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兰萨拉纪行》读记

《渥太华公民报》记者沛楚在中国实地观察报导“世界新闻自由日──你真的可以欺骗人民”文中记叙：“　火车上，他和同行游伴遇到一名年纪二十出头的女学生，谈起西藏问题，他的同伴建议江泽民应和达赖喇嘛坐下来谈判，女生听了不禁失笑，说：‘西藏人很乐意被中国人解放，达赖是奴隶贩子，他不敢回来，因为西藏人民恨死他了。’”
这条消息让人感到双重悲哀。一是中国的政治舆论的控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二十余年，世界也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但是中国政治控制依然严厉。再，政治控制使人民耳目蔽塞，心智愚钝。政治见解如何且不说，人应该对世界，乃至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有真实的了解。有真实的了解才能有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回顾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其种种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政治控制使人耳目蔽塞，不闻、不知、不解，由此而愚昧狂热。

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反对西藏独立，但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对西藏的事情却少有所知。远的不说，五十年代后，中共进藏、民主改革、藏民的武装抵抗、达赖出走、达兰萨拉、十数万的流亡藏民、西藏人民的渴望和心愿等等，这些事情的真相中国很少有人了解。大多中国人对西藏的概念还是，农奴、喇嘛、叛乱、分裂祖国…。如果中国人对西藏的了解只限于这些简单又简单的政治宣传，那他们就不能谈论西藏的独立与否，他们的意识还只是被宣传控制而已。就中国现在的政治，大陆还不能开放新闻，记者、作家也还不能自由的采访报导西藏，由此中国人也就仍然不能真实地了解西藏。

出于这种境况，茉莉女士编辑了《达兰萨拉纪行》一书。诚如此书前言所说：“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是一些来自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与背景，对西藏问题持有不同观点的海外中国人写的。我们共同的特点是：实地访问过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达兰莎拉，接触了那里的流亡藏人与他们的领袖达赖喇嘛，对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难题的西藏问题，投入了我们的关注与感情。我们共同的理念是：我们认为，在人权重于主权的当代社会，爱国者是那些关心他民族尊严的人。许多复杂的历史问题很难简单结论，我们只能在基本人权问题上明确表示我们的赞成与反对。心存内疚与尊重，我们只想做两族人民之间的友好使者。”

世界各种语言关于西藏的书数量繁多，但由大陆人所著表达独立见解的汉语文本却罕见。就我所知只有王力雄的《天葬》。这样众多的人口，这样古老悠久的文化，关于西藏就只有这点声音吗？如此重大的问题，关涉到近百万人的死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个种族、文明的存亡，半个世纪的苦难流亡，我们表现得这样冷漠、麻木、苍白、渺无音息，近于耻辱。中国的极权控制扼杀了民族的眼界、胸怀、良知、同情、想象和思想。这是中国半个世纪悲惨中最为悲惨的事，是绝不应该的。

好在中国已经开放，中国已有许多的学人、作家、知识分子居住在海外，他们享有大多中国人欲求而还未有的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因此他们就有责任承负国内人尚不能承负的责任。《达兰萨拉纪行》是这样一部书。它弥补了中国人的一个空白。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在此已经四十余年，第一次有出自大陆的学人、记者、作家对之进行采访，并将采访文字集书出版。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它表明，大陆中国除了极权权力之外，还有自由、正义的良心与声音；汉民族也还有眼界、胸怀、思考和公正。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达兰萨拉纪行》的作者都是大陆人，但居住在不同的国家。他们的政治意识不同，对西藏有不同的见解观念。但他们的文字都有一个基点，即善意、公正、客观，富有同情和反省。作者们通过实地采访各种藏人，上至达赖、政府官员，下至普通流亡藏民、僧尼，报导了五、六十年代西藏发生的事情，由中共入藏，达赖、班禅进京，到民主改革，班禅上言，到藏民武装反抗，到达赖流亡达兰萨拉。这是一段悲惨、不义、血腥的历史，使近一百万藏人死亡，整个西藏社会毁坏，一种文明几于灭亡，达赖和十几万藏民集体流亡。作者为汊人，怀有对藏族的深切同情，对中共极权暴力的愤慨和谴责。他们的文字体现了相对中共暴力强权的另一面　　汉民族的理性、和平、仁义和自省的精神。这一段历史，是中共极权暴力所为。清朝、国民党时期，汉藏两族一直和睦相处，唯至中共造成如此惨剧。这是种族的悲剧，但更是政治的悲剧。

西藏有自己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有自己的领袖、居住地域、社会形态、生活方式，乃至服饰、饮食和礼仪。他们要求独立是自然的。国家、种族间的冲突与争夺长此以往，人类的历史血腥残暴。汉人既使不同意他们独立，但他们的命运和处境也还是值得同情尊重。人的价值、命运、处境超越政治、种族、国家。

这即是人权超越主权。这是此书的基本精神。这些作者虽然是汉族，也并不都赞同西藏独立，但他们为藏族的命运悲哀、愧疚，也为他们的精神感动。他们理解西藏的独立要求，主张以民主为前提由藏民族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并呼吁中共与达赖对话，让流亡的藏民及早返回家园。

《达兰萨拉纪行》记叙了藏民流亡的艰辛历程。许多藏民，其中不少是孩子，他们徒步由西藏穿越冰山雪谷，来到达兰萨拉。路途上有些人冻死、病死，有的节肢成为终生残废，有的在边境被抓送入监狱。现在每年由西藏流亡到印度的藏民有两千多。其中许多孩子到达兰萨拉是为了求学，因为中国的学费越来越高，贫苦藏民已经难以负担。对这些作者给予了充份同情和关注，甚至是铭心的痛苦。

作者们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学校、医院、商店、合作社、各居民点。藏民的生活普遍艰苦，但是没有乞丐，也没有犯罪。如一作者所言：“他们没有印度的极度奢华，也没有印度的极度贫穷。”由于有达赖，全民信仰佛教，虽然是流亡，他们生活得平和而满足。这于充满问题的现代世界，近于一个奇迹。西藏流亡政府的组构和工作都遵循民主程序；普遍的义务教育，由小学到大学；达兰萨拉已经是藏文明的中心，两百多所寺庙，一百多所学校；政府官员普遍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完全具有领导管理西藏的能力。四十年的流亡，他们保持了自己的信仰、文化、语言、社群，且而学会了现代民主社会的行政管理。他们不仅获得的全世界同情、帮助，也获得了举世的尊敬。看到这些报导，我想：经过共产党的毁灭性破坏，是谁更落后野蛮呢？在这个世界现在是我们更没有信仰、信义、道德、规范，“今天的中国人既不信主义又不信神明，既不怕法罚也不怕天谴，在商品洪流中巧取豪夺，腐败堕落而不自知。他们将走向何方？又有谁去拯救他们的灵魂？”我们是现代世界的野蛮人。感谢本书的作者，他们看到了藏族的优良之处，看到了我们的欠缺，为之难过愧疚。他们体现了我们残余的文明。西藏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问题，其不仅牵涉政治，同时也广泛地联系的到现代世界各方面的问题。现代经济的发展，世界日益一体化，由此带来了少数族种文化的消失，传统文化的中断；个人主义的发展，导致社会、人与人关系的破裂瓦解；人丧失信仰，归附和内在和谐。人类文明面临新的危机。这些使西藏成为世界关注点，因此西藏潜含着世界文明的问题。《达兰萨拉纪行》通过对流亡藏人社会的观察，尤其是对达赖本人的采访，特别谈到的这些。作者由佛教观点谈到死亡、性、暴力、信仰、社会、人类的前途等等。这本书的内容没有局限于政治。

《达兰萨拉纪行》对汉藏两民族的前途充满忧虑。中国的民主变革遥遥无期，流亡的藏民返归家园遥遥无期，但达赖年事已高，藏族年青一代已经失去耐心，他们准备在达赖去世后从事武装恐怖活动，为争取西藏独立他们将不惜手段。《达兰萨拉纪行》的作者们，出于汉藏两族的和平，希望中国政府趁达赖尚在，接受达赖的主张，和达赖谈判，给予西藏人民自治，让流亡的藏民返回家园。他们是善意的，但并无希望。这是藏族的悲哀，也是汉族的悲哀。悲哀是悲哀，但是让人们真实地知道这些悲哀，这或许就还有意义，起码人们可以把不幸看得清楚。这也就是本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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