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暴行是一次暴民意识的大暴露

作者:遇罗文 发表:2001-09-19 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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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中国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大家都觉得,暴民意识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音)先生对游民现象作了很精辟的分析,他认为游民的特点:第一强烈的反社会性;第二政治斗争中的主动进击精神;第三重视帮派、不重是非;第四失去了角色位置,因此也就没有角色规范。可以说,游民是产生暴民的土壤。暴民,我认为还要加上:无视传统社会的游戏规则,具有强烈的阴暗心理和破坏情绪,绝对不讲人权和人性。中共建政以前,充份利用了游民的力量,所以在建政以后极力宣扬和歌颂农民起义、暴力革命,还有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阶级斗争,49年以来历次的整人运动,没有一次不是充份的反人权反人性的运动,到文革种种暴行是一次暴民意识的大暴露。

如果有人对暴民意识还没有什么感性认识,我今天着重介绍我的一次调查,可以帮助大家对暴民一目了然。许多了解文革的人都知道,在文革中有三个地方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屠杀,一个是北京的大兴县,还有一个湖南韶陵,还有就是广西,广西不仅杀人而且还把人吃了。遇罗克在67年写的《出身论》这篇文章中,他用了一个词叫"连根拔",所谓"连根拔"就是指北京的大兴县,用农民的俗话说就是斩草除根--把所谓的"黑五类分子"不但本人而且还包括他的父母和子女都要杀死。后来报导大兴县事件和死亡人数的,我知道的有八十年代的严家祺、高皋先生《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再后来详细一些的有97年一位叫张连和(音)先生,他在《那个时代人》那本书中写了一篇文章,这本书上下两册,几乎说得都是文革的事,但是出版后没买多少天就被政府宣布为禁书。我有幸在旧货市场上买到两本--封皮撕掉准备做纸浆,然后被人拣回来的。经朋友告知,我才买了一套。

遇罗克有一个愿望:把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暴行编成一本书,以警策后人。但是由于他较早牺牲了,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当年我跟他一起办报纸,不仅仅是他的弟弟,也是他的同事,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去完成他的遗愿。恰巧99年时广东林贤治(音)先生约我写北京大兴县屠杀事件的文章,所以我对大兴县事件作了调查。我调查的时候发现,严先生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介绍当时的死亡人数300多名,最大的有80多岁,小的才出身20几天,这个事实是确实的、真实的,但是那个死亡人数是从8月25日到9月1日那几天所谓"连根拔"的人数,不包括以后其他时间的死亡人数。我做的调查很困难,如果按照中国大陆现在的说法,我的做法也许要被算作"搜集情报罪"--因为在大陆现在谁也分不清什么叫"情报"。

在调查刚开始,我利用官方的渠道,比如到档案馆或查阅报纸,结果发现在档案馆文革的资料都封存起来,根本就不允许查阅,先找到北京市档案馆,又找到大兴县档案馆,也是一样,尤其是关于大兴屠杀事件,找不到任何材料,馆长亲口告诉我这是不人让外人看的。后来我想到从凶手中去调查,我工作的地点离事发的地点很近,但当我要着手去做的时候,那些凶手被告知不接受任何采访,当然凶手本身也不愿意被人采访。好在事发时的一些当事人还活着,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真相。这次调查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有一个小女孩(儿童),暴徒通常是用往地上摔的方式杀死儿童,有时把腿劈开,这个小孩有幸没有被摔死,只是摔晕过去了,赶车的那个贫下中农看到她还有一口气,动了恻隐之心,把小孩藏在车厢底下,想偷偷运到外村去,没有想到这小孩苏醒后一挣扎掉地上了,跟着的暴徒见小孩没死,拿着铁锹就象拍苍蝇一样把小孩拍死了。

我最难忘的,也是所有村民都难忘的,还有这么一件事:在杀人过程中象年轻力壮的死得都比较突然,凶手怕他们报复,就藏在隐蔽处用棍棒打他们的脑袋、或者用铁丝勒脖子、用(电线)电击,但是对那些老人和小孩他们就没有什么顾虑了,有的直接对那些人说你们到那里去该弄死你们了。其中有一个村子活埋人,被埋的有一个老太太,怀抱他的孙子,当土扬起来的的时候,小孙子对奶奶说眯眼睛,奶奶安慰小孙子说,再过些时候就不眯了。……非常凄惨。我说这些事情,许多人听了都很震惊。我奇怪,什么人在这个时候居然还下得了手?我认为,这就是典型的暴民,只有这种暴民才能下得去手。

在与大兴事件发生的同时,刚才王友琴女士讲了有一个叫李文波(音)老人,他被打一直忍着,红卫兵打他的夫人,他夫人是一位非常善良老实、很懦弱的家庭妇女,李文波看到老伴被打实在忍不住了,就拿起菜刀对红卫兵说,你们要是再打我就跟你们拼命,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行凶行为,但是据说红卫兵在夺他菜刀的时候把手划伤了,于是就说是阶级报复事件,这时站在外围的解放军和警察进来--红卫兵打人的时候他们站在一边名曰"维持秩序",实质保护红卫兵行凶--在他们的参与下把李文波老人活活打死了。我认为,更典型的是,几天以后,周恩来在北京一个体育场主持召开了一个万人大会,在会上宣布已经死的李文波和还没有被打死的李文波的夫人死刑。李文波的夫人可以说是一个很无辜的人,她没有任何反抗。

还是同样的借口,当时在崇文区立刻处于红卫兵暴行的恐怖之中,当时打死了很多人,数量绝对是数以千计。我听李文波的儿子告诉我,李文波被打死后,他也被崇文区公安局关押起来,他被关押的第一天,到崇文区(公安局)有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大院子,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第二天给他转到其他监狱的时候,他发现突然间整个大院子都堆满了死尸,有大人,有小孩,这些人都是第一天被打死火葬场来不及烧的死尸,连走路都很困难。

另外,王友琴女士刚才也讲到了,周恩来接见了虐待李文波的那几个红卫兵,还夸奖他们是英雄。明明是杀人的恶魔,还要为自己的暴行找借口,我认为这就是暴民和强权相结合的产物。

我在调查大兴事件的时候,恰好在网络上发现,胡平先生写的一篇纪念遇罗克的文章,提到为遇罗克竖立一个碑。我有一个想法,实际上应该为这些默默无闻的死难冤魂建一个碑!(鼓掌)但是,事实正相反,在中国大陆不但不可能建立碑,相反打死人的现场连痕迹都看不到了。我今天带来了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埋死人的低洼地,当时人们管它叫"万人坑",现在已经被推土机推平了,种了庄稼;还有一口井,当时把人用铡刀铡成两段丢在井里,把井塞满了,但是现在看不到了,井上面已经建了房子。

我觉得还令人气愤的是,当时的杀人凶手--策划杀人行动的当时两位公社干部,一个姓高,一个姓胡--到现在居然还享受了退休人员的待遇。大陆现在下岗人员非常多,我想享受退休待遇,很难!居然这种人还在享受退休待遇。当然,即使惩罚这两个人我也觉得不太公平,因为比他们罪恶更大的,那些杀人恶魔,有的现在还被当局奉若神明崇拜,有的现在还有高官厚禄的实权。

去年出版了一本书叫《苦难的代价》,其中说了这么一件事:有一位长年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干部,很了解文革期间郊区各县的杀人情况,他认为昌平县死的比大兴县要多,但是昌平县死的人比较分散,所以不如大兴那么典型,一般人不知道。我居住的一个村子是昌平的燕丹村,属于北郊农场,村民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在红八月打死人的时候,这个村子没打死人,西边有个村子打死了30个人,北郊农场的干部来指导工作,动员这些村民,就说毛主席说了东风应该压倒西风,西边的村子应该算西风,咱们东边村子应该算东风,他们打死人了,你们怎么没打死人?当天就打死了7个人。可是这位所谓指导工作的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几年以后听说还得到了升迁。

文革到现在已经35年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很可悲的是,只有在这个地方,等于是隔了地球的另一边,而且是在一个与发生文革毫不相关的国家才能举办这种研讨会;在事发地,今天却在大唱文革的歌曲,演文革期间的那种革命样板戏,这实在是我们中国人的不幸!是极大的讽刺。在中国大陆,由于回避文革问题、当权者没有起码的反思,今年3月5日中宣部还发了一个文件;禁止出版界出版写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的作品。所以,我感到中国人更大的不幸是以后可能还要受到暴民意识的毒害,甚至影响到正常的生活。中共政权如果是一个理智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及早的限制暴民意识生存空间,向法制社会靠拢。这个暴民意识无论对当权者还是对老百姓都是有害的,文革当中,许多当权者挨整实际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了,我认为,历史不会原封不动的重演,如果有这种隐患,如果暴民意识在下一次得到大的爆发,受害的当然不会仅仅是所谓的"黑五类",也可能是贪官污吏(对其我们也主张应该受到法律公正的裁判),最终的受害的和受害最大的还是善良的老百姓。

(此文根据遇罗文2001年7月14日在中华学人联谊会举办的"文化大革命35周年研讨会"发言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原题为"遇罗克之死和红卫兵暴力",录音整理:李潇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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