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王争霸赛能否在北京举行，现在都还是个未知数。不久前，关于赛前的会集人民大会堂的超级明星爱心晚宴更是没了踪影。据早前报道，演出门票的价格最高炒到了6万元。
这里我们不妨做个大胆的假设，倘若这场慈善晚宴能成功地举办，那么最高票价是否真正有人会掏腰包倾囊奉献？演出的所得费用能否如数捐献？这一切由谁来做监督？
要票成风
如今北京的演出市场名目繁多，档次也逐步上升。一时间高档文化消费成为一种时尚和身份地位的象征。演出的票价越抬越高，拥笃的人群也是越变越多，可方式却大相径庭：有对高雅艺术发烧的，也有附庸风雅的；有真正自掏腰包的，也有白拿白看的。
有业内人士就说过，在北京不可能存在没有赠票的演出。如今这个演出市场的风气是：要票成风，而且越是高价位的演出，要票的阵容气势也就越强大。造成但凡送出去的票都是好票的局面。
三大男高音放歌紫禁城，容纳3万人的广场，听众稀稀拉拉。这场演出的最高票价达到2000美金。有多少人真正买高价票看演出？这是无法知道的，因为“三高”过后，主办单位中国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下简称中艺公司)除了“高唱赞歌，四处感谢”外，对媒体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新闻周刊》记者拨通中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纪新的电话，询问该场演唱会的赠票百分比。陈声称，这属于该公司的商业机密。“现在通常的演出，能卖出的票也就是两头，最高和最低票。至于要票成风的现象，说了很多年，从一场100张要到一场500张，没有任何的改变，大家都知道不给票就别想干活的规则。特别到了紧俏的演出时，几层管理部门下来，一个口就能对应着十来个人。”
此前也有内部消息称，这次“三高”演出的赠票比例占到40%，不管数字的正确与否，看看演出现场，那些坐在VIP席位上咿呀奔跑的孩童们，心中也便有了数。
7月18日，上海大型舞剧《野斑马》晋京演出，5场演出下来就卖出了六成的票。让该剧团翁增辉团长最为感慨是无数的索票电话：“没想到北京送票的风气这么厉害，而且还要等着上门去送！”
遗留问题
早在四、五年前，国内的演出市场还是赔钱的，而且是：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不赔。那时还有个演出补贴制：给予文化部直属院团一定的补贴，为的是使演出公司争取少赔钱，或略有些赢余。
这些年来，演出已经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市场，据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王洪波介绍，现在北京演出市场的赠票份额约占10%-20%。他说：“这是个习惯，也是遗留问题。在过去，哪场演出能请来领导出席是很体面的事情。偏偏领导这个层面最难界定，部级是领导，难道局级就不算吗？北京最不缺官儿，赠票的比例自然要大些。”
一位报道文化新闻的记者也谈道：“中国是讲亲情的人际社会，既然朋友能搞到票，谁还会自掏腰包去买？况且现在大家都视能找到赠票为一种荣耀。”
再有中国目前演出市场赞助政策的空缺，在国外企业赞助文化活动，可打入该公司的经营成本，而中国，企业赞助是算做税后的费用，这两者的成本差别是很大的。
王洪波认为，政策的空缺加之习惯的作祟，导致这个市场的不规范操作。以前文化市场的消费情况是，有欣赏艺术需要的没钱，有钱却没有欣赏艺术的需要。现在不同了，有钱又有欣赏需要的人越来越多。总体说来，中国目前的票价还是有下降空间的，减少赠票，大家都有买票的心理，成本自然就会冲淡，这有赖于社会的整体认识。
自掏腰包
一场演出，有人不掏钱，自然有人就要掏得多。真正自己掏腰包看演出的人怎么看待要票的现象？
国外演出团体非常看好中国的演出市场。
现在这种高档文化消费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业内人士，演艺明星及白领。当当网上书店的负责人之一阎光就是高雅艺术的发烧友，他不单自己买票看演出，甚至还不时地掏钱请朋友或是公司的员工去看。
他每月买正版CD要花费上千元，看演出更是常事儿，有时能达到一星期两场，一般他购买的票价在300-500元不等。
他说：“对于赠票，我谈不上反感，唯独带给我这个艺术发烧友的负面影响就是，很多并不懂也并非真正热爱艺术的人，会影响整个演出的气氛。”
对此，阎光举了个例子。去年他专门飞到上海去看《阿伊达》的演出，他买的是1200元的票。本身很宏大的演出场面，不断听到全场传来吃零食和叽叽喳喳的人声。演员唱到最精彩的时候，没有人鼓掌，反之很多群众演员以及大象、狮子出场时，下面反应相当激烈。他说：“我很难想象有人会花费1200元专门去看狮子、大象和群众演员的？”
同样身为高雅艺术发烧友，IBM公司大学合作部经理郭维德也有类似的感慨。有时在听音乐会时，看到小孩子在吃饼干，他提出异议后，马上便会招致这样的抨击：“你有教养吗，跟一个小孩过不去？”
郭先生做了一个类推，倘若花500美金去看《图兰多》，看到前面1000美金的贵宾席上，坐的又是老太太，又是小孩儿，下次就不会再买票看这样的演出了。
“现在国内所有的音乐会都有500元以上的票，有几张真正是卖出去的？谁去调查一下，90%以上都是送出去的。而我们目前演出市场的弊病，正是由这些送票引起的。观众是需要培养的，国外观众和国内的简直两码事儿，在国外要票都觉得不好意思。你吃饭要钱，为什么看演出就不要钱，就好比我的职业如是厨师，那我到所有地方吃饭都不要钱吗？北京人口假定1000万，我们期待的观众不过是万分之一，这都很难培养吗？”他说。
变相的腐败
在北京音乐厅总经理钱程看来，赠票多是因为演出不好，如果票卖得好，那是无票可赠。据他的市场调查，现在老百姓能接受的票价平均在85元左右。他说：“当然，上百元也可能卖得出去，但毕竟是少量的，而且多数是作为企业的公关费用。”
透过赠票，钱程认为演出市场的整个状态是被人遗忘的。让他感慨的是，自己办演出已有8年的时间，可至今没有演出证件，属于“非法上岗”。他说：“这完全是个怪圈，我的演出包括高层领导到普通百姓都说好，可我没有演出证，按规定演出许可证是不给民营企业的，个人更别提。”
为此，钱程做了个比喻，如今的演出市场好比当年钢材双轨制的时期，批文属于商品：“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批文卖到5000元，流行歌手就更贵，动辄就几十万元，这都附加在老百姓身上了。列宁曾说过，有垄断就有倒卖，有倒卖肯定就有腐败”。
钱程认为，目前的演出市场问题一是不准入，钢材市场中批文成商品已不复存在，很多经济领域也都放开了，唯独文化领域没有，因为它不准入。有人准许，有人不许，大家都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其次，它缺乏本土作品。他说：“乐团演奏贝多芬演奏得再好，也是跟人家的末流。目前演出团体整体质量都太差。还有我们没有形成一批观众，虽说演出市场的大门打开了，但这种开放不是纯粹的市场行为。”
多年的计划经济，赠票已让人司空见惯了。当官员索取几张上千元的票时，难道不是一种腐败吗？虽说不存在行贿问题，但存在索贿行为。在市场经济下，如不解决这个问题，必然是给腐败提供了机会。
《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评论专栏作者薛兆丰，本身也是高雅音乐的发烧友，他认为赠票索票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贿赂：“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可以成为被贿赂的工具，改变这种现象，要采取制度法律的手段，责任不在文化公司方面”。
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