邓小平故智，继续霸住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实际上成为太上皇并以此“垂帘听政”。如此则胡锦涛即使担任中央总书记，也仅仅是类似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名义上的第一把手，甚至能否成为“中共第四代领导核心”还可能有变数，重蹈胡赵废黜的覆辙而由江的亲信曾庆红所取代，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论者均对大陆未来政局极有可能转此方向发展作过份析和警告。现经中共在香港的两大传声筒之一的《镜报》（另一传声筒为《广角镜》，这两大传声筒对中共当权派的忠心耿耿，不在中共自己在香港两大喉舌《文汇》、《大公》两报之下）的证实，这当然并非这些论者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司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知”。他们瞒天过海的本领还不到家罢了。
早在去年江泽民指出“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以后，即有消息说他这一说法将写入党章，在江泽民于今年七一中共八十党庆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对“三个代表”说法做了理论阐述，以后《江泽民论述》即将出笼的消息更证实了江泽民不但不肯全退，要继续充当中共最高领导，而且指意并鼓励其亲信、跟班和马屁精们重又玩起“大树特树”制造个人迷信的鬼把戏，以此巩固权力并妄图对中共下一代领导人施加其政治影响。
对于共产党及其控制下的政权说来，党和国家的政治领袖必须同时也是精神领袖。这几乎已是自从列宁领导联共（布）发动十月革命并建立红色政权以来所形成的一种传统，马、恩、列、斯被尊崇为世界共产主义的导师和领袖，毛泽东也是兼理论大师和政府领袖于一身，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拍毛的马屁，给他献上“四个伟大”的称号，无非是神化既是伟大的“导师”，又是“伟大的领袖”（舵手、统帅与领袖是同义语），江泽民既然跃称“第三代领导核心”，一心想他自己与毛泽东、邓小平并驾齐驱，没有自己的理论著作，特别是没有理论上的创新，即他自己的一套东西，那可怎么能成呢？然而，“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特别是江泽民之流都是权力拜物教的信徒，深信“有枪就有了一切”，既然主子有此政治需要，滕文生一伙文痞总得打鸭子上架，不管多难也要将美其名曰《江泽民论述》的这个中共又一“理论创新体系”拼凑出来。反正自己大权在握，尽管信口开河，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只有拍手叫好，认真学习的义务，没有说三道四、批评、反驳的权利，因而货色好坏，可以不做计较，只要按时出笼，就算大功告成。从此以后，马克思、列宁有了“主义”，毛泽东有了“思想”，邓小平有了“理论”，而江泽民则有了“论述”，尽管做为一种理论体系，真可说是一蟹不如一蟹，愈来愈缩水，但总算上了台盘，虽然不能垂名千古，也定可炫耀一时了。
尽管苏、中等国几十年的革命实践早已宣布马列主义理论的破产，但它毕竟曾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为世人所承认。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其中具有中国特色和理论创新意味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可惜在中共建国后被毛泽东自己所放弃，他后来倡导的有关“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理论由于在实践中被证明为错误，被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毛泽东思想中排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事实上已被中共停止印行并封存，虽然在中共现行宪法和党章中还保留毛思想做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然而其神圣地位早已动摇。邓小平被尊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然而人们从未见过他为中国设计了什么伟大的蓝图，所谓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过是在经济上以社会主义为名，行资本主义之实；在政治上则坚守一党专政的制度不变，其实质为实用主义，所谓“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一切以与其对中共官僚特权阶级有利为依归，对于党内左派教条主义的挑战，他将“不争论”以免战牌高高挂起。与其说邓是什么理论家，不如说他是权术家、策略家。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已在人们心目中完全破产的今天，江泽民辈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来是大成问题的。迄今为止，“所谓”《江泽民论述》的核心即“三个代表”还只限于提出了口号，人们还未看到有关的阐述，其中“中共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改变了“中共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一已往的提法，但这也并非什么理论上的创新，苏共领袖赫鲁晓夫早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就提出全民党和全民国家并被中共斥为修正主义的大肆批判过，最近则有中共党内的左派、太子党之一的林炎志（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中共元老林枫之子）就资本家入党问题对江提出挑战，特别是江泽民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上台当上总书记以后曾以“反和平演变”为全党工作中心，公开提出要让私人资本家“倾家荡产，断子绝孙”，今日如何自困其政又是一大难题。至于他于今年一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以德治国”，看来也少不了将成为《江泽民论述》一个重要组成部份。然而，这更非什么新货色，他所说的“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应该始终注意把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实际上早在两汉时期专制王朝统治者就是如此主张和如此奉行，汉宣帝就讲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其中王道即德治，霸道即法治。
江泽民把这一老得掉了牙的陈年旧货拿出来贩卖，这与他所说的“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又如何能调和起来呢？况且，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与民主、自由、人权同属普世价值观念，同中国古代法家韩非等人所说的“以法治国”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即RULEOFLAW,是以民主为基础，法是调节社会各方利益，人们的共同规范；后者即RULEBYLAW，是统治者手中治理国家、管束人民的工具。大陆当前社会矛盾激化，风气败坏，人们理想丧失、腐化堕落，完全是中共一党专政造成的恶果，只有重行西方的民主和法治才能根本解决问题，江泽民为了维持住一党专政的统治并鼓吹个人迷信，竟然拿出中国专制王朝的老办法并炫耀为他的创新，这不是反动、倒退又是什么呢？
在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江泽民和中共当权派欲以镇压和欺骗的两手，即同时使用枪杆子和笔杆子来阻挡民主、法治的历史潮流，只能是螳螂挡车，未免太不度德、太不量力，对他们一伙说来，其垂死挣扎的种种表演，完全是徒劳无益，只能给人们增加更多笑料。然而对渴望民主自由早日在中国大陆实现的广大人民说来，痛苦和耻辱还在延续，历史留下的沉重包袱之铲除尚待一些时日，实在是莫大的悲哀了。(原载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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